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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8-14 07:58:59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樊建平 - 小 + 大
下放罗桥的日子里 (一)走进农村 1975年9月26日，在俱乐部开完欢送大会乘车经过厂区后，就是农村的泥土地，“安家落户”的序幕拉开。 当时，我们按父母所在单位分配知青点，称之为大冶罗桥区两塘公社大塘大队。因为知青点还没有盖好，我们直接到了生产队,还有洪生和会，一共3个人。我姐原本高我一届，由于身体原因，在家里修养了一年，与我同期下乡。那天由晴天转阴，还不时下点小雨。车走了一半里程，由于道路泥泞趴窝了，我们只好下车步行。母亲送我到房间，铺好床，便赶着去姐姐那儿。 中国的农民有天然好客、朴素热情的习惯，在村里的仓库摆了一桌好饭，八仙桌、长条凳,完事后队长送我们去房间。房子破乱不堪，临时做了点修补，还能见到很多穿墙窟窿眼。房子分两间，进大门后有一间，6——8平米，有一灶台，安了一口铁锅。往里走，经过一无门框的门便是卧室，约15平米，开了一扇木头小窗，松松垮垮的。床和床凳是厂子里送过来的，铺上被絮床单，放上枕头，便可以睡觉了。室内没有任何家具，自己带来的木箱子，用土块垫底，可以放点衣物。 想到第一次离开家，要独立生活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独自坐在床上，抬头看看房上瓦，低头看看泥巴地,眼前一片凄凉景象，真是想哭。 (二)初来乍到 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开火，在各家各户吃派饭。大冶的农民是很讲礼性的，自己舍不得吃，对客人还是大方的，多少准备几个菜，关键是米好，都是当年收获的新鲜米。在下陆那些年，我们一直都是吃战备粮,都是多少年前的陈米，拿出来卖给我们，有的都长虫子了。我一直以为，天下的米，原本就是如此，没有想到农民偷着过好日子，以至于很多知青回家时，大家都说长胖了。以后我们自己开火做饭，还在村里划一块地，我们当时哪会干那活呀，都种死了，全靠从家里带菜。晚上到农民家借用水桶井里挑水，自己烧稻草土灶，解决热水问题。没有水缸，洗完脸、洗完脚，多余的水存放在脸盆里，再把水桶还掉。在生产队期间，队长并没有安排我们干什么实质性农活。建伟、文昌在2小队，帮忙看场院，新钧、勤兵在4小队，帮忙守玉米地。赶鸡子、飞鸟之类，不让畜生毁害粮食，我们1小队也一样。到了收获季节，我们也做点收稻割谷、打谷脱粒、扬场弃尘、堆躲碼高工作，没有在生产队干过耕田犁地、插秧、挑草头之类的农活。到了年底，村里给我们评了6.5个工分。大家觉得太低了，都叫我们6个半。生产队以什么为依据给我们评工分，我当时不清楚，也没有与队长理论，反正不指望这个吃饭。回家跟家长一说，父亲告诉我，农民算工分很简单，已经分给你们的物资（包括玉米、红薯什么的）与你们的劳动相抵，年终不会让你们从生产队拿走一分钱，但也不能让一个小伙子干了一年，还倒欠了他们的，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农村里会计是最有学问的人。 三、知青点建设 下放后的第一个冬季，厂子里开始向知青点运送砖瓦、灰沙等建筑材料，准备为我们盖房子了。1976年开春我们全部来工地当小工，和灰、搬砖什么的。大队指派村里有泥工手艺的农民当师傅。当时的农民师傅干活挺开心，能够体现他们具有手艺的价值，比干农活还是轻松一些，工分也不少。记得有一个农民，一看就傻乎乎的，但有能力唱黄色段子，这帮农民，就爱这一口，成天鼓动他唱。不同层次的人，自有其娱乐方式，不在于高雅或低俗，关键是有群众基础，大家同乐。其实，他们唱的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大冶话很难懂的。知青点几个月后建好，两栋东西走向的对开平房,每栋七间房，房间面积约16平米。男生住坐北朝南、女生住坐南朝北房间。