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共产主义革命

时间：2019-05-18 07:51:23 点击：次来源：旗帜中流作者：迎春 - 小 + 大

毛泽东领导共产主义革命

一、继续领导共产主义革命的使命历史地落在毛泽东肩上
毛泽东从建立新中国开始，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继续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崭新阶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的广大革命群众不断为实现壮丽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发展进程中……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1-272、273页）简单地说：共产主义革命在经济方面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在社会意识领域是彻底消灭私有观念，在政治方面则是消灭阶级，从而消灭国家机器——“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只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列宁、斯大林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共产主义革命。但是，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斯大林在完成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以后，认为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城市的资本家和农村的富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国内就不存在阶级斗争，共产主义革命的使命已经完成，不用继续革命了；只要发展生产力，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的这种理论有一定道理：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且生产资料公有以后，社会确实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社会矛盾的性质变了，社会面貌起了巨大变化，而且苏联又是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斯大林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具有巨大的威望。因此，我们党也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即认为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后，社会上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了。1956年召开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521、536页）这些观点都是斯大林理论的翻版，只不过那时赫鲁晓夫已经开始诋毁斯大林，我们没有直接用斯大林的名字罢了！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在国际和国内的实际斗争中发现，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后，社会上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毅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并且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带领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这样，继续领导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毛泽东的肩上。人们常说，毛泽东创建继续革命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前进的方向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二、继续革命的内容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从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发现，政治领域存在着干部的官僚化倾向，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私有观念，经济领域存在“物质刺激”，等等。所以，他一直反对官僚主义、批评“物质刺激”、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最终发动了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向私有观念全面进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消灭国家机器，开展政治领域的共产主义革命
什么是国家机器？怎么消灭国家机器？
恩格斯指出：“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66、170页）而“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5页）常备军是由军官带领，也是官吏的一种。官吏就是这种“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的主要体现；提出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就是要使“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官吏，重新回归社会，消灭“官”与“民”之间的界限。
新中国建立以后，还没有提出消灭国家机器的问题。只有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后，改组了政府，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从工农中选拔先进分子加入政权领导班子，才显示出消灭国家机器的前景！
消灭国家机器，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种认识、设想。至于具体怎么消灭，要通过什么途径、方法消灭，历史上还没有人实践过，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找到答案。
毛泽东虽然早就指出：“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造条件、而努力奋斗。”“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8页）这在当时也还只是一种理论认识，毛泽东只有建立、巩固政权的经验，还没有消灭国家机器的斗争经历。
建国以后，毛泽东不断地反对干部的官僚化倾向。
在由西柏坡进驻北平时，毛泽东就比喻为“进京赶考”、提出“不当李自成”，实际上就是反对官僚化、继续革命的形象说法。
1951年末，建国才两年多，毛泽东就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并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毛选》第五卷第53页）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分子被判死刑，震动了全国。
1953年初，他又强调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毛选》第五卷第73页）
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选》第五卷第325、326页）
1964年，毛泽东在一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一再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他在《为中央批发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拟标题时，把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称为“伟大范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65-266页、第10册第265页）
在一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11页）会议的文件中更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毛泽东改变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之类的提法。党内走资派、特别是中央的走资派，确实是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过渡时期的总代表。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申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论断。
毛泽东晚年，针对人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源头，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页）这样，就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为进一步革命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这一科学论断，是继续革命理论的“明珠”。
革“走资派”的命，就是在消灭国家机器的道路前进。
我国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资本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在经济上，劳动群众成为社会财富的主人：没有了失业、解雇的威胁，生、老、病、死、上学、住房等基本生活都有了保障，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消灭，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在经济上的根本对立已经消失，这是逐渐消灭国家机器的前提；在政治上，劳动群众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开始参与企业和社会的管理等；政权的暴力性质已经在逐步消退，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的作用在衰退；所以，毛泽东在实现公有制以后，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学会运用说服的方法解决非对抗性的经济利益问题；让群众参加管理社会事务，逐步泯灭“官”“民”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在促使国家机器在国内方面职能逐渐消亡。
怎么消灭国家机器？
“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僚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11、212页）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凭着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敏感，对干部官僚化的倾向给予了高度关注。
他总结了国际、国内共产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一方面不断地对执政的共产党干部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对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倾向进行斗争，实际上就是逐步实现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
对于执政党的干部方面，要求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自觉地消灭“官”与“民”的界限。逐步消灭“官”与“民”的界限，首先，要求真正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党的干部要“革”自己的“命”，消除特殊化和官僚化的倾向，否则一定会堕落成为修正主义者，或者蜕变为官僚。
毛泽东就是自己“革”自己“命”的典范。早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从河北省的山村西柏坡进入北平时，毛泽东就比喻为“进京赶考”、提出“不当李自成”。毛泽东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传（1893-1949）》第917页）那时就提出了“继续革命”的口号，充分显示出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与民主主义革命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显示出毛泽东自我革命的决心。他在进城“当官”前，就定下“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并且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反面教员”李自成，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革”“官吏”的“命”。
毛泽东不仅这样提出问题，而且在建国以后的整个历史时期都身体力行地“革”自己的“命”。
A．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也不接受“大元帅”的军衔，充分表明他要革命，而不当“官”。
B．不让自己的亲属当“官”，而是要他们革命。把毛岸英送上抗美援朝前线，死后也不让运回国内，不因毛岸英是自己的儿子而搞特殊。
不为毛家的亲属谋求“官”位和经济利益。这和总设计师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形成鲜明对比，
C．生活简朴、廉洁，作为一个几亿人口大国的领袖，还穿着补补丁的睡衣；三年困难时期很长时间不吃肉，与群众同甘共苦。
D．不断地学习马列主义，总结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高共产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以身作则，首先“革”自己这个“大官”的“命”，把自己作为普通劳动者，为全体干部树立了“标杆”。
同时对干部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让干部参加劳动、下基层蹲点；办“五七干校”；军官下连当兵，等等。他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参见“九评”）
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发动群众监督“官吏”，防止他们由“公仆”变“主人”；不惜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改组了原来的政权机器，各级地方政权建立了新的革命委员会，主要特点就是吸收了实际斗争中涌现出的工农群众优秀代表参加政权机构。中央一级的如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地方一级的则吸收得更多一些，既避免了政权的官僚化倾向，也保证了人民群众与政权机关的联系，极大地增加了政权机关的生气和活力。
总之，他一方面促使干部自觉革命、参加生产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反对干部官僚化倾向；一方面促使“官员”群众化，另一方面在斗争中不断提高群众的管理水平，把优秀的分子充实进政权机关，逐步磨灭“官”与“民”之间的界限，促使国家机器的消亡。这里所说的消灭国家机器，是从国内的“官”“民”关系角度讲的。
走资派是残存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革走资派的“命”、消灭国家机器，必然会爆发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生的、脆弱的势力，斗争也必然会出现反复，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这种革命，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用武装夺取政权、砸烂旧的政权机构的革命，性质不相同，所以是“文化大革命”。
在国际上还存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作为防止外国入侵的暴力工具——国家机器，不仅不能“消亡”，而且要不断加强。
说毛泽东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革”自己的“命”，敢于发动群众反对干部队伍的官僚化倾向，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派，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表现出伟大共产主义革命领袖的胆量和风范。一个取得政权的政党，要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搞运动，把重点放在自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公开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从政治方面看，是一场反对“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变成“资产阶级国家”、反对“公仆”变成“官员”的斗争，是在逐步完成“消灭国家机器”的伟大任务。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重要的贡献。

