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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11-23 18:34:43 点击： 次 来源：木棉浪潮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法国黄背心三周年：哪里来的运动？（2-2） 3、群众力量 虽然反叛表达了各种各样的不满，但黄背心的抗议程式也有着两大较为固定的主题：社会正义和再造民主。第一个主题主要针对的是税收，黄背心觉得最近的税法变化完全不公平。呼声最大的需求是恢复对富人开征团结税。而购买力问题也很重要。这转写成议题则为要求增加最低工资和最低养老金。有趣的是，黄背心的话语使这一社会问题从传统的对贫困的关注转移到有关不平等的更具爆炸性的讨论。例如，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进步的税收制度，要求取消前总统的终身福利，改革法国的教育系统，使每个班级最多有25名学生，以提升其与其他国家相比极为糟糕的表现。他们还声援最弱势的群体。抗议者最终在1月份汇编了42个要求，其中一个就是要实现“零个无家可归者”——马克龙在当选之前的承诺之一——另一个则要求政府对寻求庇护者提供更好的待遇，包括安全、住房、食物和教育等方面的改善。大多数抗议者并未对移民表现出任何敌意，这与与法国总统的含沙射影完全相反，也反证了意大利内政部长Matteo Salvini对黄背心的希望，后者保证会给黄背心以支持。相反，他们呼吁“真正的融合政治”。当然，这一自我的立场定位并不排除少数参与者对极右翼势力的同情。 另一方面，黄背心毫无保留地谴责法国代议制民主的缺点。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只有不到25％的参与率，而议会连一名工人阶级代表都没有——工人占人民的20％——行政人员和立法部门都谈不上很好地代表人民。此外，在过去的两年里，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制外壳也变得形式上颇为极端，马克龙总是要实施他的“朱庇特风略”，即绕过议会自己决定一切，驳回所有调解。为了反对这种寡头的、主权者只用师长式范畴——向他们解释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治理——来思考他与人民的关系的治理形式，黄背心提出了无领导式集会、平等主义辩论和团结实践。他们最重要的提案是建立全民商讨会，即在没有总统或议会干预的前提下，就公民提出的议题进行全民投票，参照了瑞士和意大利的做法。他们还要求将总统的任期从五年延长到七年，故而议员选举不必紧挨着新一任国家元首的产生，而原来的五年制任期实际上确保了国民议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属于总统所在的政党，并且温顺地遵从他的指令。对于黄背心来说，类似的宪法变更将有助于国家机构“听到人民的歌唱”。当然，许多左翼人士长期以来更为激进，他们迫切要求第六共和国。 黄背心的异质性，他们需求的多样性，尤其是他们在公众舆论方面的成功，最终地使政府方面作出一些不稳定的、矛盾的反应。我们尤其要注意三个时间段。最初，尽管总统本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沉默，但其政府坚持其政策，他们巴望着圣诞假期一来，动员就会逐渐消失。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宣布不会提高最低工资，因为这与减征公司税务的做法不连贯，而燃料税的加征仍要挪用环境保护之名。一些人担心到了“月底(la fin du mois)”，他们留下的东西是否足够糊口，一些人则更关心“世界末日(la fin du monde)”，政府假设这两群人存在着竞争，而政府将站在后者那一边——这不过是些空洞修辞的回响，因为马克龙在杀虫剂、核电站和采掘工业问题上，采用的都是些环境倒退的政策。 然后，随着抗议活动的继续，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派也有一些政客开始呼吁减轻原来的不屑一顾的态度，故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对社会不平等和经济稳定也产生了某种暧昧的影响。燃料税加征被推迟而最终则完全取消。最低工资由国家出资偿付特殊保险费来筹集，而非由雇主来支付，从而将成本转嫁给纳税人。加班费不再要纳税交费——这同与薪酬处于最低水平的员工无关，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付收入税。最低收入的退休人员免征新的附加费，但养老金首次不再同通货膨胀指数相勾连，这会使其实际的价格下降。基本福利待遇没有提高，团结财富税也没有恢复。马克龙将这一系列措施当作一个主要的“社会转向”呈献给我们，但它一没有帮助最不稳定的群体，同时还放过了各色企业和特权者，还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加深赤字，使政府进一步削减了公共服务。 最后，1月13日，面对持续的骚乱，总统宣布举行一场持续三个月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全国大辩论”，企图绕开黄背心并遏制其势头。虽然马克龙的这一举措表明，他已从执政第一年的垂直风格转变为更为横向的治理模式，但许多迹象表明，总统已经操纵了整个论辩过程。引导辩论的四个主题和八十二个问题都是事先决定好的。它们部分对应于已经着手实施的改革——例如，减少议员和参议员的数量——而它们的形式规划也已经预先规定好了可能的回答：“为了减少税收和减少债务，我们首先要削减哪几项公共支出？” 