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人民战争：革命的唯一途径(3-1）

时间：2019-08-30 15:30:54 点击：次来源：红色文献翻译作者：佚名 - 小 + 大

持久人民战争：革命的唯一途径(3-1）
克里斯托弗·雅各布森著

初次发表于法语的《社会主义进行曲》（第8期，2002年春），随后在加拿大革命共产党（组织委员会）的刊物上发表。
“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
——毛泽东，《论持久战》

在帝国主义国家, 革命运动内部提出了几个问题。革命战争将如何进行？如何实现共产党的革命政策？从过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吸取到什么教训？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来界定我们的斗争方法？我们必须在什么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支撑一个以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政党的革命斗争？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客观上说是革命性的历史时期塑造和组织一支革命力量。
我们的组织——加革共（组织委员会）——提出只有通过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才有可能实现腐朽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我们的战争不同于那些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战争。它扎根于唯一真正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并以接管国家权力为目标。共产主义运动代表了无产阶级最先进的政治表达，它一直坚持夺取并保有国家权力是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当然，有人会声称我们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 我们必须认识到，普罗大众正开始起身反抗，尽管并不总是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程度，越来越多的工人正抵制那些用来欺骗他们并让他们处于苦难中的旧的政治代替方案。
谁必须承担将群众的怒火转化并使其变成一股革命力量的任务？这项任务应当用什么方案和工具来完成？应当使用什么策略？群众已经以直接、混乱、偶然的方式体验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并通过他们的斗争，瞥见了克服这些矛盾的方法。无产阶级先锋队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如何把这些新生的群众热潮凝聚、团结、系统化起来，并将它们与让工人们获益并变得更强大的战略结合起来。在谈到军事领导问题时，毛泽东说，它来自一个简单的原则: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论持久战》)。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革命活动。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维护资本主义，而是在斗争的过程中，通过领导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来证明共产主义事业在一切方面相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
一般来说, 革命战争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 它们是人民战争和革命战争, 其斗争是正义的, 政治路线是无产阶级的。但是，一个人要希望领导一场革命战争, 用毛主席的话说,就必须 “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这个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在综合革命理论与实践并将其应用于加拿大的具体情况，以及通过确认加拿大的革命道路是持久人民战争（PPW）后，我们正采取适当的军事策略，且具有充分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毛主席领导下的GPCR、秘鲁共产党领导的持久人民战争, 和在欧洲的战斗经验)，这将对我们所有的任务以及应当指导共产党工作的战略给予启示。这种战略将对资产阶级产生影响。
这个持久人民战争的概念（不能被简化为纯粹的军事方面）允许革命力量反思，学习，准备与组织革命；这很重要，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力量于世界范围内重塑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迅速高涨与其触目惊心的崩溃表明，许多自认为脱离了修正主义的组织实际上只是脱离了修正主义最明显的方面（和平共处,议会主义……），而非那些被150年共产主义经验证明无用的组织实践和意识形态观念。
在加深我们对革命及其要求的理解时，我们正在与那些召唤空洞的抽象概念的人作斗争。我们还强烈反对所有想要不做任何改变而机械复制国外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并将其施以己用的人。这些人未将特定国家的特殊情况考虑在内；他们将自己局限于单一形式的斗争，单一战斗的方法，而没有明白革命斗争的工作是极其复杂的。为了获得胜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始终强调考虑一切斗争方法的重要性。列宁总结道 “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且）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主席说，革命的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 而是具体的，物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努力的基础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们已经（在2000年冬，我们的刊物《社会主义进行曲》发表的一篇题为《共产党必须在帝国主义国家开展人民战争》的文章）展示了资产阶级准则（于合法手段范围内斗争，选举，议会政治以及授予工人运动的普遍自由）已经完全解除了无产阶级及其组织的武装：“无产阶级为服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规则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其组织水平薄弱，对斗争的方法和形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足的。总的来说,无产阶级并未做或是做足够的准备以承担即将到来的与资产阶级的重大历史性冲突。”
科学共产主义在反对各种使工人运动瘫痪的倾向的斗争中站稳了脚跟。社会民主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使无产阶级处在资产阶级的监护下，将争夺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从其分析与行动中排除了。他们假装自己是未来革命的理论家，（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大都消极被动。他们表面上是“革命政党”，但拒绝在实际中进行革命。他们对无产阶级是无用的，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这些政党得花很大的劲来调和他们的改良派做法 (议会主义、改良主义) 和他们原则上对革命的诉求。
每当工人阶级遵循资产阶级民主的规则时，帝国主义就毫不犹豫地采取屠杀和大规模镇压（印度尼西亚），政变（智利）以及激怒和分化工人运动来要求他们乖乖听话。正如 (新) 意大利共产党 (组建中) 在其《纲领草案》中写道，“历史经验证实了恩格斯在1895年所指出的:面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参与，资产阶级将会首先违反其自己定下的规矩;因此，革命力量的积累不能在合法程序（written procedures）及其许可的框架内进行。”
在理论与实践中，在每一次胜利与失败后，“一分为二”，意味着运动的一部分从获得的经验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并继续进行斗争；另一部分坚持其旧的信条。一方面，新的经验中有益的经验推动着斗争转败为胜；另一方面，组织的其他部分大体保持消极，使他们自己变得气馁，或甚至更糟地，加入敌人的行列。但革命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它克服了一个接一个的障碍, 不断向前迈进 “通过创造了一个最重要的逆反应, 这是唯一让整个工人运动获得更多经验并向前飞跃,概括并验证其经验；……但为了让运动可以发展，成熟，验证其经验并概括它，先锋队必须在前方开路并努力得出正确的结论。” (《帝国主义大都会中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进行曲！》刊物，第7期，2001夏) 然而，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处理这项工作。

