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计划”似曾相识—评《南方周末》林达《法国劳工改革的启示》文

“马克龙计划”似曾相识
—评《南方周末》林达《法国劳工改革的启示》文
 

【作者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充斥着阶级剥削压迫，因此必然产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它的政策必然体现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资产阶级对劳动大众的剥削压迫的需要，体现为对劳动大众生活水平和福利的进攻。例如在过去一年法国的汽油价格上涨约20%的情况下，法国马克龙政府决定，以增加财政收入和绿色能源改革为名，从2019年元月起提高燃料税。这必将增加法国劳动大众的经济负担，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2018年11月法国爆发的“黄背心运动”，就是抗议马克龙政府对劳动大众生活水平的进攻，抗议马克龙这位“富人们的总统”一面向富人们减少税负（例如取消财产税），一面却以增加财政收入和绿色环保为名提高燃料税，让下层的广大劳动者承担弥补向富人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下降的主要经济负担。
当然，马克龙政府对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进攻不仅体现在燃料税的提高，而是多方面的。2006年，法国希拉克政府推出了允许资本任意解雇劳动者的《首次雇佣合同法》。这个法案在法国劳动大众的强烈抗议中没有得逞。而马克龙却企图让资本家随意并且低成本解雇劳动者的目的，却得以实现。“马克龙法案简化了企业解聘程序和劳动仲裁程序……比如，给企业遣散费设置上限，以降低企业雇工、解雇成本，简化雇工和解雇程序”。因此，马克龙做出与以前政府不一样的姿态高喊“改革”上台，却是在延续以前历届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向劳动者进攻的趋势。因此，法国政府提高燃料税引发的抗议只是一个导火索。“黄背心运动”在抗议中喊出的是“马克龙下台”，表明劳动大众不只是抗议提高燃油税，而是抗议马克龙政府代表资本利益对劳动大众的进攻。
因此资产阶级政府提出的法案和政策，与劳动大众之间发生的冲突，只能够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层面来观察、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由于关于劳动和资本关系的“马克龙计划”与12年前希拉克政府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我将我在12年前写的“评《南方周末》林达《法国劳工改革的启示》一文” 重新发表。我认为，这篇文章对于理解马克龙关于劳资关系的计划，可能有所帮助。
2006年2月到4月初，法国工人和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企图让资产阶级“自由”、“灵活”、并更残酷剥削和处置劳动者的“首次雇佣合同法”的伟大斗争，并获得了斗争胜利。
2006年4月20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评论这场斗争的、署名“林达”的题为《法国劳工改革的启示》的文章（以下简称林文）。《南方周末》不时会刊登一些关于西方社会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凡内容是论及西方社会性质或不同阶级利益关系之处，文章多半盛赞由资产阶级和为其服务的国家机关、人士等组成的西方主流社会。对于处于西方社会下层的劳动大众反抗上层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行动，则常用一些讥讽、指责的言词。也就是说，这些文章多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及御用机构（如西方的政府等）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辩护词，并组成西方剥削阶级的赞美唱诗班。这是《南方周末》热衷于鼓吹西方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要为剥削、压迫劳动大众的西方资本及御用机构涂脂抹粉，讲述的假象也就多多，谎言自然难免。《南方周末》上这类文章多半就是这特点，未看文章就能大致知道。
林文是这特点的典型代表。对于法国劳动大众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剥削而进行的斗争，林文是反对的。例如，对劳动大众的斗争形式之一──罢工，林文极力阐述罢工的不合理、不合法。
林文针对法国全国总罢工写道：“结果，不仅是一个瘫痪的巴黎，还是一个瘫痪的法国。……这次法国的罢工，不是在抗议某个资方，而是在抗议政府……看上去伤害的是政府，可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只是管理员，国家不是总统总理的私产，最终伤害的是民众自己。”
林文实际上说，法国劳动大众看不清国家、政府的性质，反对民主国家中“中立的”、“超阶级的”管理员──政府，反对错了。可是，不是劳动大众看不清，是林达企图使人民看不清。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常常做起饱有学识的样子要为我们老百姓指点迷津，其实他们全是要让我们看不清问题。
林文称西方国家为“民主国家”，政府似乎是中立的“管理员”。林文这是掩盖国家和国家机关的实质，是企图以假相代替真相。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就没有国家，也不需要国家来为全社会服务。当社会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出现阶级冲突时，国家产生了。因此，国家不是因为服务全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满足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依靠国家机器，获得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因而也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上，统治阶级如果不掌握国家机器、不能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则其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将丧失。所以国家是统治阶级掌握、并用来进行统治的政治工具、组织。国家政策，也不是民主决定的，而是由统治阶级决定。它肯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决不会在不同阶级之间不偏不倚。
例如，法国政府按照资产阶级旨意， 出台了让资产阶级更“自由”、“灵活”、凶狠地剥削和处置劳动者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按照这一合同法，对26岁以下的青年职工，公司与其签首次雇佣合同时，试用期长达两年（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在理论上规定，试用期不超过半年），并且试用期内，资方解雇劳动者可以不需任何理由。由于试用期工资低得多、试用期又长，资本家可让青年劳动者在很低的工资下干近两年后，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将其一脚踢走，然后又招青年职工，故伎重演。资产阶级企图用损害青年职工利益的办法来降低成本，获取更多利润。这里，政府没有不偏不倚，只有明显为资产阶级利益效劳。劳动大众和青年学生是在通过罢工、游行示威等形式奋起反抗被加强的剥削压迫。
