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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9-16 07:42:12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江苏徐州 孟宪达 - 小 + 大
一场政治启蒙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连载8） 作者：江苏徐州 孟宪达 转眼之间，时光走到了1967年。 1967年1月6日，上海“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发出通令宣布：原上海市委、市政府及下属各级机构，即日起停止办公。从即日起，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被上海“工总司”等上海造反派掌握。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贺电，肯定了上海“一月夺权”的行动。此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和介绍上海“一月夺权”的“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当时的徐州，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即使有了，也不过只是个喊喊口号、举举旗帜的群众组织，其头头大多也是普通的工厂工人或单位的职工，属本上是属于无太多头脑和思想的，没有什么从政之“机遇”和靠山。造反派群众组织中的绝大多数人（组员），也都属于现在所称的“底层”，他们只有热情，只有忠诚。但那时，却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保皇”派群众组织。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保皇”派群众组织，由于其大部分成员，尤其是一些头头，长期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官宦之家，既有广厚的人脉资源，又有灵通的政治消息。所以，当“一月夺权” 风暴来袭时，这些“保皇”派组织马上在背后靠山的支持下，夺取了徐州市的党政大权。关于这点，可以从下图1967年1月21日的“夺权”协议上看出来。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名义上署名在前，但夺权后的实际上的大权，却被署名为第二位的“八一红卫兵”的“保皇”派所掌控。从这两个署名组织的各前一个负责人姓名即知，在我的印象中，前一个人为徐州淮海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学生，后一个人为徐州四中的高三学生。两人虽同为学生，但背景不同，后一人为军干子弟，为徐州当地人。从这张图片也可以看出，当时参与夺权的是两个学生群众组织，没有工人及其他阶层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参与。所以说，这种“夺权”，实际上，就是“老子”把权力传给了“儿子”。 在他们这些人一月份的夺权成功后，又发生了徐州的“二月逆流”。当时的徐州卫戌区和军管会，大规模地抓捕了从学生到工人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及其骨干百余人。我记得当时的军管会还出了个布告，宣布徐州庞庄煤矿一个造反派群众为反革命组织，其负责人为工人丁长生（大概是这名），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好象是专为抓他而出了这个布告。即使不是专为他发，但在印象中，好象他是“名列前茅”的。 在徐州卫戌区及军管会的“二月逆流”的强力镇压下，徐州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悉数“灭亡”。 即使“不灭亡”的，其组织班子成员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造反派组织。此后，以徐州卫戌区军人为主体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3月18日成立（见下面的图片，可以看到主席台上坐着的几乎全是军人。）。至此，徐州的政治启蒙（文革）运动进入了“万马齐喑”的白色恐怖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的“革命委员会”，我当时是很不理解。毛主席不是说过吗，革命委员会应该是“三结合”的，即“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负责人、党政机关革命领导干部”。但那主席台上坐的为什么军人居多，干部少之，而工人、农民、学生却极少。在当时，我就认为这个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有问题，后来在看了这个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名单后，发现军人当了主任和副主任，委员中也是军人及干部占了多数，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则少之又少。按照毛主席的说法，“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排序，应该是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为主的呀，现在咋变成了以“人民解放军当地负责人”及“党政机关革命领导干部”为主了呢？这样的话，这个革命委员会就没有了广泛性、代表性、也就失去了权威性。这与毛主席说的这场运动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依靠人民群众、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创造历史的说法不符。 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革命委员会不能代表人民和造反派。但那时我才十五岁不到，也没办法呀。虽然接受了它，但总心有不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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