一个暴动的世纪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21世纪将会是一个动荡的世纪，对我们而言则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正如我们在1998年春季刊物上提到的那样，在北约最高领导人有关战略的一场会议上，于20世纪末得出了若干结论。据他们所说，21世纪将会是“一个暴动的世纪”。“迄今为止的时局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尽管如此，一个暴动的世纪已经开始。21世纪的前30年将会是一个革命起义的时期。”
我们所进入的时期对革命力量来说可能是有利，只要他们发展出与当下现实 (客观规律) 相适应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政纲和实践 (发展革命的主观力量), 并产生了一种可以聚集力量，将力量的天平朝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那一边倾斜的活动。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这一时期，并非革命运动中的所有人都本着斗志昂扬的精神，并提出能让无产阶级斗争重组的建设性想法。
有些人只是从特定时期的历史经验中解释；另一些人执意要从每一种新的斗争方法中解释那些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重现的东西。这种理解事物的方法有时用以下文字表达：“列宁这样说过, 但那时是内战时期”，或 “毛泽东发展了持久人民战争, 但中国那时是一个受压迫的国家”。这种推理完全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活本质, 使群众无法学习各种让他们更完全地拥抱革命的经验,包括更尖锐的与更革命的经验。这种错误的观念也将先锋队的活动仅仅局限于政治宣传和鼓动，让革命实践难以具有正确的作用。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努力克服阻碍正确政治路线发展的障碍。我们必须通过锻造“革命内容和革命活动——声明和行动/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做的之间必须存在的不可缺少的统一，但二者是经常分离的”来反对理论和实践的分离。(《社会主义进行曲！》,第5期)
如果我们：（一）不努力把周遭现象与我们的工作联系起来；（二）只是继续考虑这种与更广泛的现象及其整体辩证法性质的联系，而忽略了整个过程的具体性质和发展；（三）认为这一过程是在渐进发展的一系列量变(改良派的论点), 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一个经历飞跃和联系并带来质变的过程(革命者的论点)——这就是为什么持久人民战争的发展过程必须被视为一种循序渐进的运动,它包括简单和其他复杂的事物,属于其发展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事物，这种运动并不是和谐的，而是在对立面(积极与消极、新旧、低级与高级等)的斗争中进行的；（四）不考虑到这个过程所依赖的具体情况，国家与历史背景。那么我们就无法正确地理解革命。

由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所领导的斗争
列宁写道，要以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式理解革命，就必须把它看作是 “由活跃的社会力量进行的战斗。当这些力量被置于特定的客观条件下时, 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 或多或少成功地应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战斗”。（未查到原文）
在写到革命时, 列宁不是在描述抽象的社会力量, 而是描述客观的物质条件 (军事、经济、政治)。即使工人阶级不能通过超越物质现实来希望获得胜利，但他们能在同样的局限内为胜利而奋斗——小小的胜利使工人运动得以将其经验系统化。因为说到底, 无产阶级的胜利取决于其决定与其现实最适合的斗争类型的主观能力。
当前时期的特点是: 帝国主义国家与受压迫国家人民之间更激烈的经济和军事对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发展;这种关系再次变为敌对; 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与其工人阶级之间加剧的剥削和压迫, 前者处于攻势中,正消除后者所取得的胜利;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破坏性追求, 正在摧毁阻碍其自由流通的所有障碍 (无论是对医疗系统、教育、劳动立法、工作保障等的投资)。这些攻势证明资产阶级正面临问题，并且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将其超额利润的残羹冷炙分给工人阶级来维持统治了。
所有这些矛盾削弱了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形成了整体革命形势的不平衡发展, 与一战后发生的第一次革命高潮相当。这是共产党与资产阶级争夺群众的关键时期。群众要么是由先锋队组织起来, 开展反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 以夺取国家控制权, 要么是资产阶级赢得胜利并招收群众参加其在国外的掠夺战争。
这些一般的客观条件让我们对先锋队成员和群众提出了某些建议: (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的动荡时期;(二)这一时期发生在帝国主义发展最先进的历史阶段;(三)无产阶级必须根据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制定夺取权力的战略;（4）持久人民战争——共产主义运动150年斗争的产物——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唯一可行的战略。由于持久人民战争, 无产阶级现在有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策略, 使它能够打败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大都市, 持久人民战争采取了以下形式: 力量的积累——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 每一个步骤都引出了下一步。武装宣传与这一进程有关。

