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6-05 15:38:44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龙哥 鸣蝉 - 小 + 大
5月26日,“一代赌王”何鸿燊去世,在中文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关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很多人如丧考妣,争相缅怀。 何鸿燊是什么样的人呢?毛主席钦定的“二流报纸”人民日报给他的定性是 “爱国企业家”——当然,在企业家前加上“爱国”这个形容词似乎是人民日报的特殊癖好。 除了“爱国企业家”之外,其他媒体还给何鸿燊贴上了“一代传奇”、“热衷慈善”、“白手起家”、“商业奇才”等标签。乍看起来,何老真是一个践行八荣八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品格高尚、贡献卓越的“爱国企业家”,是我们人民学习的好榜样! 然而,事实真相如何呢? “白手起家”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前期,香港各大学停课,学生们参加义勇军抵抗日寇。正在读大三的何鸿燊因此肄业,进入防空警报室充当电话接线生。当时的防空警报室设在何鸿燊叔公何甘棠的公司地窖。因为和日本人的生意往来,何甘棠对日本的行动有所了解,在香港沦陷前一天,即12月24日,何甘棠给何鸿燊引见了日本商人斋藤。随后,知道日本人不会占领澳门的何鸿燊来到澳门,并进入斋藤的公司联昌贸易工作。不过,何鸿燊的自述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是另一个版本--家道中落的富家子弟何鸿燊怀揣10港元以难民身份只身来到澳门,白手起家,最终成为富可敌国的澳门赌王。于是凭借与帝国主义勾结关系逃过一劫的富家子弟创业经历,变成了落魄小子自强不息终创传奇的励志故事。 何鸿燊在联昌公司挣得了他的“第一桶金”后,和永华银号老板一起创办了大美洋行,主营压船生意,在二战中大发横财。1953年,何鸿燊回到香港,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开发了香港太平山(洋人居住区)和湾仔区的民宅,一跃成为当时身价超千万港元的超级富豪。而从1965年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成立至2011年,何鸿燊都出任会长一职。香港回归之初,梁振英曾向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了“八万五”计划(每年香港要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这显然触到了地产大亨们的利益,何鸿燊甚至直接痛责到“八万五衰计,一棍打死班有钱佬,打冧地产市场”,更是直言,“若他(梁振英)日后做特首,我第一个放弃香港……他最憎有钱人,我要返澳门。”如今,被房地产业榨干的香港祸乱频出,而罪魁祸首,说到底,不正是何鸿燊、李嘉诚们吗? 大亨们总是致力于把自己塑造为出身卑微的白手起家者。然而只要扒一扒所谓的白手起家的背后,就会发现这样的事实:他们都是利用其家族的财富积累进行政治寻租,并垄断市场、获得特殊的权力资源,从而取得了较其父辈更大的发展。正如《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中所述:“几百年来的事实指向了四代人的发展顺序: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资本;第二代人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使财富不断扩大……” “慈善赌王” 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殖民澳门几个世纪的葡萄牙政府决定开辟澳门为“恒久的博彩区”。嗅到商机的何鸿燊返回澳门,和霍英东、叶得利组成财团,以比对手多1.7万澳元的316.7万澳元年饷竞得赌场专营权。借着政策的东风,何鸿燊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垄断经营。由于澳门特殊的政治地缘环境(周边地区经济繁荣,同时也厉行禁赌),给澳门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滚滚客源——显然,谁垄断了澳门的赌桌,谁就会是天然的赌王。 在赌场行业,肮脏的、血腥的、见不得光的事情是由黑社会古惑仔来做的。而真正的大佬、教父则隐于幕后,他们不会让自己的手上沾上鲜血。那些飞扬跋扈的所谓黑社会头目,实际上也只不过是教父们的马仔。澳门回归前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是14K,其组织头目是无恶不作的尹国驹。而尹国驹的发家过程,则离不开何鸿的帮助。