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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年国家认同的结构与验证

时间:2019-12-29 10:43:48    点击: 次    来源:政治学人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我国青年国家认同的结构与验证


编者按
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份中国文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量表,并通过线上线下问卷的方式对我国当代青年的国家认同感进行调查。在研究方法和规范性上表现突出,特此推荐。因网站容量关系,本文图表省略。

作者简介
管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倩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国家认同在心理学视角下被认为是个体认同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个体的认知、情绪情感与行为探索等内容。为探讨我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内涵及结构维度,参照国内外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编制了适用于中国公众的成人国家认同量表(Chinese-National Identity Scale, CNIS)。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C-NIS国家认同量表由26个题项和5个维度构成,显示了较好的信、效度。结果同样显示,我国青年的国家认同结构内容包括了:青年群体对国家的承诺、对国家的归属感情、对世界的倾向程度、对国家的倾向程度以及主动对国家相关信息的行为探索。

一、引言
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乃至历史学不同,心理学领域很少涉及“国家认同”这一概念,但这一概念却与群体归属、社会认同这些研究热点高度相关。西方社会掀起国家、民族及公众国家依恋的研究热潮,民族、国族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移民导致的民族多样性是当今许多欧洲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催生了有关国家认同的一系列研究。但国家认同研究在心理学领域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对国家认同概念本身在定义阐释上的分歧。不同的概念界定,必然会导致国家认同研究在测量上的差异。即使在欧洲范围内,研究者对“国家”的定义也存在理论上的差异,他们根据以往研究提出国家认同概念可能涉及的两个取向:(1)国家认同定义的“公民”取向,认为应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被定义。所有公民属于这一国家,不考虑其民族、文化、语言、历史、宗教及源国家;(2)国家认同概念的文化-民族取向,它假设一个国家是由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成员组成的,例如:共同的起源、语言、文化、历史、宗教信仰和共同的命运感。

(一)国家认同概念的界定
在认同理论渊源上,认同理论家与戈夫曼符号互动论对认同发展的总体理解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社会认同理论定义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为个体对自身群体成员身份的意识,以及个体对自身所属群体及其成员的情感依恋和价值评价。而根据符号互动理论,随时间推移,社会影响会反映在个人的行为上;反过来,个体的行为也将反映在个体的性格上;同样,根据符号互动论,个体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使个体的个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个体的行为中得到体现;反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的行为也可以塑造整个社会。因此,许多有助于个人认同感产生的社会情境也反映着一个人所属国家的情况,这是一组动态的历史衍生和制度化的理念与实践,它首先允许人们根据假定的共性(包括语言、历史、民族或地区、习俗、存在方式、宗教、姓名、外貌或家谱或祖先)来识别或被识别为一群人;其次,它可以是意义、行为和认同的源泉;最后,它给人一种归属感、自豪感和动力。

结合认同与族群(Ethnic)相关的定义,有研究者将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定义为个体对自己处境的主观感觉,以及自我的连续性,这些社会情境反映了个体对他或她可能归属的生物学或文化所定义的群体的想法、感觉和行为。对比已有研究对国家认同心理学角度的定义,Phinney和Ong在2007年指出,国家认同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族群认同。族群认同是一个多维结构,它不仅包含了作为一个特定民族成员的认知意识,还包含了对这个群体成员的主观评价和对这个群体的情感依恋;同时也包含了族群成员问题、自我形象、内群体和群际间的态度、族群关系以及更广泛的文化隶属关系等,相反,国家认同则指向东道国(Nation),而不是移民自己的民族群体,国家认同是同一国家内不同国民对自己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因此国家认同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认同选择。

国家认同概念应具有本土性。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国内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利益矛盾也明显地呈现出来。以国际关系这一视角来看,即使不涉及西方国家移民与东道国之间的族群问题,国家认同也是在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同时又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因此,国家认同概念在不同的文化和理论视域下应反映出差异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基于我国社会环境背景下,心理学角度出发的国家认同概念应选择“公民”取向的定义方式,并存在一种允许被公众识别的假定共性,同时让其成员产生归属、意义与动力。因此,将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定义为:公民通过确认自己是否属于某一国家,从而形成个体归属于某一国家的意识,产生对国家的归属情感,并以一个主动参与者的身份关心国家。

