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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前30年,毛主席怎样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间:2018-08-12 08:33:21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 - 小 + 大

共和国前30年,毛主席怎样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政策基础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
十几天之后,毛主席在西柏坡向斯大林秘密特派代表米高扬阐述未来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明确了中共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须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于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的决定。”  
     1957年4月28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明确宣布:“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 1974年周总理在病中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重申对香港采取特殊的政策,并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 
     1955年5月13日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和1956年1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了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他们寄希望于台湾方面的人士能站在爱国的立场上,放弃以往成见促成国家统一。许多著名人士主动提出愿在国共两党间斡旋,推进和平统一。
        毛主席在会见这些朋友时提出了更为具体和可操作性方针政策。内容是: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归;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双方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台湾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 
   1960年5月22日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要等待,台湾的解放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为贯彻这个总方针,中央还提出了四点当时相当惊人的意见以促进时机逐步成熟:
  (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
  (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以上两条显示出中央允许台湾的军队继续存在)
  (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同意后进行;
  (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三年以后,毛主席把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构想,通过周总理出面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加以转达并又进一步作了些说明。周总理在请张、傅二人写信时,还亲自把毛主席的构想简明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
        四目”即(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并在信中表示,这些意见是中国政府的,今后,即便我们个人的政府职务变更,但上述的政府对台政策却是永不改变的。  
        可以看出,共和国前30年解决港澳台统一问题的政策已经比较完备,出台了“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和“一纲四目”等政策,为统一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2.外交基础 
        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便开始为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采取外交行动。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关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亦于1972年3月为此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申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执行主权的问题,而完全不是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的问题,更不是使其获得独立的问题。”     
    1972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案,将香港和澳门于殖民地名单剔除,此举为中国和平解决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制造了有利的条件。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一批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将持续执政42年的极右政权推翻,新政府开始民主化进程。当时的葡萄牙新政府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领土。  
      1974年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首相希思的说:“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开始,毛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用炮击金门的方式向世界宣示,中国的内战尚未结束,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及之后的建交热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有台湾参加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奥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参加。  
  1972年2月28日 ,《上海公报》发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而正式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原则和“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可见,共和国前30年已经基本上通过外交在世界范围内确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确认了香港、澳门的回归,为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外交基础。 
 
3.实力基础
       统一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大陆有没有相应的国力。众所周知,共和国前30年,中国取得了“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巨大成就, 成为中美苏大三角之一,这里我就不细说了。我想着重说一下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发展状况。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有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有没有妓女?” 周总理回答:“有,在中国的台湾省”。甚至台湾自己也承认“台湾色情业,无论种类还是数量,居世界之首”。香港的黑社会和澳门的赌博更是世界知名,和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试想,一个黄赌毒泛滥,黑恶势力横行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大陆有导弹,台湾有肉弹;大陆有卫星,台湾有歌星”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有人胡说香港、澳门和台湾人均GDP是大陆的多少倍,最夸张的甚至到了100倍。其实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1976年大陆人均GDP是410美元,台湾人均GDP 1000美元,台湾是大陆的2.5倍。应该说,美国把持的世界银行没有任何理由抬高大陆贬低台湾,真实情况大陆与台湾差距只会更小。
       另外,我们不要忘记以下几个事实:首先,台湾的物价远远高于大陆,特别是食品、住房等基本消费品,保守估计也是大陆的4至5倍;其次,台湾贫富差距很大,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台湾人民实际收入还应该扣除这一部分;最后,大陆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养老制度,台湾社会保障远远不如大陆。
        综合这些方面考虑,台湾生活水平显然不及大陆。当时,很多外国学者来中国大陆访问,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也到过香港、澳门和台湾。这些访问的学者绝大多数对中国大陆赞不绝口,却没有人说中国大陆不如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这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一些人总是拿少数人往香港、澳门跑说事,可是他们却只字不提澳门“一二•三事件”和香港六七反英抗暴等香港、澳门学习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下文还要详细介绍),试问,如果当时中国大陆不如香港、澳门,香港、澳门那么多群众学大陆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另外,当时不少美国、西欧和日本群众也想往中国大陆跑,是不是说明当时中国大陆比美国、西欧和日本生活水平高?  
       总之,共和国前30年,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中国基本具备了统一的实力,也使港澳台同胞心向统一,为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实力基础。  