正是在赌王何鸿燊的“帮助”下,尹国驹得以整合扫平新义安,并掌控所有的博彩中介生意,独霸澳门。澳门回归前的治安一直很乱,直到回归前夕,在大陆的助力下,尹国驹才被澳门警方判刑入狱。有趣的是,2012年尹国驹出狱后,在赌王的地盘上重新开起了赌厅。 赌王垄断澳门博彩业的局面,直到2002年才被打破。不过,除博彩业外,何鸿燊旗下的公司还掌握着港澳交通的命脉。何鸿燊从1962年起开设船务公司,经营港澳间客轮服务,其后二十年间,从香港进出澳门几乎必须经过何鸿燊的物业。澳门的博彩业也确实在打破垄断后取得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得益于内地“自由行”政策的放宽,澳门赌业在2006年超过了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据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数据,2010年澳门博彩业收入同比大增58%,达1883.43亿澳门元(约合235.1亿美元)。有趣的是,从2013年起,随着内地反腐政策力度的加大加强,澳门的博彩业收入也遭遇了大幅下降。 人们常常将黄赌毒并称,除了三者的暴利性质,更重要的是,三者从来都是游离在黑暗边上行业,其中充满着肮脏、血腥和阴暗。而三者也一向有着微妙的联系,就好比色情网站总充满着赌博的广告,而赌场也往往游离在色情的边缘。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在一夜之间一举铲除了黄赌毒产业,并使之在国内绝迹了三十年。即使到今天,黄赌毒在国内仍旧是违法的行为,并在道德上承受着非议和谴责。但是讽刺的是,令无数人家破人亡的赌王却在神舟大地誉满天下,并被官方喉舌钦定为“爱国企业家”,令人啼笑皆非。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一句古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小贼窃钩,被抓住者轻者被打,重者丧命;而对于窃取无数人辛劳的成果、无数人生存机会甚至生命的大盗,却往往富贵一生,并获得无数的鲜花与赞美。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赌博资本家尚且能有这样的待遇,更不用说那些被叫做人民富豪的产业资本家了。不管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如何肮脏、血腥和阴暗,总能被我们的官方喉舌洗的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只要向特定领域撒上两个小钱,就能买来慈善、爱国等一切冠冕堂皇的美誉,接受潮水般的荣誉和赞美——“何鸿燊是澳门历史上,在世时即被用名字冠名道路的第一人。他支持政府在南湾湖进行庞大的填海工程建设,使澳门半岛的面积增加了20%,在南湾湖畔修建的公路被命名为‘何鸿燊博士大马路’。” 建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修一条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路,就以为自己能够万世留名,像石头一样不朽。 “爱国企业家” 被人日钦定为“爱国企业家”的何鸿燊,真的爱国吗? 以爱国之名,谋取自己的利益,在今天已不是稀奇之事。何鸿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寇来的时候,只要还能做生意、进公司,就不必当什么警报声接线员;英国、葡萄牙殖民统治者来了,只要能开发地产、垄断赌场,当个“无冕澳督”,葡萄牙也可以很值得爱。至于据说是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要来了,那得掂量掂量了,还能不能“马照跑”“赌照开”呢?不能的话,自然是挟资跑路,虽说根基在此,也顾及不得了。但事实上,中央政府来了后,不仅赌场照旧开,钱照旧赚,而且还得到了“爱国企业家”的爵位和政治待遇。广阔的内地市场和遍地的贪官污吏,给赌场带来的滚滚的财源。这样的“国家”,有什么理由不爱呢? 在《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里有一句恰当的总结:“亚洲教父的历史是他们像变色龙一样灵活调整他们身份的历史。政治权贵与经济权贵的种族分割需要这个;殖民主义需要这个;最近,对华裔大亨来说,中华的崛起以及它对海外爱国华侨的吸引力需要这个。大亨们早已经习惯于随需而变,‘适应’各种环境和要求。” 总之,这些行为的背后,不是因为“企业家”的血管里流着道德或爱国的血液,只是因为赤裸裸的利益和利润。在利润面前,他们随时准备出卖自己的良心和灵魂。 “人民富豪”也罢,“爱国企业家”也罢,即使再创立一个新词“人民赌王”,也并不能改变其吃人的本质。披上羊皮的狼还是狼,而且是更伪善更凶恶的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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