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从自发的改良派向自觉的革命派的转变

时间：2018-09-08 08:02:13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毛主席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识，却不是天生的革命派。他从改良派向革命派的转变，是在驱张运动之后。
毛主席的反抗意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童年时代就敢于反抗父亲的权威。9岁第一次踏入私塾的大门，就对学堂的旧规矩不满，对老师动不动就搬出孔夫子打骂学童感到气愤，并在课堂上巧妙地“整治”先生。南案私塾的老师因此向家长告状，毛主席知道大事不妙，马上从私塾逃走，三天三夜不回家。经过这次出走，父亲再也不敢随便打骂毛主席了。毛主席的反抗取得了胜利。
但这种反抗强权、同情弱者的意识是自发的。后来读书从韶山到湘乡，再到长沙，学识和见识也不断增长，毛主席的反抗意识也从为个人升级到为社会。
毛主席在乌龟颈私塾跟毛岱钟学法律期间，碰到饥民“吃大户”和彭铁匠被逼造反两件大事。1909年夏，洞庭湖周边县市发生水灾，而奸商趁机哄抬物价，米价暴涨，大批饥民流离失所。饥民们为了填肚子，要求当局开仓放粮，但巡抚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走投无路的饥民冲进奸商、地主家抢粮，俗称“吃大户”。许多人被抓，一些人被砍了头。
韶山冲也出现了这样的“吃大户”、闹祠堂的反抗行动。当地一个叫毛承文的爱打抱不平，带领乡民与族长交涉，反被族长拿住问罪。正要宣布罪行处置时，毛主席来到祠堂，一番义正辞严的怒喝：“岂有此理…”，赢得群众的响应，大家齐喊：“毛承文无罪！”“放了毛七公，开仓粜米！”毛主席一个箭步冲上台，将毛承文从梯子上解下来。毛氏家族的族权受到了第一次挑战。这件事就是毛主席大闹祠堂的故事。
1911年春，毛主席在老师贺岚岗的带领下去湘乡驻省中学求学。第一次到长沙的毛主席就被日本兵上了一课。在长沙码头，一艘日本快艇撞翻了避让不及的中国小船，船夫落水，日本人扬长而去，毛主席不顾初春的寒冷，迅速跳下河救起了落水者。这件事以及此后的见闻，使毛主席对社会产生了疑问。
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毛主席和同学们对张干对上逢迎、对下专横的作风极为不满，纷纷揭露校长之过。毛主席作《驱张宣言》，一举将张校长赶走。这可算是毛主席改良社会的开始。
民国初年，虽然结束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十分尖锐。1915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封锁胶州湾，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称帝准备答应卖国的“二十一条”。此事激怒了全国的有识之士，湖南一师的毛主席和师生们怒不可遏，发起了示威游行。
但是师生势单力薄，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汤乡茗阳奉阴违。毛主席深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势力对抗旧势力，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贴出了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示》，希望将朋友的圈子不局限于一师校内。但此举却只有三个半回应者（只有称半个的李立三走上了革命道路）。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联合一师的蔡和森、萧子升等同窗好友，受梁启超《新民丛刊》的启发，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显然这是一条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路线。
从湘乡到长沙一师这一时期，毛主席基本上倾向于康梁的改良主义。在湘乡东山高小还专门模仿康梁笔法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1911年在湘乡驻省中学，当毛主席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后，激愤地写了一篇《打到清王朝》的文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引起很大反响。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表明政治主张，文中说，打到清王朝，建立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康梁维新思想给少年毛主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子任”的别名及“新民学会”的名称都是受康梁影响的痕迹。可见毛主席这时是一个改良派。
但到了1917年，毛主席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改变，他在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天下纷纷，时人虽有一些改革主张，但对救图之道，未找到一条根本解决办法。即说维新派康有为，也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事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与以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为败亡哉？而岂有毫末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谁也不是天生的革命派。对社会的弊端，人们总是倾向于改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革新的成功。但往往事与愿违，到最后不得不推到重来。毛主席也是在研究试行了各种办法之后，才走上彻底革命的道路。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毛主席就有意向省外或国外发展。当恩师杨昌济调任北大后，告知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主席马上着手准备，并将赴法人员送到北京。但他自己却留下来了。后来在法国的人员来信请毛主席出国，毛主席也始终没有动身。因为他认为，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的还不够深入。是需要有人出国开阔眼界，但也需要人留下来。事实证明毛主席留对了。
从1918年到1920年，毛主席来往于长沙、北京、上海三地之间，一为输送赴法会员，并为他们筹款；二是为驱张运动，寻求全国各地的支持。