西方媒体也说，民调表明68%的法国人反对“首次雇佣合同法”。但法国政府等国家机关仍要违反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坚持该法（最后法国实际上取消该法，不是政府尊重劳动大众的意愿，而是劳动大众奋起斗争，迫使政府取消的）。这就是林文所说的“民主国家”，它实际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它为了让资本攫取更多利益而坚持无视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
林文不揭露“首次雇佣合同法”让资本攫取更多利润、而严重损害法国劳动者利益的实质，却要把它美化为“针对劳力市场的必要的灵活化措施，主要是试图帮助解决那些生活在困难社区、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人，以降低那里高达40%的失业率”。林文要从这部恶法中解读出对劳动者的好处。他实际上是说，只要执行这一恶法，工人愿意接受长时间的低工资，并愿意接受无保障工作、赋予资本家随意解雇劳动者的权力，资本家就会多招工，失业就会下降，工人也就获得了“优惠”。他实质是要求劳动者遭受到资本家更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时，要体会到这是资本家及其走狗们对自己的“好”、不要反抗。他要劳动者心甘情愿地为资本家当牛作马。
法国劳动大众和青年学生的斗争是反对资本贪得无厌的斗争，完全是正义的、应该的，是值得热情讴歌的。可是林达在给“首次雇佣合同法”穿上美丽的外衣后，对这场法国人民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伟大的正义斗争，却是给予讥讽、指责。对于参加斗争的法国大学生，林达说：“在巴黎攻读心理学的18岁的女大学生巴巴拉表示：‘我们的抗议活动是……和无法无章（原文如此，可能应为无法无天──笔者注）、压迫我们的资本主义作对。我认为，我们示威游行抗议的是这一点，而不是只为抗议政府。’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景象，看上去他们在为需要工作的人高调代言，而事实上兴许只是帮着倒忙……这次风潮中……学生的年轻热情，激情有余，而成熟的声音却远远还不成气候。”
在林达看来， 这些学生热情参加这场反对资本贪得无厌的正义斗争，是“帮着倒忙”，是“激情有余”、“成熟”不足。看来林达认为，接受“首次雇佣合同法”，任由资本残酷剥削，才是“成熟”的表现。
对于参加这场斗争的法国劳动者，林文写道：“法国有关26岁以下年轻雇员的一条很平常的法律，引发全国大罢工”。
林文不揭露“首次雇佣合同法”对青年劳动者的残酷的实质，却先把它描述为平常、正常的法律，再指责劳动者不应该为一部很平常、很正常的法律大罢工。林文还写道：“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利用新法，先给年轻人一点优惠试试。可是，对于法国人来说，这竟然是一个无法转弯明白的逻辑，就是字面上的解雇权其实意味着就业的优先权。”
按林达这种“绕行的逻辑”，对劳动者的坏，被说成是对劳动者的好；为了资本的利益，被说成是为了劳动的利益。例如，更残酷压榨年轻职工的“新法”，被说成是“先给年轻人一点优惠”；“新法”给予资本家随意解雇年轻工人的权力，被说成年轻人“就业的优先权”。林先生据此指责：给你们“优惠”、给你们“就业的优先权”，你们却“无法转弯明白”，反而要罢工、示威，真不应该！林达企图掩盖资本强化对劳动者剥削压迫的实质，还想愚弄劳动者，“证明”改善劳动者状况的关键不在于对资本压迫剥削的顽强斗争，而在于放弃阶级斗争、逆来顺受、任由资本家蹂躏。
劳动大众认准事情本质，确定了捍卫自己正当利益的斗争方向并为此进行了伟大斗争，他们的认识和斗争，并不是资本和“精英”的嗡嗡叫所能误导和阻拦的。
为说明“首次雇佣合同法”的好，林达除用“绕行的逻辑”来“开导”外，作为旅美华人的林达，在这篇讲法国的文章中，还多处引用美国作示范。他写道：“在这次引发法国风潮的劳工雇佣问题上，美国的大多数劳工都是‘任意劳工’，即雇佣和解雇是雇主可以说了算的。在美国人看来，这未必就是很不公平，因为美国人常常说‘解雇’雇主”。
按林文说法，引发法国风潮的资本随意解雇劳工问题，似乎美国劳动者比较愿意接受，至少不反对。林达想衬托出法国劳动者不愿意接受同样的被解雇，而罢工、示威的不应该。林达要法国、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像他所说的美国劳动者那样，比较愿意接受被资本随意解雇。林文的题目就申明文章在于“启示”，文章开始就宣称：“这一事件蕴含许多有意思的内容，这些问题远远不止是局限在法国的范围之内”。林达企图用劳资双方可以互相“解雇”来说明双方是平等的，“解雇”是轻松、浪漫的，来诱使劳动者任由老板解雇。
林达以轻松浪漫掩盖沉重的话题，来掩盖资产阶级的霸道。“解雇是雇主可以说了算”是资本的霸道；所谓工人“解雇”雇主──辞职，工人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被迫无奈的，往往是由于资本剥削压迫太严重（工资太低、劳动条件太差、工作时间太长等等）而导致，工人不能忍受。在我国，因为老板剥削压迫太凶而被迫辞职不干也很多，这决不是轻松浪漫的事情。工人被解雇就失业，辞职者很多的情况下也是失业。失业对工人来讲是异常艰难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予作为无产者的工人走的只有两条路，或者出卖自己劳动力或者挨饿；其他出路是没有的。可能有人说，失业了有失业救济之类的社会保障来保证生活。但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即使在“里根革命”大砍福利开支之前的1981年12月，美国的失业者中只有37%领到失业津贴。另外，失业救济金数额很低，绝大多数失业工人及其家庭是在贫困线以下生活。其后20多年的、向劳动大众生活水平进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多次通过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使社会保障水平更低了。
林达似乎认为西欧的新自由主义化做得不够，即向劳动者生活水平进攻的强度不够，致使社会保障水平太高，使工人不想工作。林达认为，西欧应加紧向失业家庭生活水平进攻，以降到美国水平（即使失业家庭仅有少数人能够领到为数不多的失业救济金），逼着失业者饥不择食找工作。林达写道：
“美国人领到的失业救济，一看尺度，就知道是在鼓励你赶紧再找一份工作，因为只要有一点上进心的人，就不可能躺在这点福利上面睡觉。而很多欧洲国家的失业福利，真是让人安心得多。”
看来，林达是一位狂热的新自由主义者。林达说，在美国“只要有一点上进心的”失业者，就会“赶紧再找一份工作”，变成就业者。在这里，失业被林达说成是失业者的罪过，是失业者没“有一点上进心”、不“赶紧再找一份工作”造成的。即使被缩小了的、美国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平时也有七八百万或八九百万人，按照林达的意思，这好几百万失业人员都属于没“有一点上进心”的懒人。
林达力图麻痹劳动者的阶级意识，掩盖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利益的根本对立，以使劳动者不起来反抗。为此他力图讲述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是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劳动大众用罢工等斗争形式反抗资产阶级，“最终伤害的是民众自己”。林文写道：“劳资双方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美国人想通了这个道理”。
林达在这儿又撒谎了。首先，资产阶级通过“首次雇佣合同法”、大肆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向劳动者利益大举进攻，林达还向劳动大众讲什么这时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分明是在向劳动大众大灌迷魂汤。其次，与林达所说的美国人认为“劳资双方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相反，美国多数人认为，穷人和富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在这里，林达远不如美国的许多资产阶级学者诚实。
1995年6月2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了桑德斯写的、题目为《美国老百姓有理由愤怒》的文章。文章说：
 