4.群众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的巨大成就引起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人民的羡慕,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人民的热烈响应,爆发了一系列拥护中央,拥护统一的群众运动,为统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下面择要介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澳门左派力量迅速发展,赢得了广泛支持。氹仔坊众因办学需扩充校舍,依惯例在等候动工许可的同时,先行搭棚施工。11月15日,海岛市行政局代局长晏德地派出警察加以阻止,惟工人不听劝阻,于是晏德地又派出一批警员前往劝止,双方发生冲突由此而生,造成24人受伤,并拘捕在场采访的1名《澳门日报》记者。11月18日,氹仔居民提出5项要求,包括惩凶、不要阻挠办学、伤者获得赔偿、撤销入狱20天之判案,并保证以后不再有同样事情发生。11月22日,澳门左派社团代表举行座谈会,谴责事件,并威胁“要进行斗争”。
  12月3日中午12时许,总督府门前终后发生冲突。警察先使用警棍,後出动防暴水车,试图驱散示威人士。4时半左右,群众沿龙嵩街前往警厅,遭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造成两人死亡。警方又出动防暴车驶往市政厅前,扫射水喉,驱赶示威人士。总督随後颁令戒严并实行宵禁。由於戒严紧急,许多居民并无心理准备,其后几天又有数人在街上遭乱枪射杀,一名居民甚至因伸首窗外观望被流弹击中。据官方统计,共有8人被打死,212人受伤,坊间则称有11人被打死。   
  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奉命对澳门葡萄牙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和4项要求,包括立即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提出的要求,向中国赔礼、道歉,严惩主要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允许中国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同一天,在澳门的左派社团也向嘉乐庇总督致抗议书,提出类似要求,并“立即向澳门同胞当面认罪和具签认罪书,同时将认罪书在报章和电台公布,并保证今后不得再有任何迫害澳门中国同胞的事件发生。”  
   澳门政府于1967年1月2日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禁止悬挂被视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旗帜、徽章、标志等。”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澳门设置或支持的机构和团体,接著也被查封。
   1月27日,澳门政府发表声明,对“此次事件的死难者遗属、受伤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种损失的受害者,以及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并表示深切的歉意。”,又“全部接受澳门中国居民代表所提的6项要求”,承担死难者的全部丧葬费和抚恤费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损失,共计澳门币2,058,424元。  1月28日下午 ,总督嘉乐庇到澳门中华总商会礼堂,签署《澳门政府对华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议书的答覆》。“一二•三事件”至此方告一段落。  
     “一二•三事件”令葡萄牙在澳门的管治威信丧失,也导致中央人民政府的势力实际控制澳门,令国民政府在澳门的势力被完全肃清,为澳门回归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香港左派力量也迅速发展起来。1967年5月,位于九龙新蒲岗的新浦岗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 5月6日 包围厂房的劳方与镇压的警察冲突,21名工人被警方逮捕,多名工人受伤,工会代表前往警署亦被扣押。翌日,工人与其他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示威者仿照中国大陆文革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喊共产党口号。警方施放催泪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拘捕127人。当晚政府宣布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九龙宵禁。之后北京报纸称“港英政府行为是民族迫害,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月15日,北京外交部向英国代办提出抗议,并发动北京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门外示威。部分群众更于当晚冲进代办的住所和办公室。香港左派报章报导北京支持的消息,由左派学校学生在街头向路人派发;中国银行亦在中环总行的屋顶装上扬声器,进行革命宣传。
    5月16日,香港的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出任主任。斗委会随即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各亲共团体数百人,手持毛主席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
   5月21日,暴动蔓延至中环。22日,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167人被捕。暴动的工人及学生以左派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出动示威,袭击警察及仍然行驶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场以催泪弹、警棍等驱散后,示威群众即迅速撤回据点,令警察疲于奔命。
  7 月8日,约百名大陆民兵在沙头角与香港的警察枪战。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论。 
   8月4日,英国出动访港英军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从天台降落,上下夹攻左派在北角的据点、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大型国货公司华丰百货所在的侨冠大厦。警方在大厦内除搜出各式炸弹武器外,还发现有设备完善、包括有手术室的战地医院。根据紧急法令,警方封闭多间左派学校及左派报社;同时大举逮捕左派人士。 
     六七反英抗暴是香港历史很重要一页。虽然六七反英抗暴最后失败了,但是抗暴反映了香港人民大众拥护中央,拥护统一的热情,拉近了香港群众与大陆的距离,为香港回归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其中,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各被判徒刑10年。陈映真被捕时亦为《文季季刊》的编辑委员,季刊相关文人黄春明、尉天聪也遭到牵连,因而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季事件”。 “民主台湾联盟”事件表明,尽管台湾当局采取了法西斯高压政策,台湾人民拥护统一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统一在台湾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总之,共和国前30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出台了“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和“一纲四目”等政策,确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香港、澳门的回归,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中国基本具备了统一的实力,也使港澳台同胞心向统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人民的热烈响应,爆发了一系列拥护中央,拥护统一的群众运动,这一切为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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