当时共26位知青，男生房间的分配为：东头留给带队师傅，端勇、旭金、文昌住第二间；建伟、连斌、洪生住第三间；锡华、建忠、会工住第四间；汉石、健住第五间，新钧、建平住第六间，西头为柴草间。女生：贻敏、羡美、红住第一间；玉、雅珍、佳美住第二间；春花、水娇住第三间；薇琳、燕住第四间；国莲、为妮、素萍住第五间；第六间堆放粮食，西头为厨房。知青点男生负责人是洪生，女生负责人是素萍，贻敏为总负责，再上面是机修厂带队的刘师傅也蹲在点里当领导。 四、知青式农民 下放之前告诉我们知青点是茶场，因为土质不好，加上管理不善，茶林长的稀稀拉拉的，叶子粗老不堪，无法食用。大队只好从各个生产队分配一些田地给我们，又安排了几位本地老农指导干农活。正式的知青式农民生活开始了。所谓知青式农民，就是说本质上是农民，又与地道的农民有所区别。我们需要清早天没有亮就下地甩秧插秧，到晚上天黑后才回。虽说是年轻，一整天弯腰在田里干活，确实很累，有时腰都直不起来。农村的双抢（抢种抢收）时节，正值三伏天，酷暑难耐，背后有太阳烤着，脸面有水气蒸着，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还难受。田里好多蚂蟥，需要时常上岸来清除腿脚，若长时间不清，两条小腿上会爬满蚂蟥。开始非常可怕，经常有人吓的跳起来，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有时收工回到知青点，腿上还爬着蚂蟥，甚至流出一道血印来，都没有感觉。稻秧插完后，还有多道工序，包括薅草、施肥、打农药等，都是要下水田，最害怕遇上蛇。尽管水蛇无毒，不经意窜出一条花纹长蛇足以让人胆战心惊。下放之前，我们的居民区周边都是农村，对农村的生活、劳动、农作物还是了解的，至少不会把麦苗当韭菜。下放之后，我方知道田和地是不一样的。田里种的是水稻，收获后经加工便是大米。地里种的是麦子，收获后经加工便是面粉。我们也种棉花、花生、玉米、高粱、红薯之类，也要除草和收割。真正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记得有一次在大队部旁边的地里干活，天太热，红身体不支，晕倒了。大家把她背到大队部阴凉处歇息，好在没有出什么事。总体来说，秋收好过双抢当时有一句说辞，双抢时节每人要掉10斤肉，可见当时的劳动强度之大。 我们又不同于典型的农民，是干农活的心态不一样。当年我们下放农村，国家对知青发放粮食，每月按45斤大米的标准，不论男女。由于那年月没有什么油水，男女的饭量也差不多。知青点中每一位都是从家里带咸菜来，所以我们吃饭基本不靠地里的收成，大家没有生活压力，对地里有多少收成也就无所谓了。不像地道的农民，若是没有收成，全家就得饿肚子，很现实。 我们不同于典型的农民，是劳动强度不一样，我们的劳动强度远低于农民。我们也挑粪害怕溢出来了从不装满。挑担子扎草头我们也小些，农村的规矩是不能歇的，我们管不了哪些，累了担子往地上一丢坐下歇息，若有条件倒地睡一觉。 常言说，春播夏长，秋收冬藏，农民是靠天吃饭，随季节变换，应当是有忙有闲，张弛有度的。那年月，到了农闲的冬季，都会修水利工程，用当地土话说“上堤”。大队安排一位民兵连长黑皮子负责，我们知青点连斌任民兵排长。我们当时大部分上堤都是在本大队范围内，还不算很辛苦。也有时去较远的地方，这时农家孩子很高兴，可以“坐火车，搭洋船”。记得有一次到县里某一水利工地，由于吃饭和劳动强度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一帮人晚上全都偷着跑回知青点，由于罪不责众，大队只能口头上批评，没有做纪律处理。在农村的日子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每一天日子过的很慢，但整体算一年过的也挺快。 五、农活之外 除正常农业劳动外，知青点的同学也轮流做饭，男生负责挑水，女生负责摘菜。有一段时间，燕被安排到大队当民办教师，负责教小学，人也住到学校去了。春花喜欢文学创作，当年写了不少作品，也向各媒体投稿。有一段时间黄石日报召开座谈会，特别邀请她参加，我很是羡慕。在农村我还写点日记，只要有人愿意看，都会毫无保留拿出来，记得锡华看过我的日记。