“近来传播媒介普遍报道，美国老百姓愤怒了。依我看，美国老百姓应该愤怒。”“自1973年以来，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收入越来越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以前的那种经济保障。在过去22年中，80%的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下降或原地踏步。在此期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有钱有势者的日子却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文章还说：
 
“在富人越来越富、中等阶层和贫困阶层越来越穷的情况下，共和党人竟然通过一系列法案，大幅度削减给劳动人民和穷人的救济金──使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生活更加艰难。”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的减税法案一半是为了服务于年收入达10万美元以上的人，而且对占总人口1%的大富翁比对占总人口60%的生活在最低层的人更有利。”“普通美国工人难道不应该愤怒吗？”
 
从这些美国例子和法国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我们都看不到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有什么利益共同的关系；却都可看出，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利益根本对立，看到资产阶级不断向劳动大众的利益进攻、资产阶级的富裕是建立在损害劳动大众的利益基础之上的。美国劳动大众也表达了对资产阶级和他们控制的国家机关损害自己利益的强烈不满，发生在2011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证明。
总之，林达企图替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劳动大众的行为辩护，决定了他的资本代言人角色，决定了他站在哪一边、为谁说话，决定了林文所讲之话的真实性如何，决定了他阐述的“道理”是否可信。可以肯定，读着林文，资本家们心里一定是甜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