(二)现有国家认同量表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研究者对国家认同的测量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测量个体对自身国家成员身份是否认可;另一种是间接测量与国家认同联系紧密的变量,如爱国主义、国家信心、国家自豪感等。直接测量的方式较为简洁,例如一项研究通过两个条目测量加拿大国家认同,条目描述为“我认为自己是加拿大人”和“作为加拿大人对于我是谁很重要”,被试根据自己同意的程度在六点量表上回答(1=完全不同意,6=完全同意);间接测量的方式试图从多侧面得到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水平,例如,有研究认为爱国主义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形式,测量项目常描述为“当你听到国歌时,你的感觉有多好”,并将被试在此描述中的感受视为其国家认同水平的代表。但不难看出,直接测量的方式由于表述过于简单,容易因为社会赞许效应而难以有良好的代表性。同时,许多间接测量的问卷也只涉及国家认同的情感归属方面。根据国家认同的定义,其测量项目应该包含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意识、情感、行为参与以及个体的选择倾向、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等方面。就国内外涉及国家认同的量表来说,具有代表性的有上文提到的Phinney和Ong在2007年开发的MEIM-R量表,分为探索(α=0.83)和承诺(α=0,89)两个维度;Leszczensky和Santiago于2015年开发的青少年国家及民族认同量表,该问卷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依恋三个维度(量表α>0.75);以及Corkalo和Kamenov于2003年开发的国家认同量表(National Identity Scale),包括国家自豪感(α=0.69)、排他性国家归属(α=0.78)、国家投入(α=0.81)、世界主义(α=0.72)四个维度。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在中国文化视域下,国家认同测量应与西方国家认同量表在族群、文化上具有差异性。例如,研究者发现,在表面上多元文化的英国,许多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认为少数民族“不是真正的英国人”,是因为少数民族成员缺乏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因为少数民族成员本身的移民身份。而已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各民族之间在语言、宗教信仰方面具有差异,大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而汉族却大多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这和国外的社会背景(尤其是移民国家)有很大不同。”同时,认为国家认同测量并不涉及政治意识形态与党派,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与其他形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比,国家认同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国家认同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象征性的、建设性的或非批判性的爱国主义,国家认同与政治意识形态或党派无关。并且,与西方国家认同存在的差异性还体现在:西方社会中,移民及其后代面临着将民族身份与东道国民族身份相结合的挑战,这种挑战在青少年移民群体中尤为明显,因此研究者已经开发了较为成熟的青少年国家认同量表,如多群体族群认同测量扩展(MEIM),测量了9—17岁英国青少年的族群、宗教以及国家认同,认为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宗教认同类似都包含了探索与承诺双因素,这与我国现状存在差异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新编国家认同量表应具有以下特点:(1)结合直接与间接测量的项目描述方式;(2)满足国家认同的多维度构想;(3)预设国家认同为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概念,代表普遍意义上对国家的主观忠诚感;(4)能够结合西方文化视域下国家认同量表并展现出其本土性。

(三)国家认同维度构想
随着对认同研究的深入,心理学家普遍认为群体认同由多个维度构成。Pollmann在2008年曾提出国家认同的多元模型,包括四个维度:国民国家认同(Civic National Identity)、民族国家认同(Ethnic National Identity)、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和超国家依恋(Supranational Attachment),并提出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水平和超国家依恋水平是国家依恋的预测因子,这些预测因素在个体的共同解释力方面均具有跨国界相似性。

根据以上分析,认为应综合意识、选择倾向、情感以及行为来综合判断个体的国家认同构成。通过文献梳理,对已有较为权威的国家认同(National/Country Identity)量表开发与测量相关项目进行整合与提炼,国家认同量表至少应包含五个核心维度:国家归属、国家承诺、行为探索、国家倾向、世界倾向,该维度划分与Ashmore等研究者总结的集体认同维度具有一致性。其中,世界倾向这一维度穿插在整体问卷中平衡社会赞许性效应造成的填答影响。据此,初步构想个体国家认同的心理结构应该包含的五个主要的因素,分别为:(1)国家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指个体对国家的情感卷入与依恋程度;(2)国家承诺(Commitment),指个体认可且重视自己所属的国家,并有意地赞同和忠实于国家;(3)行为探索(Behavioral Exploration),指寻求与自己国家相关的信息和体验,以及个体对直接涉及国家认同的问题的行为参与程度;(4)世界主义倾向(Cosmopolitanism),指个人更倾向于对整个人类世界产生归属感;(5)国家主义倾向(Nationalism),指个体更倾向于对自己所属的国家产生非批判性的、坚决的、完全的支持。下页表1总结了有关国家认同测量的相关构想维度,以及已有的测量条目的描述内容。

