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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6-18 07:42:38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拉丁美洲的反动与革命：委内瑞拉军民联盟 【编者按】2020年6月3日，著名的新冷战网站刊发了阿诺德·奥古斯特（Arnold August）的文章。文章引用了蒙特勒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克劳德·莫林（Claude Morin）对哥伦比亚、智利、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以及委内瑞拉军队的分析，指出巩固委内瑞拉军民联盟是挫败美国领导的政变企图的关键，革命运动不仅在委内瑞拉，而且在整个地区都得到了加强。 2019年10月，当抗议浪潮席卷智利时，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总统引用宪法中的“紧急状态”条款，出动了军队。街上士兵的出现和宵禁的实施立即唤起了黑暗的历史。自那时以来，国家警察实施血腥镇压，一直向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和其他处于紧急状态的城市的军事指挥官进行报告。 这种情况不仅对拉丁美洲来说是具有压迫性的，对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在加拿大，皮诺切特（Pinochet）仍然是进步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反对皮诺切特对后代的恐怖行为。为了逃离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许多出身智利的加拿大人和魁北克人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 与此同时，在哥伦比亚和智利，起义和罢工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对抗武装部队。 在巴西，人民对右翼博尔索纳罗政府的抵抗从他赢得2018年大选以来就无处不在，此前他的主要对手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被监禁。 在玻利维亚，情况则不同：美国及其盟友在军队的支持下，以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选举具有欺骗性为由，煽动政变。据悉，参与政变的军方主要官员在美国的美洲学校接受培训。 哥伦比亚、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经历都与委内瑞拉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确，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一方面是反动，另一方面是革命。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企图颠覆委内瑞拉武装部队；事实上，美国试图把委内瑞拉变成反动最激烈的那些国家的复制品，但并没有成功。 蒙特勒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克劳德·莫林（Claude Morin）在一次在线采访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哥伦比亚军队由受过训练的士兵组成，他们打击起义、杀害游击队员和屠杀任何可能支持游击队的社区。莫林可能是魁北克最重要的拉美主义者。新兵已习惯于执行这些任务，即把人民和平民视为威胁。这些军官接受了美国美洲学校手册的培训。 在与游击队的斗争中，军队与准军事组织建立了联系，并策划了暗杀行动。在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的任期内，军队因杀害农民，然后把他们装扮成游击队而获得奖金。莫林总结道，这是军队恶意杀人事件。 直到1973年，智利军队一直被认为忠于宪法。但是，随着人民团结政府的到来，美国反对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民主社会主义和智利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军队站在政府一边。皮诺切特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军事政府。政变策划者清除了军队中反对政变的官兵，随后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造成3 000多人死亡或失踪。 智利军官团从精英中招募，而士兵一般都来自工人阶级。莫林说：“我不知道军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个人提升社会地位的垫脚石，但我相信，军队在工人阶级新兵中灌输了有利于精英、寡头和现状的意识形态。” 谈到阿根廷，莫林将该国“肮脏战争”（1976-1984年）期间普遍存在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与哥伦比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比较。高级军官是从寡头政治中招募出来的；反共产主义是团结所有派别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阿根廷的动乱、反佩隆主义当局、1954年（佩隆被推翻）和1984年（阿尔芬尼重建平民政府）之间的一系列军事政府以及‘肮脏的战争’造成了镇压所有有效或被逮捕的反对既定秩序的抗议活动，但反抗者被认定为抗议者是颠覆分子。” 作为阿根廷新闻媒体的关注者，莫林总结说，在马克里（Macri）担任总统期间，军官们再次露脸，成为抵御大规模起义的堡垒。 在巴西发生政变时，美国大使戈登怂恿巴西军官，称美国派出海上军舰对其进行支持。“美国和有关官员对古拉特与古巴的关系以及切·格瓦拉被纳入南十字勋章表示关心。在这里，反共主义再次出现。” 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智利学者玛尔塔·哈内克纳（Marta Harnecker）指出，委内瑞拉军方有七个决定性的特征，使其不仅不同于以上描述的国家，而且几乎与那些国家正好相反，因此成为了查韦斯主义自然生长的媒介。 首先，委内瑞拉军官和士兵深受西蒙·玻利瓦(Simón Bolívar)关于国家和人民主权的思想和思想的影响。其次，查韦斯时代的士兵在委内瑞拉军事学院接受训练，而不是在美洲学校。三是历史条件不同，游击叛乱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在冷战时期反共意识形态的灌输就不那么必要了。事实上，1970年查韦斯这一代人进入学院时，游击活动已经被根除。第四，委内瑞拉军队不受军事精英阶层的控制。第五，1989年，被称为“卡拉卡索（Caracazo）”的人民起义使许多低级军官政治化，使他们支持左倾思想，对政治精英更加敌视。第六，在卡拉卡索之前的十年，社会经济不平等突然加剧，已经开始促使低级军官变得激进。最后，查韦斯在1998年当选后提出的军队重组计划，这给他们疏导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挫折感制定了新的目标，也给他们提供了渠道。 2019年1月到现在，这些特点为巩固委内瑞拉军民联盟和努力阻止美国主导的推翻政府的企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确认革命不仅在委内瑞拉，而且在整个地区正得到加强。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麦沛玲 编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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