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17 11:01:25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学习毛主席,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 2019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中国横蛮挑起贸易战同时,又悍然打起科技战,妄图全力遏制中国。不难预料,中美两国这种尖锐的斗争将是持久的,曲折的,激烈的。此时此刻,重温和学习毛主席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的有关论述,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科技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毛主席高度重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了改变中国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使中国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就曾尖锐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建国前夕,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就庄严地昭告世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文集》第5册,第345页)如果不打好科技之仗,不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又岂能“以一个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向全党宣告,我国在社会主义确定之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他说: “我们进入了这样的新时期,就是我们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钻社会主义主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历史新时期。”(《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页)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规划》后明确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并特别强调必须“加强理论的研究。”他说:“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毛泽东年谱》第5册,第294页) 因之,毛主席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提出全党要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科学和技术上来,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技术革命的任务。他说: 我们的革命是不断的,过去革命的重点是夺取全国政权,变革生产关系,“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从今年起,我们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打好科技之仗。(《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351页) 二、打好科学之仗的理性认知 毛主席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有其深刻的理性认知,别人难以望其项背。 第一,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 毛主席深刻总结了中华民族近百年屈辱史的历史教训,经济科技落后,就难免不被挨打。 早在1954年9月18日,毛主席《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时就指出,我国经济、科技“都不行”,帝国主义就来欺侮我们。他说: “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侮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但他们对我们的估计有一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7页) 1963年9月上旬,他审阅修改九月六日送审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加了如下一段名言: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算起,到二十世纪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上还存在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解决至少还须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几十年内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地落后于帝国主义的状态,挨打是不可改避免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第258-259页) 毛泽东的这种认知,真可谓入木三分,既发人猛醒,又催人奋进,不打好科技之仗怎行呢? 第二,从我国的国情特点来看。 毛主席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并且必须打好”也是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 毛主席早就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国后,他一直是把中国的国情特点概括为“一穷二白”。 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不无伤感地讲到我国经济落后残酷的现实: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壸,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阐明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一穷二白”。他说: “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44页) 从这样的国情特点出发,全党全国人民理所当然地要努力改变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的状况,就“必须打好”科技之仗,这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否则,岂不是甘居于“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第三,从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看。 毛主席坚信,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之,他反复指明,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是非靠科学和技术不行。 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页) 而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不打好科技之仗是不行的。他在1963年12月16日是这么说的: “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文集》第8卷,第351页) 第四,从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看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社会实践既是人的正确认识的唯一来源,又是检验人的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而所谓社会实践又是什么呢? 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实践概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他1963年5月说过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99-300页) 在这里,毛主席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名之曰人类的“三项基本实践”。 1963年5月9日,他又进一步把这三项“基本实践”升华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他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文稿》第10册,第293页) 这就指明了“科学实验”是人类三项“基本实践”,乃至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一项。如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样,科学实践既是人的认识的源泉,又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人们通过科学实践认识自然现象、自然规律,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获得自然科学知识。而“生产斗争”也离不开科学和技术。 这就从认识论的哲理阐明了科学技术这一仗非打好不可。 可见,在毛主席那里,科学技术这一仗必须打好,是有其深刻理性认知的。既是对中国一百年来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又是从中国国情特点出发的战略必然,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 这些年来“公知精英”喋喋不休诬谓毛主席不重视科技,不过是颠倒黑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三、打好科技仗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毛主席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还真说到做到了。他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又是什么呢? 首先是,把“科学的现代化”定位为“四个现代化”之一的宏伟目标,突出了打好科技仗的战略地位。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毛主席提出在新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宏伟战略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就一个“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早在1954年6月14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 这里的“总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的机械化。 毛主席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实现“三个现代化”。他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 这里提出的“三个现代化”,就有一个科学文化的现代化。 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完整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文集》第8卷,第116页) 这个“四个现代化”,经1964年1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三次大会确认,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宏伟战略目标。 毛主席和党中央进而揭明了“四个现代化”之间是辩证的统一,互相制约,相辅相成。这就是毛主席反复说的: 工业是主导,农业为基础,国防是保障,而科学技术则是关键。 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集体在上海市科学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重申:“我们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76页) 这样,毛主席、党中央就把实现“科学的现代化”置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宏伟战略目标,并揭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打好科学技术仗,实现科学现代化的战略地位,也就“至高无上”了。这就理所当然地使打好科学技术之仗成了全党的工作重点,就能集中力量,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956年1月,中国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57项重点研究任务,并确定其中的6项作为国家当时急需的的项目。这就是:⑴原子能;⑵导弹;⑶电子计算机;⑷半导体;⑸无线电电子学;⑹自动化技术。这就是全国打好科技术之仗的战略重点指明了方向。 其次是,打好科技仗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方针。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论揭明了世界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历史唯物论揭明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据此,毛主席提出,我国打好科技仗,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就如同革命和建设一样,要把立足点放到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这就是逻辑的必然。