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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2-02 15:14:59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建国以后毛主席都读了哪些书？ 新中国成立后，告别了戎马倥偬，毛泽东的阅读范围更广了，阅读心态更为从容，阅读目的也更多样了。阅读成为他重要的工作内容和领导方式，是他思考探索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必要途径，也是他密切人际交流、传达文化素养、抒发个性情怀的重要渠道。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菊香书屋，是名副其实的书房。外出视察，也总要带上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一大批书籍，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把这批书目记在了登记本上。 这份书单，仿佛是一张“精神地图”，布满毛泽东想要去探寻的地方。他建国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这份书单中，有19种马列经典，包括《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这些经典，乃毛泽东建国前后常读之作。最早接触《资本论》，应当是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的时候，他那时多次向读者推荐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资本论》，当然未必是通读。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还起了一个标题，叫“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 关于《国家与革命》，毛泽东早在1926年给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课时，就引用过该书的论述。目前保留下来的一本毛泽东读过的《国家与革命》里面，写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读”“内战前夕”等字样，上面有很多圈画。1958年，新版《国家与革命》出版之后，他又认真阅读，在书中论述国家消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等处，密密麻麻画着几种符号，有竖直线、曲线、大圈套着小圈，以示极为重要。在论述有关国家与民主、平等的关系等处，圈画尤多。——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和《艺术论》、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大众哲学》等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的书籍。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这两本书，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读得比较熟，在前书上写下不少批语，把后书列为中央研究组的学习读本。1959年这份书单中写的“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可能是指这两本书中的一本，或其中一本在此后的修订本。河上肇常常修订自己著作的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1960年6月21日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他曾谈到：“你们日本有个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之一。河上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依据苏联教材，并且还请来一些苏联专家教学，口号是“向苏联专家学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派来中国的苏联哲学专家开始撤离回国，中苏关系破裂在即，既有的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难适应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对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一直存有心结，由此推动胡绳、艾思奇主持编写了一部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61年夏天，就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备定稿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约李达到庐山谈话，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说：“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李达接受这个建议，修改《社会学大纲》，改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于1965年印出上册，供内部讨论。毛泽东收到书稿，又是一番阅读，还写下批语。——在这份书单中，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外，只列学科未列作者和书名的，有“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书名的，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 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研读西方哲学书籍，毛泽东有一个深切感受，即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总是反映和支持着各国的现实需要。 对这个感受，他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有过表述：“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虽然都是唯物论，但为了服务于现实政治，必须延伸出“各自特点”。没有对西方近代各国哲学的了解，不会有这样具体的认识。——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赵纪彬的《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述，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这方面有代表性和影响广泛的专著，大都读过，且多有自己的看法。 20世纪初，殷墟甲骨的发现、搜集、保存、考释，开启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业。”这中间，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的贡献很大。毛泽东比较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爱读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校点注释古籍之难，他随口说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时，写过‘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为躲避蒋介石的通缉亡命日本，研究甲骨文、青铜器和金文，成就卓然。但有国不能回，心境不好，遂在其《金文丛考》一书的前面题写了让毛泽东记忆深刻的这几句话。前两句指屈原受贬在逆境中写《离骚》，中间两句指韩非被秦国囚禁，在逆境中写出两篇传世论著，后四句是郭沫若自述，表达自己做金文考古研究，实际上是表达“自励坚贞”的爱国心志。研究古代文史，向来有“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毛泽东读郭沫若《金文丛考》等考古和历史论著，对作者表达心境的这几句话印象如此深刻，大体也是如此。 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也注重“知人论世”。冯友兰1959年出版思想自传《四十年的回顾》，详述其写作《中国哲学史》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当即找来阅读，发表的感想是：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讲了他开始相信柏格森，以后相信实用主义，然后又转到新实在论，自称《中国哲学史》“为当时斗争中的唯心史观张目”。