驱张运动是湖南发起的驱逐湖南都督张敬尧的运动。1919年为了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运动爆发。湖南学联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但运动遭到当局的镇压。毛主席是学联的发起者、组织者和主要负责人。为了把学生运动推向高潮，并将主张变成现实，学联开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毛主席任总编和主笔，实际上从写稿到印刷都是毛主席一人负责。《湘江评论》犀利的文章在湖南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从第二期到第四期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更是民主运动的号角，连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都说是“大文章，远光很远大，舆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湘江评论》如号角唤醒了湖南民众，如匕首刺痛了张敬尧的反动政府。因此军警对学运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一面贴出布告，一面冲击学联的办公地点，强行解散学联，后又查封了《湘江评论》，第五号尚未发行就被焚烧。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愤怒。于是毛主席领导学联发起了驱张运动。
运动之初，很多人认为学生斗不过军警，笔杆子斗不过枪杆子。但毛主席综合省内外的形势，综合分析后认为，驱张运动的成功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并分析起草了《驱张宣言》，列举了张敬尧十大罪状。后来又派出驱张代表团到各处进行宣传，毛主席亲赴北京组织驱张游行请愿。在毛主席的谋划和十个月的不懈努力下，张敬尧于1920年夏被赶跑。驱张获得了成功。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分析和领导能力。
驱张之后，毛主席开始思考湖南究竟应该怎样改造，中国应该怎样改造。他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要把湖南变成一个先进的范例，在湖南建立民主自治。提出“湘人自治，还政于民”。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太复杂，可以先把湖南建成一个如俄国那样的政权“湖南共和国”。1920年4月1日上海还成立了“湖南改造促进会”。另外，毛主席对“工读互助团”也进行了研究。1920年2月在北京参观了王光祈的女子工读互助团；5月在沪送走了萧三等第二批赴法人员之后，亲自体验了工读互助生活。之后毛主席否定了这种曾一度醉心的形式：“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毛主席从上海回湖南后，继续为“湖南自治”做了大量工作。学联提出了废督裁兵、建设民治、普及教育等主张，甚至为设想中的湖南自治政府拟定了框架。10月10日两万群众冒雨游行，经过督军府门前时向谭延闿递交了毛主席起草的《请愿书》。但谭延闿并没有采纳，事实证明湖南自治是行不通的。在所有的改良“石头”都搬过之后，毛主席终于明白，改良是不能救中国的。
如果说时间有拐点的话，27岁就是毛主席的拐点。1920年，毛主席完成了从自发的改良派向自觉的革命派的转变，并在年底与杨开慧结为夫妻。
标明毛主席转变的有两件事，一是“文化书社”的成立，二是《通讯集》的编印。从1918年夏到1920年夏的两年里，毛主席在与湖南各界的广泛接触中认识到，新文化和新思想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于是他在湖南文化教育界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以推销马列主义书籍报刊为主。书社成立于1920年8月2日，8月中旬正式开业。随后毛主席又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旨在研究俄罗斯一切思想，组织人员赴俄学习考察，8月22日开筹备会，到9月16日就开了成立大会。两件事都得到恩师方维夏的大力支持。
1920年11月，毛主席把两年来新民学会会员的通讯编辑成两册，十二月付印定为《通讯集》。并在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批语：“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权宜之计，绝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对改良主义的总结。
从《通讯集》收录的信件，可以看出毛主席、蔡和森、萧子升等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轨迹。如1920年8月初萧子升的信说“颇不认同俄式革命（马克思式）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蔡和森写于8月11日的信则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希望毛主席“在国内不可不早有准备。”毛主席大约11月收到从法国寄回的这两信，于12月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明确表示了立场：“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别人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绝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靠这个恐怖的方法。”
11月25日，毛主席一口气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写了五封信。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给罗章龙的信说，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时新民学会已经达成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宗旨。
当然，毛主席的这个转变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研习，以及各种改良运动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在来往于长沙、北京、上海三地之间的两年里，毛主席接触了大量的人物，尤其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有过深入的交流。并研读了包括《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在内的大量进步书刊。湖南自治改良运动这样的社会实践，更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从反面证明了彻底革命的正确性。这就是毛主席从自发的改良派向自觉的革命派转变的动因。
1921年，毛主席在韶山老家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并作出了一个震动乡邻的决定：散尽家产，举家迁往省城干革命。从此以后，毛主席走上了坚定的革命道路，再无反顾。
（注：本文素材取自毛主席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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