必须“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核心技术,使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则,就一定受制于人,危险得很。 那种以为西方世界的尖端科技、核心技术是“买”得到的,或是以市场“換”得来的,乃不切实际的天真的幻想。 1956年1月19日,毛主席在《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响亮地提出,中国不仅政治上要独立,而且经济上要独立,科学上也要独立。他说:我国现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精密装备要从外国进口,我们自己不能制造,在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要独立,科学上要独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册,第515页) 毛主席还尖锐指出:如果在经济上、科学上不独立,依赖外国,那就“危险得很”。这就是毛主席1960年初深刻指出的:“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文集》第8卷,128、129页) 但在毛泽东思想里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同争取外援是辩证的统一,丝毫不是什么“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他极力提倡,要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包括科学和技术,反对关门主义, 1956年4月25,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一章里就振聋发聩地提出: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就是要把戏台子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文集》第7卷,第41、43页) 1956年8月28日,毛主席在“八大”政治报告的批语中指出: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向苏联和一切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学习科学和技术。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也是完全错误的。(《文稿》第6册,第148页) 1958年,毛主席又进一步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这辅的战略,升华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高度。这就是他在“二五”计划的批语中指出的: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同上书,第380页)并指明:“在与自然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他们的技术必须学,“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文集》第8卷,第71、72页)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毛主席的这种战略方针高瞻远瞩,重要至极!, 当年,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搞突然袭击,撕毁所有协议,撤走全部专家,不就是由于我国一直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有备无患,就能迎难而进,没有援助自己搞,反倒搞得还更好。 如今,美国举倾国之力,剿杀华为,非把华为置于死地不可。而华为不也是按照毛主席自更生为主的方针,早作准备,“早有备案”,也就能“一夜转正”,愈战愈勇。 反观“中兴”,由于废弃独立自主的方针,让核心技术抓在美国手里,尽管一时日子过得倒也“红红火火”,没想到特朗普一出手,实行“断购”,偌大一个十万企业,倾刻就被打扒在地,只好接受屈辱条约,苟且求生。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呀! 而这只是“平时”,尚且如此危险;如若“战时”,岂不危险万倍? 再次是,打好科技仗,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 毛主席强调,打好科技之这一仗,实现科学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要赶上并超过西方世界的先进大国,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自主创新,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事,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1956年8月30日,毛主席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豪气十足地提出,中国在经济上、科技上“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应该”,这是我们的义务、责任和权利;否则,“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藉。”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年落后的那样一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样一种情况,倒霉的那样一种情况,而且要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你有那么多人,又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还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藉!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应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 1964年12月,他在审批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段很重要的话: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文集》第8卷,第341页) 新中国70年的历史就是力证。 这就说明,自主创新是科学技术的灵魂,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就是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美国。这是谁也阻挡不了,遏制不住的。 其四是,打好科技仗决定一切的是要造就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毛主席认为,打好科学技术之仗,在战略方针和政策确定以后,“决定一切是“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这就是他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的: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册,第520页) 1956年9月1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又明确指出: 现在是搞建设,但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这就要靠知识分子。“要造就知识分子队伍,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和专家。”(《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册,第620页)他甚至尖锐提出:“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为此,1956年1月20日,毛主席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中,就尖锐批评党内某些老同志“说了一些很没有知识的话”。他说: “这几天会议上,有那么一些同志说了那么一些很不聪明的话,说是‘不要他们(指知识分子——编者注)也行’,‘老子革了一辈子的命,不要你也行’。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要向我们的党员作广大的教育。这是一种很没有知识的话。现在是打什么仗呢?现在要飞机飞上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飞机的速度是超音速。那东西,没有他们是不行的,而且我们自己也在变成他们。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册,第515页) 事实就是这样。建国后20多年,我国还真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科研能力、结构比较合理、层次比较齐全的“宏伟科技队伍”。1949到1978年全国各类高校毕业生累计294.6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达520.65万人,1949到1965年毕业的研究生达1.6万人。到1978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达434.5万人,是1952年(42.5万人)的10.22倍。 正是依靠他们,不仅打好了那时的科技之仗,而且为尔后的改革开放作好了科技人才的储备,对以后经济、科学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最后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打好科技之战的制度保证 毛主席反复地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资本主义制度要优胜得多。这种“优胜”就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经济,还是科学技术,都能以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速度迅速发展。这是因为,我国的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从过去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创造历史的自觉性、主动性就空前高涨。 所以,毛主席在强调坚决依靠知识分子,并提倡他们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同时又提出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1960年3月18日,他说: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2-153页) 这就把发挥知识分子、科学家的主导作用和创新精神,同广大工人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使之互相促进,相得益暲。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想学也学不到,望洋兴叹。 不仅如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还能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大协作,办大事,打好科技攻关战。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就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胜利凯歌。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尖锐指出:“我们现在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页) 应当承认,那时候中国搞原子弹,确是困难重重。 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曾诬蔑和嘲笑说:“中国穷得裤子都没得穿,还搞原子弹?” 而中国政府发言人则义正严词地反驳: “中国不是很穷、很落后吗?是的,很穷、很落后。据苏联领导人说,中国人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怎么有资格生产核武器呢?苏联领导人嘲笑中国落后,未免太早了。他们也许说得对,也许说得不对。但是,不管怎样,即便是一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对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下跪。” 毛主席的办法就是坚决依靠我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大协作。 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阅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关于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作出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第167页) 为此,中央于1962年11月3日,成立了一个由周恩来为主任、贺龙、聂荣臻等6位副总理及有关部长组成的“中央专委”,有力地加强了原子弹研制的领导,集中了有关方面的的主要力量,组织全国大协作,打好研制核武器的攻坚战。 功夫不负苦心人,众志终于成城。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完全出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预料,在西部地区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核试验,震惊了世界。 世界上的事情,无独有偶,奇怪得很。正是中国原子弹上天之日,却成了那个咒骂中国“连裤子都没得穿,还想搞原子弹”的赫鲁晓夫垮台之时! 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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