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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0-05 10:50:46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风雨如 摘录 - 小 + 大
| 1965年8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马尔罗提出：我认为，赫鲁晓夫、柯西金是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在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毛泽东说：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说：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马尔罗问：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是在国内方面。毛泽东说：那就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5年8月11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林彪关于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指示等。下午，继续开会，中央书记处成员也参加。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5年10月10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说：……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不是讲小的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一定要准备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整我们；要准备我们内部出修正主义、法西斯，地富反坏复辟，整贫下中农，那时老百姓不赞成，搞造反。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5年10月12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三五”计划、粮食和财贸问题、党的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国际形势问题讲了话。其间，毛泽东不断插话。……关于党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如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造反，那就吃亏。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5年12月14日，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谈话。毛泽东说：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1月12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3月27日，审阅周恩来、彭真本日下午送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稿。……毛泽东审阅时作以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FAN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此外，毛泽东还在三处“现代修正主义”之前加上了“以苏联领导集团为中心”的定语。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3月28日上午，在上海会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毛泽东说：有一年藏原惟人同志不是问我一国能否建成共产主义吗？我说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因为资产阶级虽然打倒了，并没有死，他们用各种方法腐蚀共产党。我们这个国家有大量的修正主义者，也有大批的教条主义者。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迷信外国的东西，迷信中国的死人和外国的死人，也有外国的活人。我劝你们不要迷信了。你们不要迷信本国的死人同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在内。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3月30日下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央早已作过决议，要搞阶级斗争，写反修文章，培养秀才。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4月14日，审阅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编印的文件《毛主席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收录了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泽东批注：“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4月14日、17日至月底，多次审阅修改周恩来、X小X、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毛泽东前后修改的主要情况如下：……在通知稿的“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之后，加写：“及其他一大批反DANG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在通知稿的“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之后，加写：“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DANG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在通知稿中加写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4月22日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多搞一点，都搞干净不可能，如“四清”一样，清不干净。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5月5日下午五时，在上海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共进晚餐……毛泽东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6月16日，专列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7月8日，写信给江青。信中说：……“中国如发生FAN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1966年10月2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十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这是第一次公开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社论发表后，周恩来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泽东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Counte-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966年11月8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谈到越南进行的土地改革时，毛泽东说：……共产党分土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个是走向社会主义。比如我们国内把土地分给农民，跟你们北方一样组织集体经济。但是，现在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一种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5页 1966年12月21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代表杨力……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1966年12月26日，七十三岁生日。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吃饭，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参加。饭前，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吃饭时，毛泽东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5页 1967年1月14日，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页 1967年1月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5页 1967年2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等……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7页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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