我也给过春花看，想与她做一交换，但始终没有看到过她的作品，这就是女人与男人的本质区别。在整个下放期间，本人只有几次帮助大队抄写大字公告，其它任何能够显示文化实力的活都没有干过。 每年春节前是我们最轻松的时期。76年年底，刘师傅召集大家开会，指派贻敏做年终总结。按惯例总结出一年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不说两个小时，至少也要说上半个小时。估计刘师傅没有做事先安排，贻敏自然是没什么话说，草草说上两句就打住了。刘师傅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当个工人，也难得做出什么报告来，不到半个小时就收场了。平时我们聊天，你一句我一句，可以说上几个小时，动真格的，要求一个人讲上个把小时，估计大家都不行。过年了，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按中国的习俗，过年兴拜年的。中学期间我们不会这一套，下放之后，认为自己过了18岁是大人了。相互之间串个门，拜拜年，而且家长对同学拜年也很客气，留下喝酒吃饭。记得当年我们一帮子人去铁山锡华家拜年，那是我第一次喝白酒，感到了酒的力量。 那年月有一个说法，“十个知青九个贼”，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坏。由于冶炼厂招工不断，可以看到前面下放的知青都招工回来，大家只是努力图表现，希望能够得到推荐，早日回来当工人。太坏的事情没咋干，但也做了一些不算太坏的事情。夏季时节，吃完晚饭我和建伟穿着长筒套鞋，拿着手电筒，到各村的田边地头、水塘边抓青蛙。这青蛙晚上也是睡觉的，手电光一照，纹丝不动，只需蹲下去捡就可以了。一晚上可以抓不少，回来后，乘着大家已经睡觉了，立即做着吃挺香的。至于偷鸡摸狗，我们知青点的人基本上没有干过，我仅偷过一次鸡，但肯定没有摸过狗。那是临近春节了，家里给了钱让我买鸡子或鸡蛋回家。当时也没有什么计划，拿了钱买了香烟。在知青点大家经常相互散烟，若是散给所有的人，一个不捺下称“打满铺”。回家之前，想起来家长的嘱咐，总得有个交代。于是叫了建伟、旭金几个人到两塘公社附近抓了一只鸡，算是给家里交了差。偷菜的事情我们也干过，不过那是集体行动。夏季是蔬菜成熟旺季，知青点全体男生跳着箩筐出动，沿着马路往回家的方向走，走的远远的，避免在本大队偷，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女生则守在家中，等菜回来之后好收拾。比如偷毛豆，夜里根本看不清，带双帆布手套，一手抓住根茎底部，另一只手顺势往上撸，叶子、豆子和杆子都撸下来，反正可以装箩筐。其它的菜也是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 当时我们自己还养了几头猪，年前杀猪时都是自己操刀，用粗绳子将猪腿绑起来，拿个大脚盆放猪血，几个大汉将猪惩着，一人拿着一把很长的杀猪刀（这活通常我干），从猪的颈部往下捅，一直捅到心脏处。猪血放完后，猪死了。用开水往猪身上淋的同时，开始退毛。然后是开膛破肚，取出内脏，将猪分割成一块块猪肉，猪头要上交公社抵税，猪肉分给大家带回家。当然，猪下水马上做好，大家也可以大吃一顿。 六、情感往事 我们当知青时，可以谈恋爱，社会、环境和管理者都对我们没有任何限制。最早开始的是文昌、玉这一对。那时文昌在2队，玉在3队。可以明确断定，是文昌追求玉的。第二对是锡华与薇琳，那时我们已经住到了知青点，什么时间好上的我们不知道，因为锡华一直都不敢公开承认。其实，这种事，早点公开，大家也就没话可说了。越是不说，大家越是感到神秘，越是关注，总想抓到到点什么。一天晚上，有人发现薇琳房间门窗紧闭，窗帘也紧闭，那个好奇劲一下上来了，爬窗子的爬窗子，窥门缝的窥门缝，恨不得变孙猴子钻进去。一会儿，天下雨了，这两人从外面跑回来。薇琳开门时，我还低着身，乜着眼，通过门缝往里窥。做点坏事还真不容易，累死我了。没想到他们从外面回来，搞得我一脸难堪。不过，从那以后，他俩的关系就明朗化了。第三对是汉石和国莲，他两确立关系比较晚，我当面问过汉石，他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算了，就这样”。