1.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
如果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想要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它必须对当下的帝国主义矛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它必须确定进行革命的客观条件是否存在——我们能否立即实现这个目标；可以肯定的是, 它必须确定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列宁已经为革命者指派了“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第二国际的破产》）
俄国革命的领袖表明了只有出现革命的形势，革命才有可能，这意味着一场波及全社会的危机。他接着解释说, 先锋队必须能够把握这场危机的发展。因此, 必须在认真考虑革命形势的客观条件后再计划夺取国家权力。否则，个人的分析就源于唯意志论和主观臆测, 这意味着在虚构的世界里，在不适合斗争的真实条件下，人们或多或少会有意识地进行一场没有群众参与的革命……事实上，革命运动最大的困难在于确定和采取一种战略方针，使其能够充分利用革命形势，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推翻资产阶级。
列宁指出，革命形势是由三样东西组成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国际的破产》）
列宁还强调这样一个事实, 即“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第二国际的破产》）
我们要如何把握列宁的教诲, 主要是如何将其应用到今天的条件下？毛主席一贯强调, 要确定什么是重要的、决定性的, 这应该“不根据一般或抽象的因素，而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归根结底, 每个时代、地点和作战风格的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性质。
在帝国主义国家很常见的是, 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在战争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积累什么经验, 在推进革命战争的实践方面成果寥寥, 革命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对于美国革命共产党来说，只有一种革命形势才能提供发动革命战争的必要动力：“革命战争的发动取决于在全社会爆发的革命性危机”；没有这样的危机, 党必须扎根于 "政治组织构建和群众斗争" 的基础上。对于美革共而言，在目前的“和平”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制造舆论，准备夺取政权的思想，以及组织革命力量”。这个朗朗上口的词句背后,构成它的现实却缺乏一些独创性：美革共的“夺取政权”或多或少地依赖于造反的理论,包含长期的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及合法斗争,据此发动起义和内战。
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在应用于具体条件时非常重要。当列宁谈到一个革命的背景时, 他说的是眼前的时期, 是在起义和夺取政权之前发生的时期, 而不是更长时间的力量积累时期。这样来看，美革共认为只有通过特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的积累才有可能夺取政权的看法是对的, 或者如列宁所说，“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看法若没改变, 革命将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假设在进行“舆论转变”的时期，先锋队的工作必须严格局限于政治宣传和鼓动,而忽视其他所有的斗争形势，而这些斗争使形势正朝革命的方向（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贫穷，上层阶级的矛盾等等）发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列宁已谨慎地指出，这种变化不可能仅仅是政治宣传的产物:“对于整个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来说，单靠政治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
毛主席提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具体性质时，说道：“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542页）他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不要从事武装冲突；正相反，他指出，就像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之前做的那样，要想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或长或短的“合法”活动时期积累力量，这比“非法”活动有更多余地。毛主席、列宁或恩格斯从未要求工人阶级应该选择这种而非那种斗争方法：他们坚称合法与非法这两种方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外，他们声称合法活动取决于非法活动,我们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对 (所有历史时期所有国家的) 普遍特征的分析和对 (一个特定的国家) 的具体情况的分析, 作为准则以确定我们在发展革命力量的行动方针。一旦革命形势来临且革命已经在进行, 要认识到革命局势的存在，就要试图在其具体形式下把握运动的有益之处, 并谴责革命力量对演变中的事件采取的消极行为（尾巴主义）。
毛主席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证明了革命形势是一种延续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的持续发展的形势，在这段时期中，各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由于其固有的矛盾而无法站稳脚跟，而这一贡献对秘鲁共产党（PCP）非常有用。在这一时期, 革命只有在革命的主观力量得到正确利用, 行动的每一步都与其客观规律相联系 (同样, 革命的失败源于它对这一原则的背离)的时候才能成功。我们并不是为无产阶级铺平道路，成为“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角色，而是为了无产阶级而努力成为正确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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