二、方法
(一)初测项目的形成
首先,根据国家认同的定义及前文提出的初步构想维度,结合国内外相关测量项目的描述内容,对问卷题目进行初步制定与编写,并分别请5位研究生独自对题目进行英译汉、汉译英的翻译。经过对问卷的反复修改后,形成关于国家认同的初步测量项目,同时邀请对国家认同研究较为熟悉的教授对问卷内容进行再修改,使问卷项目表述更为准确且适用于对母语为中文的被试者进行施测。在形成初步问卷后,随机选取20名被试进行小样本施测,根据初测结果对题目进行第一次的删减。经过以上步骤,初测问卷共包含39个条目,采用问卷常用的李克特5点自评形式,被试可从1分(代表“完全不同意”)到5分(代表“完全同意”)进行计分作答,问卷也包含了部分反向计分的条目。

(二)正式量表形成
(1)数据来源及样本分布
问卷通过数相科技研发的问卷调研APP“问卷宝”向在线样本库的全国用户推送问卷,以及线下向各地区高校派发问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共收集各地区、各民族被试2405名。填答人员涉及我国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和23个省,含28个民族。少数民族1401人,包括维吾尔族398人、回族358人、朝鲜族114人、哈萨克族63人、土家族63人、壮族57人、满族52人、苗族53人、侗族35人、藏族33人、彝族30人、布依族28人、蒙古族23人、仡佬族19人、白族16人、穿青14人、柯尔克孜族7人、瑶族7人、水族4人、傈僳族6人、黎族2人、塔吉克族2人、乌孜别克族2人、锡伯族5人、鄂伦春族1人、哈尼族7人、珞巴族1人、佤族1人。对第一批被试(被试1)问卷进行收录,共发放问卷1464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1407份,并对第一批数据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二批被试(被试2)共发放问卷1000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998份,并对第二批被试数据做验证性因素分析。被试具体人口学信息见表2。

(2)分析程序
研究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根据项目分析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建构国家认同的结构维度框架;其次,对编制的国家认同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最后,对国家认同结构维度模型进行验证,拟合我国青年群体国家认同维度的最优结构模型,并形成国家认同量表(Chinese-National Identity Scale, C-NIS)。

(3)研究工具
数据处理采用SPSS22.0以及AMOS17.0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项目分析
参照有关研究求临界比率(Critical Ratio, CR)的方法对国家认同量表进行项目分析,将量表总分按由高至低顺序进行排列,将得分前27%与后27%的数据进行高低分组,并做独立样本T检验。若CR值没有达到显著性标准,则该项目因不足以鉴别被试间的反应差异应予以删除。结果表明初测问卷的39个项目均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二)探索型因素分析
参照适宜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数据标准,研究得到数据取样适当性KMO=0.911,且Bartlett's球形检验统计量为13963.188,p<0.001,认为该数据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因素分析。另外,对因子数目的确定过程需要根据已有理论的内容满足以下标准:首先,因素特征根大于1;其次要符合碎石图检验;再者,抽取因子旋转前至少解释4%变异;最后,每一个因素至少要包含3个项目。另外,研究剔除了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上的载荷都大于0.4的项目,最终保留符合标准的题目共26个。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经过正交旋转后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5个,累积解释率为55.19%,初步验证了“国家认同量表”的五维度构想。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对项目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外已有的国家认同量表常涉及自我分类的维度内容,这与这些国家常常讨论族群认同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如研究者发现,德国人的国家认同与移民的源民族认同相关。而中国公众的国家认同较少涉及移民对现在正在居住国家的认同,因此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呈现出一种包摄关系,而并非平行关系。另外,从项目描述上看,自我分类维度与国家归属维度的项目描述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因此在该国家认同问卷结构中并未划分出自我分类为单独维度,而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否存在自我分类维度仍值得商榷。

根据初步因素分析,并根据标准对出现重复测量的条目进行删减,最后形成共26个条目、5个维度的国家认同问卷,其5个因子分别为:因子1:国家承诺(8个项目)、因子2:国家归属(7个项目)、因子3:世界倾向(5个项目)、因子4:国家倾向(3个项目)、因子5:行为探索(3个项目)。因素负荷矩阵与问卷项目见表3。