我猜测是国莲主动提出，汉石感觉能过日子就行，左挑右选也不一定能好到哪去。至于当时的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开窍。仔细想来，我属于被动型，绝不会主动出击，哪怕我真正看上了那位美女，也不会主动的，这种性格一致延续到现在。 七、恢复高考 1977年9月中旬我们已经开始为高考备战了。当时正值秋收季节，周师傅在知青点带队，知青点共有20几个人，他要求所有的人回来参加秋收。这人真是添乱，但没有办法因为高考需要在农村报名。开始没有一个报大专的，都报了中专，还有一些人不敢报名。我是第一个公开表示报大学志愿，而且是清华大学。后来，陆续有人报考大专了，包括端勇、红、春花、羡美。报完名我又回下陆了。在这节骨眼上我既顾不上干农活，也顾不上别人的看法，只想到一门心思回家复习功课。周师傅对我们不顾秋收大为光火，下死命令要我回农村，12到金牌直接送到家里。没有办法，只好让姐姐和弟弟到农村去顶替。 由于当年存在诸多与高考复习相矛盾的事件，临近填报志愿时，我改变了填报清华大学的初衷，填报了华中工学院。但之前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改换了志愿，端勇为此还责怪过我。因为我声称报清华，他立志报复旦。我以第一志愿被华中工学院录取，他的第一志愿落选，被华中师范学院录取了。1977年的12月，570多万从十五岁到三十六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我们在罗桥公社中学教室里参加高考,是湖北省统一出题，考完后感觉没有发挥好，也不知道别人的考试情况，只能静静地等候消息。 八、离开农村 考试过后，又回复了往日的平静。该下地时下地，该挑粪时挑粪，但心中还是存在期盼。大队通知红、端勇和我到公社卫生院参加体检，并没有指明是高考录取体检，但我们感觉有戏了。1978年我在家里过了一个完整的春节。到了2月中旬，全国各高校的录取通知陆续到来，因为不知道通知书会送到什么地方，我骑着自行车，家里-知青点两头跑。晓明、泳两位的中南矿业学院录取通知书在我之前，接近2月底，我的通知书先到。下陆的邮递员直接将通知书送到我家，因为那年我和弟弟同时参加高考，奶奶也不知道是谁的，径直送到学校弟弟的教室，并大声喊道：“录取通知书”。当弟弟昂首挺胸走出教室时，任课老师抄着严重的家乡口音大声说：“跃平同学，奏货你”。弟弟拿到通知书一看，没有告诉老师真相，直接回家了。马不停蹄地赶往知青点。当时我正懒洋洋地挑着大粪，往山边走者，见弟弟从大道过来，知道好事来了。接过信件，展开一看，华中工学院录取通知书。从此，本人历史上最为艰难的一页翻过去了。 2016年5月作者"冶中"75届高中 【人民之声编者按】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毛主席在文革中的战略布署。很多知青离开农村后，每每回忆起这段岁月，心情都是激动溢于言表，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太锻炼人了”，有微词的不是太多。本连载选自一本名叫《知青岁月》的书。通观此书所收之文，绝大多数可套用流行词是“充满正能量”。本网从即日起择此书之文进行连载。但令人大跌眼镜地却是顾问写的序言，犹如一个怨妇一样处处“滴满伤心泪”。现将序言全录如下，以供参考。 我们也是历史（代序） 胡燕怀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大多不堪回首，当年在社会底层经受的那些磨难、挣扎、痛苦和绝望，至今想起来还让人痛彻心肺。没有谁愿意选择苦难，因此人到晚年总是避免再去回想那些苦难的岁月。但是那些曾经的岁月总是在不经意间重又回到了你的眼前，就如同我眼前的这本《知青岁月》。知青岁月留给我们的是刻骨铭心融入骨髓的记忆，它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从精神到肉体。 我们这代人，是共和国一段不能抹煞的历史。 