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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乱局,真的是因为“高福利”吗?

时间:2019-05-19 15:09:21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鹿野 - 小 + 大

委内瑞拉乱局,真的是因为“高福利”吗?

近来,委内瑞拉的乱局愈演愈烈。美国公开支持自立为总统的瓜伊多夺权,马杜罗政府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国内不少媒体与“公知”宣称,委内瑞拉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都是20年来查韦斯与马杜罗政府实行了“高福利”政策,没有及时调整经济结构造成的。但是笔者个人认为,这种解读未免有些过分片面化和简单化了,要理解委内瑞拉的现实,必须要从“前查韦斯时代”说起。
 
一、异常沉重的历史包袱
很多人误认为,因为委内瑞拉有石油资源,所以在查韦斯上台以前一定是一个富国。其实恰恰相反,如果查韦斯上台以前的委内瑞拉真的是一个富国,那么查韦斯也不可能取得民众的支持上台了。
委内瑞拉有石油不假,但是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卖石油赚钱很容易。开采石油是一个高技术的工程,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品相很差,开采起来更加困难。因此,技术、人员、设备等等通通都需要从外国借钱,主要是从美国引进设备,出口的石油很大一部分被用来填补这些费用,甚至在石油跌价的时候连回本都很困难。
熟悉拉美经济史的人应该了解一个词,就是“债务危机”。而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最突出的国家就是委内瑞拉。在1987年油价低位的时候,委内瑞拉出现了“两个70%”,也就是外债总额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0%,单单外债的利息就占了全部出口收入(不光是石油)的70%,如果加上本金,那么即使停止一切进口,每年全部出口的外汇也不够偿还外债。但是停止进口显然是不可能的,单单是采油设备的零部件更换就需要每年数十亿美元。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委内瑞拉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也就是把原来国家掌握的银行和石油开采权出卖给外国、主要是美国,用来抵债,使得美国全面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
1996年12月,3家最大的银行卖给外国金融集团。随着那一次金融危机,国家资产大批地转移到金融集团手中,而委内瑞拉统治集团对美国金融势力的依附也大大加深。1996年12月以前,外国资本在委银行界实际上还不存在,而一年以后,外国资产占全部资产的41%,三家主要银行已在外国资本控制下。接着私有化浪潮更加发展,许多电讯业和电子生产企业落入美国手中。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计划对社会保险业实行私有化,并决定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业分离为多个公司,分别由外国财团控制,事实上美国石油跨国公司已控制了石油开采权。(参阅[比]波尔·德·博斯著《委内瑞拉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性步骤(上)》,《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期)
更加要命的是,美国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要求委内瑞拉大幅度压低工人工资。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委内瑞拉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
到查韦斯上台的时候,委内瑞拉的债务仍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石油和银行等主要产业部门都把控在西方资本与亲西方的买办资本手中,全国将近7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一半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绝对贫困状态。这样沉重的历史包袱,就是查韦斯所需要面对的现实。
 
二、“倒置的民国”式社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旧委内瑞拉是一个“倒置的民国”式社会。如果分开农村和城市来看,都和旧中国的“民国时期”差不多,即城市是由一些大买办和黑社会流氓统治着,农村则是由一些手握武装的割据式大地主统治着。
但是,委内瑞拉和“民国”又有一个根本上的区别,那就是“民国”的城市人口只占了10%,农村人口占了90%,如果新生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养活城市人口;而委内瑞拉则反过来,农村人口只占10%,城市人口占了90%。农业已经在美国等国家的冲击之下彻底凋敝,2/3以上的食品需要进口。占总人口60%的城市贫民由于长期脱离土地,已经不会从事农业生产,加之没有受过像样的教育,也不能从事工业技术性工作,只能从事小商小贩或社区服务这些“第三产业”,其中大多数处于半失业、失业状态,如何养活这批人是任何政府都需要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参阅[比]波尔·德·博斯著《委内瑞拉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性步骤(上)》,《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期)
今天被一些人抨击的所谓委内瑞拉的“高福利”,其实并不是查韦斯政府时代才建立的,而是委内瑞拉长期以来的一种政治传统。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委内瑞拉就实行了对于粮食进行全面补贴的政策。委内瑞拉、秘鲁、埃及、摩洛哥等拉美和非洲国家,采取国家补贴,或由国家收购粮食,然后以低于收购价的平价,卖给粮食零售商人,人为地压低粮食消费价格,以保障大多数低收入阶层也能获得粮食。这种方式通常只需较少的行政力量,受益面大,但开支也大,国家负担沉重。(参阅李思恒 吴天锡著《世界粮食经济与管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41页)
在20世纪80年代末,委内瑞拉又颁布了国家必须要把5%以上的财政收入给低收入家庭建房的法律,后来查韦斯政府并没有对于相关法律进行根本性的改动,只不过是把相关的政策进一步落实了而已。1989年,经过两年的研究,委内瑞拉政府最终颁布了应用至今的《住房政策法》。它还同时规定,国家公共部门经常性收入的5 %用于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计划。此外,国家的财政资金也将用于支持改善居住条件以及为自主开展住房计划的有组织社群提供技术援助,等等。这部1989年颁布的《住房政策法》后经4次修缮,最终成为查韦斯政府制定公共住房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参阅郑秉文主编《住房政策:拉丁美洲城市化的教训》,2014年4月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委内瑞拉为什么要长期实行这种所谓的“高福利”政策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这种“高福利”的政策传统其实只不过是为了保障城市贫民最低的生存。如果占人口60%的城市贫民长期露宿街头,甚至吃不上饭,那么任何政权也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这就好像“民国时期”连朱自清这样的大学教授都可以领到美国救济粮(虽然被其拒绝),并不代表“民国时期”的福利多发达,恰恰证明其经济与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可怕的境地。
 