2．“斗私批修”，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共产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就是要完成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任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不可能公开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两党制”之类的资产阶级理论。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政治理论上只能以修正主义的面貌出现，因此，反对修正主义就成为思想领域斗争的主要内容；而私有观念则是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斗私”与“批修”是“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为人民服务，因此，社会上不可能公开地宣传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发大财”、“当老板”之类的言论，但是，私有观念普遍存在是客观事实。在农村中，社员们流传着“分（工分）、分，社员的命根”，工人中的“干活吃饭、赚钱养家”，就是私有观念的表现。而私有观念作为理论形态的表现，主要就是经济学领域的“物质刺激”理论，强调以个人的物质利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与此对立的则是“政治挂帅”。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初期，我国曾经刮起了一股“共产风”，有人主张立刻消灭商品经济。毛泽东针对这种错误观点，号召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一方面强调要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批评了《教科书》片面夸大“物质刺激”的错误。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第427、428、807页）毛泽东一方面承认私有观念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着重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出“学雷锋”、“学焦裕禄”，要求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强调“斗私”，就是要求人们“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私有观念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必然是修正主义。建国以后毛泽东与修正主义的斗争，首先是从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开始的。赫鲁晓夫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毛泽东就领导中国共产党与其进行斗争，写了“两论”和“九评”。早在1959年，毛泽东就指出：“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第743页）
在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注意国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尽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尽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30页）毛泽东这个讲话，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提出来的。
几千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有唯物主义的东西，有进步的、赞扬劳动人民的东西，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东西，是赞扬帝王将相的东西，是说剥削阶级养活了劳动人民、是资本家给工人“创造”了就业，等等。无产阶级执政、实行了公有制，必然要求意识形态领域发生革命，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毛泽东号召进行文化革命，正是这种必然性的表现，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实践，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当时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人很少。以后，毛泽东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中进一步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36-437页、第11册第91页）毛泽东对于教育领域的革命也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提出“教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49、492页）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作出后，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作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84-1385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共产党宣言》语）《毛泽东传》的作者否定这种观点，说什么“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作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必然要涉及其代表人物，而且都是一些“权威人士”，如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特别是吴晗。这些学术性的代表人物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必然要反抗，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过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必然爆发的斗争。由此而引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直接的政治斗争了。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提出“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带领我们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带领我们“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3．限制商品经济，进行经济领域的共产主义革命
按照斯大林的理论，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建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叫过渡时期）不存在私有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商品经济“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明确指出商品经济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413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分析未来新社会（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引者注）的经济形态时，认为实现公有制以后不会存在商品经济；“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马恩选集》第三卷第11页）但是，“法权”并不是经济关系，不是阶级斗争和私有观念的经济根源。
列宁逝世早，当时苏联社会还没有实现农业集体化，虽然他一直强调过渡时期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不可能提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问题。
毛泽东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商品经济、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和私有观念的经济根源，而且，在斗争的实践中，对商品经济进行了限制。关于在经济领域如何发展产品经济、限制商品经济，我们在《毛泽东带领向共产主义进军》一文中进行过探讨，就不复述了。这里仅探讨毛泽东是如何限制商品经济、防止政治领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
他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说明商品经济是过渡时期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指出了走资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根源：“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3、487页）这说明了一些“官员”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经济根源：薪水高，占有更多的商品、货币等等。
文化大革命以后，改组了原来的政权机构，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吸收了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参加政府机构，如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等，他们当了国家级的领导，但是，薪水一直没有变动，仍然保持原来的水平，这也是“限制”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不过是政治领域的“限制”商品经济，是防止干部重新演变为“主人”的一种措施。
总之，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也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推进了一大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让我们携起手来，向着壮丽、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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