(三)信度检验
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α)与重测信度作为量表的信度指标。重测信度随机选取大学生被试100人,时间间隔为四周,之后由同样的被试重新施测。内部一致性信度指标与重测信度结果见表4,量表显示了良好的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四)效度检验
(1)内容消毒指标检验
将中国国家认同量表(C-NIS)与其他三个国外已发表的国家认同测量内容维度进行比照,包括Phinney和Ong于2007年开发的MEIM-R量表、Leszczensky和Santiago于2015年开发的青少年国家及民族认同量表(Measure of Youth’s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y,Y-ENI)以及 Corkalo 和 Kamenov于1999年开发的国家认同量表(National Identity Scale, NIS)。四种国家认同量表的因素结构既有重合也有差别,MEIM-R量表只涉及承诺与探索维度,Y-ENI量表未涉及行为探索对国家认同的考察,而NIS量表也没有关注国家认同的承诺因素。从内容维度看,新编制的中国国家认同量表(C-NIS)包括了更详实的结构,内容效度相比已经发表的国外量表也更为丰富与合理。对四种量表的维度结构的归纳总结见表5。

(2)效标关联效度
本研究考察了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同时施测了国家信心量表。采用由Keller等研究者2011年设计的用以考察对一般信心(General Confidence Scale)量表,该量表一共6题,回答方式是在七点量表(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上进行评价。计算效标问卷与C-NIS五个维度间的相关,结果如表6所示。问卷四个维度与效标问卷呈显著正相关,可以证明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较为理想。

(五)验证性因素分析
前文提出的五维度模型是否真实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需要用统计方法进行进一步的验证。研究首先对C-NIS各维度之间以及各维度与总量表之间得分做了相关分析,结果见上页表6。其次,根据心理学量表编制的统计学要求,选取了需要的模型评价指标,分别为:卡方值与自由度比值(χ2/df)、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规准适配指数(Normed Fit Index, NFI)、Tucker-Lewis指数(Tucker-Lewis Index, TLI)、增值适配指数(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一般模型拟合良好需要满足NFI、CFI、TLI大于0.90,越接近1越好,RMSEA小于0.08,越接近0越好。研究得到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930.895,df=271,χ2/df =3.435, NFI=0.922, RFI=0.906, TLI=0.932, CFI=0.943, RMSEA= 0.049,因此,该数据显示出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结果达到了有关标准的要求。

各维度间相关结果表明,国家承诺维度与国家归属维度之间的相关达到了0.70,而世界倾向维度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均显示较低水平,因此,需要对该问卷的各个结构维度根据相关关系程度进行差异化的合并与重组,设置不同的维度模型进行再验证。根据数据结果,拟设定四种不同放宽模型与原构想的五维度国家认同模型进行比较。第一种为单维度模型,将所有分维度合并为一个整合维度;第二种为双维度模型,将相关水平较高的国家承诺与国家归属合并为一个维度,其余维度合并为一个维度;第三种为三维度模型,在双维度模型的基础上,将与其他维度相关均较低的世界倾向维度单独划分为一个维度,并将国家倾向与行为探索维度合并为一个维度;第四种为四维度模型,将相关较高的国家承诺、国家归属合并成为一个维度,其余维度分别为独立的三个维度;最后为五维度结构的原构想模型。表7显示了五种差异化模型的拟合指数。

结果显示,单维度、双维度以及三维度模型拟合指标相比四维度和五维度模型均较差,因此不予考虑其结构维度划分的可参考性。但四维度模型与五维度模型拟合指标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需要对每一个单独指标的数值以及联合各个指标的数值进行比较。四维度模型拟合结果也较好,可能是因为国家承诺与国家依恋的题项都涉及对国家的积极情感部分。但是,结果数据也确实发现,从四维度模型到五维度模型的过渡中,减少了4个自由度并且其χ2值减少了63.66>13.227(普遍意义上临界值的指标:即df=4,α=0.01时χ2的临界值为13.277)。因此设置国家认同的五维度模型在数据上是合理的,再结合表7中的卡方与自由度比值(χ2/df)以及规准适配指数等拟合指数的数值结果,可以认为五维度结构的国家认同是几个构想模型中最优的方案。进一步可以合理推测,我国青年国家认同的结构也更为拟合该研究所构想的五维度结构这一模型。