三、分步骤的国家重建进程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查韦斯如果像某些中国“公知”们所设想的那样,不搞所谓的“高福利”,甚至把委内瑞拉之前那些社会救济也全部取消,绝不可能带来国家繁荣,只会导致国家立即陷入彻底的崩溃和混乱之中。
查韦斯当然非常了解委内瑞拉的社会状况,其针对委内瑞拉的严峻社会现实,采取了“两步走”方案。第一步是先把外资控制的石油等重要部门重新进行国有化,并把原来法律规定的、但是没有能够执行好的那些社会救济政策落实,以解决城市贫民的生存问题,同时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据查韦斯生前自己口述,这一步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初见成效。他说:“我们的总人口是两千五百万。国家马上就可以宣布完成了扫盲。由于贫穷而没能跨进学校大门的三百万委内瑞拉人,现在分别进入了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一百七十多万吨食品,以补贴价格,供应给了一千两百万人,差不多是一半的人口。其中一百万人是免费领取食品的,因为他们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我们创建了七十多万份工作,由此减少了九个点的失业率。这一切成就都是在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下取得的,包括由美国策划的政变和石油产业的停工。”(参阅[英])塔里克·阿里著《加勒比海盗,希望的轴心》,作家出版社出版)
第二步是在解决了城市贫民的生存问题之后,再用20年至40年的时间进行国家建设。其希望能够通过中国等友好的发展中国家支持来逐步摆脱对于石油的依赖,实行经济多元化与工业化、现代化,并发展农业以提高食品自给率。这一步在查韦斯后期特别是马杜罗执政后,也正在逐步推进当中。委内瑞拉为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努力改变过分依靠石油出口的状况,马杜罗执政后,正增加铁、铝等原材料的产量。
就他们这个“两步走”的建设方案来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符合委内瑞拉国情的。最起码要比西方那些新自由主义学者和某些中国“公知”所提出的“查韦斯掌权以后首先应该进一步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让老百姓更加上不起学,甚至吃不上饭,用这种方法来发展国民经济”的方案要靠谱得太多。
 
四、改良主义道路的困局
但是,这并不是说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没有错误,否则委内瑞拉的局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演变到今天的地步。不过,他们的主要错误却与西方的主流媒体与某些中国“公知”口中的“错误”相反,恰恰是没有和西方的“普世价值”划清界限,落入了改良主义的泥坑,才导致了今天的困局。
比如说,为什么古巴能够在美国的长期打压之下坚持60年,甚至挺过苏东剧变这种严重的危机,而委内瑞拉才20年就有点儿坚持不下去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的发展道路与社会结构有着根本的不同。古巴虽然革命之前也是“倒置的民国”式社会,但是其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不仅在政治上确立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把旧社会统治农村的大地主和统治城市的大买办与黑帮流氓头子全都赶到美国去了。而委内瑞拉不仅在政治上保留了多党制,而且在社会上也没有一丝一毫触动过去那些统治农村的大地主和统治城市的大买办们。
古巴社会主义与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古巴以19世纪古巴独立革命的先驱何塞·马蒂的思想和20世纪传到古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导思想,古共是古巴唯一的政党;古巴的所有制以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而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只是控制了石油和天然气等一些部门,制造业、金融、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部门仍掌握在垄断资本、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手中;在农村,土地仍掌握在大庄园主手中,到目前为止的土改,只是分配了部分闲置的土地,并没有触动大庄园主的根本利益。(参阅崔桂田、蒋锐等著《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第293页)
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不仅可以合法存在,而且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控的强大资源挑起社会混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天委内瑞拉国家只控制了媒体业的5%左右,另外那95%的媒体掌握在大买办或者外资的手中。那些最为重要的大型媒体全都是反对查韦斯与马杜罗的。委内瑞拉视听业被四大电视台控制,首先是与美国跨国公司、美国政经集团有密切关系的委内瑞拉视听电视台,它拥有40亿美元资产,是拉美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第二是环球电视台,它受民主行动党影响,抨击查韦斯的所有政策;第三是委内瑞拉电视台,由拥有20多家国内外企业的奥马尔·卡梅多掌握;最后是加拉加斯电台、电视台,是1953年成立的委内瑞拉最老的媒体,也是亿万富翁掌舵,表现极其恶劣。(参阅[比]波尔·德·博斯著《委内瑞拉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性步骤(下)》,《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2期)
试想,假设一个国家主流媒体天天煽动上街闹事,那些掌握经济命脉的大买办和外国资本可以给那些闹事者发钱,大地主和黑社会流氓头子又可以给他们发放武器,政府和军队又始终保持克制,不敢对肇事者采取强硬措施,那么必然结果就是导致社会陷入全面混乱,正常的生产都无法维持,更不要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更新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了。今天的委内瑞拉大体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因此,委内瑞拉陷入困局并不是什么“高福利”的结果,更不是某些西方主流媒体所宣称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相反,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所指出的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坚持所谓“普世价值”的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同时,我们也更应该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革命扫除了统治旧中国的大地主和大买办,为尔后的新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从而避免落入委内瑞拉式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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