一些黄背心认为至关重要的主题——公民自决，恢复团结财富税，提升人们购买力的举措等——已被先验地排除。有些问题设置则有明显的分而治之的意图，尽管这些问题同抗议者的要求没有任何关系。关于政教分离(la?cité)的问题尤其如此，因为政教分离只是延续了国家将穆斯林少数民族视为眼中钉的做法——“你们对巩固法国国家同宗教关系中的世俗主义原则有什么建议？”——还有移民，这迎合了保守派共和党的兴趣：“你希望议会制定一个关于移民的年度配额吗？” 两位部长控制了论辩的组织，而分析论辩所产生信息的框架则是不透明的。国家公共论辩委员会曾被要求对这一进程作出监督，以确保其透明度和中立性，可是他们的提案并未得到尊重，于是他们决定退出。委员会主席Chantal Jouanno批评论辩缺乏公正性，充满家长式导向。在1月21日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人对马克龙的倡议持积极态度，但有62％的人认为政府不会把这一论辩当回事。同情黄背心的人则更为普遍地持有该悲观态度——79％。 4、压迫之国度 虽然对马克龙和爱德华·菲利普所做的三角测量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但有一个因素自骚乱开始以来一直保持未变：要对抗议者采取极为严厉的镇压措施。根据犯罪学家Fabien Jobard的说法，这几个月因镇压而受伤的人数，比自1968年5月以来几十年的总和还要多。这两个月，警察武器造成的伤亡比过去十年都要多。在没有内政部长公布的数据的情况下，反对国家暴力同盟给出的不完全伤亡统计表明，在1月的第一周，有111人受重伤，这一点已为独立记者David Dufresne所证实。Flash-Ball橡胶颗粒枪和Sting-Ball榴弹这两种防暴装置造成了大部分伤亡，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未曾使用过这些装置。一名八十岁老太被手榴弹击中身亡。三人因橡胶弹射击而昏迷。有四个人被打断了手。十八人失明。受害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头部被击中，导致脑部受伤，而原则上，这类武器只能瞄准躯干和四肢。有一名战地记者，他曾报道过波斯尼亚、阿富汗、利比亚、乍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的诸多战事，此前从未受伤，这次竟然在巴黎首次挂彩了。事实上，包括记者在内的任何拍摄示威游行场面的人，都会受到警察的“特殊关照”。 1月15日，Christophe Castaner宣称他“从未听说过任何警察或宪兵攻击黄背心的事情”。他的矢口否认表明，政府将全力支持执法人员，而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武力手段。五天后，批评者指出“国家撒谎”，政府发言人面临压力，终于承认，国家警务监察局的调查结果显示，前后共有81次警官暴力行为被登记在案。然而，警察不同寻常的野蛮行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普通探员的心理动机；这是近来的国家政策演变的结果。2015年巴黎恐袭发生后，奥朗德宣布法国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于2017年11月1日正式结束，而在10月30日，马克龙于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新的安保法。这部安保法所包括的大部分措施，此前都仅适用于紧急状态，而新安保法尤其扩展了警察的特权，强化了许可制度以禁止示威游行。最初以反恐行动为自己正名的权力如今已成为警方干预乃至控制抗议活动的惯常形式。他们要在建筑物屋顶上安排狙击手——警察工会已证实——他们拥有突击步枪并使用可残肢武器。凡为例外者，皆已成新常态。 5、暴力之景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抗议活动的前六周，国家和国际媒体在如何看待伤亡人员这一问题上，一致保持了沉默。他们未曾报道警察的暴力行为；他们死盯着“乌合之众(crowd)”的暴力不放。电视广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发生在香榭丽舍大街的破坏和抢劫景象。报纸头版把被焚的路障的夜景高高挂起，而社论则着力描述无秩序与混乱。在1月5日的示威活动中，媒体拍到一名前拳击冠军击打警察的场景，警察龟缩在盾牌后面并只受了轻伤。可这却成了好几天的头条，引发了政府、警察工会和媒体专家的愤慨。媒体并未提到，在同一天，有七个人遭到了警察的严重迫害，导致脑部受伤、面部受创或失明。大多数媒体之所以在报道上如此有倾向性，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他们过分依赖当局给出的官方事件版本；有些人则要揣摩他们报社经营者的意思，这些报社老板往往与政府有关系；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只是对黄背心感到蔑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些能够吸引观众的故事和图像。 社会学家Laurent Mucchielli写道，“暴力会产生惊讶/迷狂/排斥性效应，从而阻碍思考”。就此而言，骇人听闻的镜头和危言耸听的叙述可能会使公众忘记，几十年来，法国抗议活动的共同特点正是暴力团体或个人的出场；他们还忘记了的是，从前的农民动乱烧毁了公共建筑，却并未引起如此强烈抗议。