四、研究讨论
经济全球化伊始,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交流、传播,知识、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大学生青年群体接收各类信息较为迅速,也进一步冲击着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与认知,冲击着大学生群体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心理学认为认同过程是一种个体与个体之间、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在情感、认知、行为等方面都不断趋近的过程。研究认为中国国家认同量表(C-NIS)与以往国内外相关量表不同的是,该国家认同量表测量条目结合较有权威的相关英文量表,并结合半开放式问卷进行选取,结构维度更为全面,包含了国家承诺、国家归属、世界倾向、国家倾向、行为探索五个维度;且问卷编制中规避了一些在全国范围内不具有普遍性的测量条目,如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等方面。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在国家认同中,国家承诺、国家归属、世界倾向、国家倾向、行为探索维度分别解释变异的29.53%,9.56%,6.16%,5.80%,4.14%,可见在我国青年群体中,国家承诺是解释变异量最多的维度,而行为探索是解释变异量最小的维度,据此合理推断个体对国家有意识地重视和赞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在国家成员对自己是该群体典型成员的主观评价和确信程度之上,理想的国家认同应包含一种承诺属性,即是对国家在意识层面的重视与赞许。遵从规范可被视为群体认同的承诺体现,研究发现强群体认同的个体最有可能遵从群体的规范,且高群体认同成员在遵从规范之后更能够体验到积极的情绪。Soenens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个体的承诺与选择通过认同来调节时,会展现出更深层次的内化作用。通过一系列的承诺行为,无疑会实现对国家认同的进一步内化,也印证了“国家承诺”这一结构维度在国家认同各维度中的重要性。

此外,研究也发现我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倾向性确实拟合出两种不同的结构。有研究者提出“世界主义要求一种新的一体化方式,一种新的认同概念,这种新的方式和概念使一种跨越界线的共同生活变得可能并得到肯定”。青年群体自身所持有的价值信念系统,为其提供了一种抽象的生活目标以及与此信念相一致的行为规范,因此,探讨构成青年群体国家认同的动机系统也尤为重要。动机是通过借助自身内部的驱动力和心理的倾向性,使个体的认知、情感、行为指向某一既定的目标。从动机的角度来解释个体的认同如何建立、施行和防御等过程,则需要厘清个体被何种认同需求所驱动。例如青年群体是否感知到国家使得自身更倾向于积极发展,从而满足了个体的自尊动机;或是否感知到置身于国家中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体的,从而满足了个体的连续性动机;或是否认为国家能使自己感到生活更有意义,从而满足了个体的意义动机;或是否感知到自己国家是有能力的,从而满足了个体的效能动机;以及是否感到自己在所属国家的大环境中被接收和认可,从而满足了个体的归属动机。理解国家认同动机系统如何激发、指向、维持和调节个体,以及国家认同由何种类型的驱动力所推动,是未来心理学视域下国家认同研究可扩充的方向。

再者,青年群体关注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的联结,进而转向对自身公民身份的认同。因此,理解公民身份、唤起公民意识,使青年群体从“被动”的公民身份转化为对公民身份“主动”的内在需求也尤为重要。信息技术、文本可视化、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使各种思想、观念以及跨境、跨界的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应动态关注个体的国家认同内在结构是否会囊括更为复杂的结构,还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趋向进一步简化、抽象化。国家认同多维度结构的验证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之后对于个体如何感知社会繁复的信息,如何通过差异化的路径形成共同的关于自身所属国家的想象,又如何通过已经形成的国家认同指向个体自身内部的整合、整个社会内部的整合,从而达到个体自身外部环境的适应以及整个社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等问题,仍需要心理学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

最后,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两个被试样本青年群体居多,年龄平均为20.6(SD=1.62)和21.67(SD=5.80),因此C-NIS是否适用于其他年龄阶段的成年群体,其信效度仍需进一步的检验,而其他年龄阶段的群体是否具有类似的国家认同内容构成也仍值得验证与商榷;其次,国内外已开发的国家认同量表均具有一定的社会赞许性,本研究引入了世界倾向性维度来平衡这一效应,且问卷施测过程中强调了问卷填答是匿名进行,但“国家认同”这一概念自身的特殊性使其难以彻底有效避免这一效应,需要在后续研究中通过更为灵活的方式来验证与进一步讨论。

责任编辑:潘铁水  一审:陈鑫  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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