冯友兰“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在这份书单中，笼统开列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技术科学方面“讲透平、锅炉”，具体指什么书，不得而知。像《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苏联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类科普读物，毛泽东是读过的。此外，1958年秋天，张治中陪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看到他在读一本《冶金学》，很奇怪，问为什么读这样的书，得到的回答是：要广收博览。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来读。 据记录这份书单的逄先知回忆，1951年，毛泽东同周世钊等人说：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的时间来专门读，可惜现在不现实了。虽不能专门去学自然科学，但此志未消。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专门讲到：“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中国科学家的论著，毛泽东读过李四光《地质力学概论》，竺可桢《历史时期气候的波动》《物候学》，席泽宗《宇宙论的现状》等。读了华罗庚《统筹方法平话》，支持他到各地推广“优选法”。对古代的医学著作如张仲景《伤寒论》、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发表过一些评论。毛泽东还读过一些外国自然科技方面的书，诸如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法国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论》、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在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要求领导干部们读一读《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为什么会增长”。还说：《土壤学》提出农、林、牧三业的发展经结合起来，我是赞成的。——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佛教经典。 就在开列这个书单10天前，毛泽东约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对他讲：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道教、基督教，那可不好。几百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还说：梁启超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在书中论述佛教华严宗的地方，写下大段批语。 可以确证的是，《金刚经》和《六祖坛经》这两部佛教经典，毛泽东读得较熟。1958年6月30日会见柬埔寨佛教代表团，他和陪同的赵朴初讨论了《金刚经》中“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种“奇怪的语言”。1959年10月22日同十世班禅大师谈话，他提出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对大乘佛教的传播“有功劳”，进而认为，“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1961年1月再次同班禅大师谈到，“《金刚经》很值得一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对他讲：我读过禅宗的书，叫《六祖坛经》，这位禅宗六祖叫惠能，河北人，他父亲在河北犯了罪，充军到广东，他就发展为禅宗。曹洞宗，一个曹溪，一个洞山，是绝对唯心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回忆：“毛主席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即惠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书单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指严复翻译的耶方斯《名学浅说》和穆勒《穆勒名学》，是毛泽东1912年自学时就读过的。1959年，他提议把中国近些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和近数十年的逻辑学专著，不管内容如何，都汇编出来。中央编译局姜椿芳等人负责编《逻辑学论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挑选和编辑逻辑学专著。1959年7月，毛泽东审阅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论文篇目，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表示，“是用了功的”，还嘱：“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这本论文集收录了1953年以来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150篇，分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则从解放前出版的逻辑学专著中，选出11本，出了一套“逻辑丛刊”。其中包括耶方斯《名学浅说》和穆勒《穆勒名学》，还有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的《逻辑》、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 章士钊《逻辑指要》入选“逻辑丛刊”，与毛泽东推荐有关。在建国初期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章士钊，听说你出版过一本逻辑学著作，能给我看看吗?章士钊回答，这是在重庆时期写的，立场有问题，给你看岂不是对你的侮辱?毛泽东说，这是学问上的事。章士钊遂将《逻辑指要》送给他读。三个月后，毛泽东约谈：我通读一遍，多年来我读这类著述甚多，许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你的书却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这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应该把它印出来，为今日参考。章士钊此后在用文言文写的重印《逻辑指要》序言稿里，记述了上面这段毛泽东关注和阅读此书的过程。 故事还没有完。章士钊对《逻辑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删补，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1959年6月7日给他写信：“实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大概觉得章士钊在序言中屡屡提到“毛公”关注该书的情况，不甚妥当，毛泽东遂提笔代章士钊另写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讲：近年以来，关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从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看出毛泽东对逻辑学研究的关注之深，对章士钊这类文士呵护之诚。章士钊后来正式写的“重印说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内容。 人们把阅读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泽东博览群书，更像是一个几乎要游遍知识世界各个角落的“游子”。 但每个游子的心底，毕竟都藏着一个“故乡”。“故乡”是出发点，也是行程的归宿。毛泽东建国后阅读世界的“故乡”，既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担负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领导使命和目标追求，以及沿路碰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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