某些黄背心的集会招致了暴力事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可是，在12月1日巴黎抗议活动期间，人们更乐于激情谴责黄背心对凯旋门的破坏，而不是马赛市中心一栋破旧建筑倒塌带来的八人死亡， 12月2日，当地居民和黄背心展开了和平示威，以抗议穷人无法摆脱恶劣的住房条件的现实——这就好像是在说，施于国家纪念物的涂鸦“暴力”要比主权当局的致命疏忽的暴力来得更为可耻。马克龙用判决定罪式的口吻宣称，有十人因路障而死亡，但他实际上指的是因车辆试图穿过或绕过路障造成的交通事故而不幸受害的人。 媒体紧盯着少数抗议者和渗透到其队伍内部的骚乱者的暴力行为，同时无视警察的暴行，从而尽职尽责地为事件的官方口径的出台以及针对抗议活动的暴力治安战的正名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12月5日，政府宣称抗议者准备袭击首都，并进行“毁灭与杀戮”。一名黄马甲参与者沮丧地在Facebook的电视直播上倾诉：“巴黎歌剧院附近只有成千上万平心静气的黄背心——可你，你会展示这些图像吗？”黄背心对大多数媒体的亲政府倾向及他们的偏见颇为不满，以故，他们经常在抗议活动中表现出对记者的敌意，有时甚至会袭击他们，他们宁愿依赖社交媒体和其他新闻网站，尽管其中既有有用的信息，也有fake news。 讽刺的是，正是受群众指控，不遗余力地诋毁黄背心并歪曲他们的抗议活动的媒体助了黄背心一臂之力，为他们的运动添注了宣传的酸素。如果媒体没有从一开始就对他们进行广泛报道，他们也不太可能获得如此特别的公众关注。毕竟，近年来其他的活动动员人们走上街头，却没有引起太大的公众兴趣，从表面上看，抗议燃料税加征并不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话题。黄背心不同以往之处在于，他们提供了暴力的景观。这是另一个需要加以强调的悖论。正是描绘抗议者的负面形象地的图像和叙述，助他们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这不是单纯出于运气。故意选择象征性场所和纪念物，以之为群众表演的舞台。由于在12月1日的第三次示威时涌现的破坏和抢劫主要发生在法国有名的首都，抗议从而成为了全球现象，各种政治光谱都对此表达了支持性评价，从右翼的萨尔维尼到左翼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它还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类似的动员，从比利时一直到台湾；在埃及，一名律师因张贴自己身穿黄背心的照片而被送进了监狱。法国政府现在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件事。大多数人虽然不赞成“群氓”的过分行为，但还是对动员保持同情，人们似乎认为，抗议者的身体暴力是对社会的结构性暴力的一种可理解的——不说它是正当的——回应。 6、感知与不定 因为黄背心动员才开始不久，我们也很难得出关于其意义和未来的明确结论。尽管经常有人觉得该运动自成一体，可事实上，过去十年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动员也恰可与之相较。毫无疑问它们有相似之处：针对购买力下降和代议制民主功能失调的愤慨；抗议者的社会政治异质性，既有不稳定的工人也有新近转入激进的人，尤其是女性；占领公共空间和利用社交媒体；至少在运动的早期阶段缺乏领导者和正式结构。然而，有两个因素可能会使法国的案例与众不同：人们对总统的愤怒，他已经成为了傲慢专制的新自由主义的象征；以及法国历史上反对社会国家(social state)的斗争，而这仍然是集体想象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确认这些假设。但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是颇有底气的，即黄背心的动员构成了一场事件（这个范畴有深刻的意义）——这一时刻为前后相继的事物的线性进程划下了暂时的断裂。对社会不公正和民主实践的质疑当然不是新鲜事，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质疑却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共鸣（至少广义上的工人阶级做出了共鸣）。它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有趣的影响。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会如此迅速地对动荡的事件做出回应，因为这需要冒投射自己的欲望和期望的风险，却有助于集体活力。运动开始仅仅两个月，主要出版商就已将三本由多名作者共同撰写的著作付梓。知识界的泡腾可谓是一个信号。 因此，社会各界争论的激增也是如此。并非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保守派对黄背心不屑一顾或颇感怀疑，而大多数进步人士则对他们解放业已瘫痪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可能性颇为着迷，纵然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了运动中的张力和矛盾。可以认为，黄背心声称自己为人民并挑战精英的合法性的做法，是将自己置于民粹主义传统中。然而，民粹主义并非一体同心的。尚无人知晓这一运动的形式是否会演变得愈发清晰，但它至少提醒了法国的政客们，这世上存在着一类已经从他们的词典中消失的群体：群众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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