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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9-12 16:35:47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红烈 - 小 + 大
| 一 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及右派知识“精英”掀起了一股反毛、非毛的恶浪，他们肆意丑化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进行妖魔化。其中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对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进行妖魔化，再一个是对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妖魔化。 他们妖魔化大跃进运动，一个重要伎俩就是利用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浮夸风，采用以偏概全的手段，把大跃进中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都说成是浮夸风，而对大跃进中我国经济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却视而不见。其实，大跃进中虽然存在一些浮夸风，但那些都是支流，大跃进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巨大的。况且，我们通过研究历史，已经很清楚了，大跃进中的那些浮夸风，大多数来自当时在党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XX等人，而毛主席则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浮夸风。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34条中指出： “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 走资派及右派知识“精英”肆意否定大跃进，就是用一个指头否定九个指头。 文化大革命是最广泛地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黑暗面、揭露党内走资派、揭露知识界的反动学术权威、揭露官僚主义及一切脱离群众的现象。这样一场运动，是创造性的、是史无前例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错误。 1966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 1975年，毛主席又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但是，毛主席说对文革“要研究不足方面”，决不是要否定文革，这是毫无疑义的。 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者错误，但我们要看到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充分肯定其进步作用。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指出的那样： “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国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因为发生了革命而变成圣人。在这项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真心实意地进行的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骗和愚弄劳动者方面所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学会不要资本家也能进行建设，才能给自己开拓出一条穿越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列宁和毛主席对待群众运动所持的态度，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全面分析的态度。而走资派和右派知识“精英”对文革采取的态度，完全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有时候，他们也会拿出一些所谓的“事实”来攻击文革，例如文革中什么时候哪个地方发生过“打Z抢”，什么时候哪个地方发生过打人、武斗等情况。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现在已经很清楚，在首都北京，文革初期的一些“打Z抢”活动，正是以高干子弟为主要成分的“西纠”、“联动”等反动组织所为，而这些反动组织的暴行在文革中就已经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揭露、所惩办。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又为“西纠”、“联动”进行了“平反”。 退一步说，即使有些武斗现象发生在群众中，我们也要认识到那些现象在当时既不符合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也不成为当时运动的主流。因此，拿出个别事实，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伟大导师列宁曾经指出：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如果所谓事实是支离破碎的和任意抽取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二 我们在这里阐述“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不仅仅为了揭露走资派和右派知识“精英”们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而且要提醒我们当今的广大群众、广大网友，特别是一些“左派”或“毛派”朋友，无论是分析历史问题、还是认识现实问题时，都要学会列宁和毛主席教给我们的思想方法，避免犯主观性、片面性的错误。 毛主席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25条中指出：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无论是当今的广大群众，还是如今的“左派”、“毛派”朋友，他们就好比毛主席说的“好人”，他们在面对新情况、认识新问题时，或许由于自身的马列毛主义水平有限，更由于走资派把持的主流舆论的干扰和欺骗，同样会犯“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错误。因此，我们在这里重申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思想方法、批判片面性，决不是仅仅为了在“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个历史问题上再一次矫正视听，而是为了提醒广大“左派”、“毛派”朋友们，在现实中、在认识新情况时，要擦亮眼睛，杜绝人云亦云的现象。 群众运动，总有主流和支流，总要一分为二地分析。对于群众运动中的一些支流，对于夹杂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错误潮流，是站在整体上全面地进行分析，还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里边，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个层次，是思想方法、分析方法的问题。比较科学、比较高明的思想方法，是着眼于全面分析，决不抓住片面的情况急于下结论。 1958年11月，毛主席在同当时的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同志谈话时指出：“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 毛主席还曾警告我们：“抓了支流，一定栽跟斗。这是现实问题，也是逻辑问题。”（引自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如何正确认识群众运动，还有一层更重要的问题，就是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的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尽管巴黎公社运动在斗争策略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尽管当时的公社社员大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对公社社员们的行为说长道短，而是首先强烈谴责资产阶级对公社的镇压，并大声疾呼：“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马克思于公社运动之后的三个月发表了《法兰西内战》一文，揭穿了反动派对公社的诽谤中伤，为公社伸张正义，捍卫了公社原则，歌颂了公社社员英勇的革命精神，阐明了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 直到20年后的1891年，恩格斯为再版的德文版《法兰西内战》写导言时，才点出了巴黎公社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们还知道，俄国1905年革命是一场针对沙皇的群众运动，其中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当初的群众运动中有很多人迷信和平示威，对沙皇抱有一定幻想；再例如，当初的群众中，有很多人是信奉东正教的，他们以东正教的信条作为其斗争的精神动力，而并非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动力。但是，伟大导师列宁对俄国1905年革命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没有1905年革命的总演习，就不会有1917年的胜利。” 由此可见，革命导师总是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观察群众运动、理解群众运动、支持群众运动，从来不搞片面性，也从来不被反动派对群众运动的污蔑所欺骗。相反，革命导师总是实事求是地分析群众运动，对群众运动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同时对反动派的污蔑和欺骗，及时予以揭露和批判。 我们不是革命导师，但是我们要向革命导师学习。在面临新情况、面临复杂形势的时候，既要学会辩证思想方法，分清主流、支流，更要分清阶级立场，弄清楚自己在为谁撑腰、为谁说话。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列宁曾经指出：“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要一时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 革命导师的这些教导，值得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牢记、汲取、运用。 三 我们把问题再升华一步，上升到哲学理论层面，以便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相关问题的重要性。 1965年12月，毛主席在与浙江省委部分同志谈话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论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批判了折衷主义的思想方法，再一次阐释了“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从而为我们获得全面观察事物、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开辟了道路。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 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这段论述，是毛主席在《矛盾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进一步发挥和阐述，对于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斗争中认识问题、把握战略，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取的，是“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这一重要论断。 1955年7月，毛主席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下过这样一段批语：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毛主席的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的广大群众，对于今天活跃于网上的广大网友，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朋友，是否指明了方向呢？ 只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面对新情况，都能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才能站稳立场，不负“左派”、“毛派”的称号。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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