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缘何而发？

时间：2021-09-17 14:48:47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1949 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根据中共中央五年夺取战争胜利的计划，这一年必须要有转折性的“大动作”。唯有如此，才能让蒋介石的统治早些垮台，让革命的胜利快些到来。于是，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
　　1948年9月，被国民党自诩为“金城汤池”的济南被华东野战军攻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完美开局。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因势利导，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及其他几个重要战役。这些战役，胜利惊人，环环相扣，书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这些战役的胜利，也使得国民党人心尽失，政权摇摇欲坠。为“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蒋介石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
　　一目了然，这是一场虚伪的运动，却也产生了消弭革命斗志的消极影响。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摆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道路可选，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为保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为革命的彻底胜利、为革命胜利之后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大设计”。
　　这是怎样的“大设计”?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指点江山，运筹帷幄，初步擘画了中国革命的蓝图。他说：“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在以上基础上，我们要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任务。
　　几日之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将革命进行到底”需要完成的任务。他这样形象地说：“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因此，实现“铲地基”、筹划“起房子”，就是中国共产党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要进行的“大设计”。
　　完成“铲地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何谓“铲地基”?就是要除恶务尽。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引用希腊“农夫和蛇”的寓言，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高超的语言艺术，用犀利、尖锐的言语，把深刻的道理阐述得明白、浅显，极大地教育了许多尚未觉悟的革命群众，促使他们对蒋介石的所谓求和重新保持了警惕。
　　必须彻底铲掉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必须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坚决的斗争，消灭其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在当时，国民党还有残余部队一百多万人。根据与国民党军队斗争的经验，接下来可以采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敌人。“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这是首先必须采取的方式。同时，还不能忽视和平斗争的方式，即通过“北平方式”改编国民党军队，通过“绥远方式”暂使其维持原状待后再改编。
　　当“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还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即那些在城市里的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这些人“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这一势头，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了，于是，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加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因此，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中，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我们要站在一条战线上，与“不拿枪的敌人”进行或公开或隐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外交斗争等。
　　于人民军队而言，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中国军队职责很单一，就是打仗、打江山。但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把“地基”铲干净，为了更好地“起房子”，此后的日子里，人民军队在进行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必须担负工作队的神圣职责。尽管在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各老解放区抽调干部五万三千人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但是，这也还是不能够满足对干部的需求，因此，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210万野战军即将被化为工作队。
　　根据毛泽东的新年战略设计，当我们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在1949年“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至此，中国人民将基本完成“铲地基”的任务。
　　筹划“起房子”：从山沟沟到大城市
　　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经济要在1949年取得更大的成绩。而要改变旧中国经济凋敝的现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这是大方向，这就好比盖房子，第一步要选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是要继续在农村“起房子”，还是走出“山沟沟”?这是一个必须未雨绸缪的战略问题。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了准备。现如今，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合适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是有数的。于是，在新年献词后不久就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气壮山河地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
　　这其中，尤其要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关系。“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事实上，在由胡乔木起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报告第一稿上，并没有这句话，这是毛泽东的重要加笔。“城乡统筹”，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基础上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在工作方式和工作重心转移、一个历史时期完结之时，能够提出这样顾全大局的“设计”，弥足珍贵。
　　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走进城市、管理城市，并不是要成为城市的特权统治者，而是要一心一意为城市建设服务。这就“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为此，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要全力学习工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这其中的中心任务和关键问题是恢复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公营企业的生产;其次，是私营企业的生产;再次，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应该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服务。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这样的战略设计，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为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的展开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战略安排，体现了党的领导、经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为中国共产党今后顺利“起房子”提供了实践准备。
　　毛泽东1949年的新年“大设计”，高瞻远瞩，铿锵有力，斗志昂扬，激情飞扬，使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备受鼓舞，各战区指战员纷纷致电中央军委表示战斗决心，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司徒雷登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的宣言中有浓烈的火药味。的确，它给蒋介石政权以无形却致命的打击，蒋介石及国民党只能无可奈何地哀叹自己末日的来临。据说，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在听到此新年献词时，神情黯然地对夫人郭德洁说：“看来，和平之机会已经失去了。”殊不知，唯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正的和平才会到来。
那么，《将革命进行到底》缘何而发？

　　一、中共对国民党的求和早有思想准备
　　自1947年3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拒绝与国民党重开谈判。
　　1947年10月27日，中共针对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在宋子文支持下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并与中共联系进行反蒋活动一事，认为这“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的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利用拉拢之理”。必须坚持“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停战议和”的“缓兵之计”。
　　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斗争日渐激烈，和谈呼声再起。中共中央于7月18日专门发出《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指出：“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迫使中共停战议和，借以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及军队，获得喘息时间，补充修整。”“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
　　然而，国民党内的求和呼声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揭露和批判而停止，反而日盛一日，并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和平运动”。到1948年底，就连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副总统”李宗仁，甚至“总统”蒋介石，都在公开“呼吁和平”了。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发表元旦文告中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在毛泽东的新年献词之后，无疑是自撞枪口：明知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仍不得不进行求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194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驳。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强调：“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二、毛泽东担心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
　　《将革命进行到底》虽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但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立场而发。
　　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zhu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尖锐问题，主要是担心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此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已公开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并应中共邀请已经或正在准备进入解放区。但是，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呼声，少数人在此关键时刻又出现了动摇，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据李维汉回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人并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
　　由此可见，“将革命进行到底”绝非无的放矢，它不但是对国民党蒋介石求和活动的响亮回答，更是在革命阵营内部敲响了警钟。

　　三、民主人士明确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各界民主人士的高度关注，随即进行了意见沟通，开始协调政治立场，准备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1月7日，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19人，联名致电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章乃器、朱学范、李德全、茅盾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
　　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严正声明。”
　　1月14日，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八项和平条件发表后，中共中央非常关心民主人士的态度与反应，当天便致电东北局，要求“收到这一声明后，应即邀请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希望他们予以响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召集民主人士进行了座谈，大家认为：“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份支持毛泽东八项和平条件的声明。
　　1月17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表示：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并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
　　当天，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就符定一、周建人等人前述1月7日来电作出答复：“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与沟通，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强调：“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此外，各位民主人士还一致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这既是对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做出的明确回答，也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首次明确以文字形式公开宣布接受中共的领导。以此为标志，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革命阵营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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