那是一段无法言说的历史。青春年少时的无知懵懂，被政治的狂热煽动得忘乎所以迷失了理智，我们听信了太多的美丽谎言。等到我们来到农村才恍然梦醒，仿佛是被人利用的弃儿。极“左”的年代结束了，我们醒过来了，那些崇高的“革命”理想成为了海市蜃楼。 那是一段需要反思的历史。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并没有给农村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无非是学会了最简单原始的农业劳动。“三农”问题和城乡差别，奢望几千万知青下乡去承受这不可能承受的历史之重！在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我们后来知道的真相是：当年无法解决这几千万人的升学和就业，需要我们这整整一代人为此而作出牺牲。于是我们成了最倒霉的一代人：大饥荒我们赶上了，“文革”我们赶上了，下乡我们赶上了，后来的下岗也让我们赶上了。若干年后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城市时，那里已经没有了我们的位置。我们没有青春，没有学历，没有技能，干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收入，社会的每条上升通道都在我们面前关闭，我们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或许我们可以举出几个知青中的成功者来为上山下乡正名，但那些幸运儿在数以千万计的知青群体里毕竟凤毛麟角，没有代表性。反过来被上山下乡埋没和扼杀的人才又该有多少？在正常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人生原本就不该这样。 那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不能忘却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太多的改变。我们能吃苦，耐劳，面对挫折和磨难有坚韧超凡的承受力；我们努力上进，做事认真、锲而不舍，有责任感，也有担当；我们忧国忧民，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面对比我们更不幸的人，我们愿意倾尽全力帮助，“穷”不仅独善其身，“穷”还要兼济天下。……我们所有的优秀品质都源于那段苦难。不仅仅是精神层面，还有我们的肉体。在农村摸爬滚打那么多年，谁的身上至今没有留下繁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创伤，长期的艰苦生活所带来的疾病困扰？那时我们都太想证明自己了，尤其是出身不好的所谓“黑五类”子女们。不能忘却，还因为苦难的生活也并非都是苦难。知青战友们的相扶相帮，患难中的情谊，生活中的笑话、趣闻轶事，善良的乡村父老对知青们的体恤和关怀，难得的一次口腹之欢，甚至一次阿Q式的苦中作乐，都成了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唯其是苦难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所以才弥足珍贵，让我们没齿难忘。《知青岁月》里就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往事。几十年过去了，当它的作者们以轻松的笔调在写到那些往事的时候仍然如数家珍，历历在目，可见那段岁月在他们心中留下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苦难，它铸就了我们这代人天赋异禀的优秀基因。黄石知青文学社真是做了件好事，《知青岁月》是值得收藏并传之后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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