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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共产党人,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

时间:2019-09-10 15:24:50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旗帜中流评论员 - 小 + 大

伟人毛泽东曾经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成了惊天动地的伟业——推F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尽管这个事业是由千百万革命先烈和亿万人民共同完成的,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当时的中国革命很有可能像当时其他一些国家的革命事业一样,暂时归于失败。这一点,是一些党内走资派也不得不承认的。

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要论同敌人斗智斗勇,恐怕谁也比不过伟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曾传为佳话。同时,毛泽东作为军事理论家,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军事著作,记下了他高超的斗争智慧。

例如,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曾引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所记载的宋襄公在宋楚泓水之战中不肯在楚军半渡时而击、结果被楚军打败的错误,来说明“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这一问题。他指出:

“‘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毛泽东虽然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战略家,虽然对敌人“用兵真如神”,但毛泽东对革命队伍内部、即使对待犯错误的人,始终恪守“治病救人”的原则,他与别人从来只有“主义之争”,在人民内部从来只搞“阳谋”。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伟人。

可是,党内某些反对毛泽东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拼凑实力,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意志得到贯彻,就把用来对付敌人的“声东击西”、“兵不厌诈”那一套也用来对付同志。这是毛泽东开创的伟大事业在后来遭受巨大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后人痛定思痛。

《旧唐书》卷八十二中有一篇《李义府传》。毛泽东在读这篇传记时,给李义府的评语是:“笑里藏刀李义府。”李义府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任中书令,他曾极力推动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史书记载,李义府此人品质极差,经常暗中陷害别人,但表面上跟人说话,总是笑呵呵的,实际上十分阴险。李义府掌权后,谁如果跟他稍有不一致,他便暗中设计加害,表面上又笑脸相迎,当时很多人背地里称其为“李猫”。

《旧唐书》卷九十《杨再思传》,毛泽东读后写下的批注是:“杨再思佞人。”“佞(nìng)”意为巧言谄媚,“佞人”指有口才而不正派的人。杨再思在武则天时期升为宰相,专靠逢迎武则天而青云直上。他不仅善于揣度武则天的好恶,而且对武则天的宠幸张昌宗也倍加阿谀奉承。当时,同朝的左补阙戴令作了一首诗题为《两脚狐》,讥讽杨再思。杨再思一怒之下,将戴令贬官。

毛泽东讨厌李义府和杨再思,并非因为他不赞成武则天。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晚年在同孟锦云探讨《资治通鉴》一书时,曾经说过:“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样治得下去?我就不信。”(参见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由上述批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李义府和杨再思这样的人嗤之以鼻的原因,是他不喜欢两面三刀、表里不一的人。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党内一些高级干部作风不正派、搞阴谋诡计,曾表现出极大的愤怒。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先后出现高岗、饶漱石集团、彭德怀集团、刘邓集团、林彪集团试图在党内搞分裂的问题。回顾相关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集团及其首要人物与毛泽东发生分歧时,既有政治路线分歧,又因为他们采取了一些不够光明正大的做法,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判。

1955年,毛泽东针对高岗集团的问题,就曾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1970年,毛泽东又警告林彪集团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再拿邓XX举例来说,从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对邓既有批评、又有分析,从未彻底否定,历来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希望他改正错误。但是,邓XX却阳奉阴违,毛泽东在世时表示“永不F案”,骗得毛泽东的原谅重新工作后,又背地里搞出一个《论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假惺惺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意在贬低文革,为有朝一日否定文革做舆论准备。且不论文革与反文革之间的路线分歧,单说邓XX搞这一套的具体方式,正如毛泽东当时及时指出的那样:“小P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W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不事先请示党中央、国W院和毛主席,违反程序,足见其是在搞阴谋。

另外,毛泽东还就邓XX的工作作风,点出了邓XX的个人品质问题。毛泽东说:“小P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从邓XX一系列前后不一、阳奉阴违的做法,毛泽东明确认识到,邓XX在政治路线上其实并不想回心转意,“说是‘永不F案’,靠不住啊”。

毛泽东逝世后,邓XX果然“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为了在广大中国人民面前蒙混过关,即使在否定毛泽东的时候,邓XX又假惺惺地声称“天an门城楼的毛主席像要继续挂下去”,还煞有介事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真可谓“说一套,做一套”、“声东击西”。

1973年,毛泽东让邓XX重新出来工作,完全是践行毛泽东自己曾经提出过的一条原则,即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当然,毛泽东在阐述上述原则时又多说了半句:“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就是说,要防止一些人为了往上爬而表面上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其实是口是心非。只可惜,毛泽东后面这半句话不幸应验了。

那么,怎样提防这种口是心非的阴谋家呢?

首先,这些阴谋家都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靠拉马列大旗作为他们的虎皮的。这样,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以防止上当受骗。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一伙鼓吹所谓“天才论”,还印发“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语录”,意在表明“天才论”的版权在革命导师,妄图以此压人。毛泽东敏锐看穿了他们的用心,在会上提出要学好马列著作、区分真假马列主义。他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1959年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情况,“改K”以后的主流舆论说,仅仅是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大跃进提了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然而,真实情况是,彭德怀纠集一些人在庐山中央全会期间多次背地里召开小会,不仅对大跃进发牢骚,而且还恶毒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专横独断”、“到了斯大林晚年”、“不给民主自由”、“有些像铁托”,而且“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还说毛泽东“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还说“所有的人在毛主席面前都不敢讲话了”等等。试问,这是光明磊落的表现吗?

1959年8月15日,毛泽东向庐山会议全体与会同志批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一材料,启发大家正确对待大跃进,全面衡量其优缺点。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毛主席在这里,用马克思、列宁评价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言论,有力地回击了彭德怀这些“头号的马列主义者”。

其次,要坚定地跟群众站在一起,永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给敌人以错觉和不意,使其丧失优势和主动”这一问题时还指出:

“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周旋时,需要依靠民众。那么,在对付革命队伍内部的阴谋家时,是不是也需要依靠群众呢?

1968年,毛泽东召见文革时期首都高校“五大学生领袖”时,韩爱晶提了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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