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就是婊子的遮羞牌坊

“理性”就是婊子的遮羞牌坊
 

理性，这个三十几年前鲜见的辞，后三十年却愈来炙手火热。最先对其着力鼓噪者是西化精英，随之就受到权力拥簇，成了婊子邪说的牌坊。可怜的中国普罗，慑于“理性”的玄乎莫测，只能见之生畏而缄口默言，也有极少数看到这玩意儿如此顶用，就似懂非懂地导用着，似乎把它一展出来，大有由卑贱者变聪明人之效。
普罗只需轻轻地问一句：官员中、精英们、媒舆上凡属用理性打前阵的说辞，有多少是让人心服的?!不怕你的感性是那么地排斥，只要他们把“理性”的牌坊立着，就能把邪说美成“真理”，让你奈何不得，只能把忿恨深深埋在感情之中。
老贼茅于轼是最早也最喜欢谈理性的。他称毛泽东时代的一切是“理性的谬误”，并一再提出“中国要理性地看待贫富差距”，“用温和的理性的方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不是用造反、靠剥削富人的办法”。
张维迎的成名之作就是《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且一篇再篇。他的理性支点就是“中国经济要摆脱‘姓社姓资’约束”，要彻底让中国经济市场化“不受权力结构的约束”，并创新出“冰棒理论”为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唇搖舌。
吴敬琏、励以宁都是喜讲“理性”的人，吴敬琏的理性杰作就是“一切交给市场”;励以宁的理性杰作就是“下岗工人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
谁都知道，当代中国的精英哪个不把“理性”挂在嘴巴上?高尚全、胡星斗、吴稼祥、贺卫方等等等无一例外，甚至连猿混混腾飞，也时不时祭起“理性”说辞。可以这么说，多年来没有一个精英不是用“理性”的牌坊去堵普罗大众之口的。
祭立“理性”牌坊，知识精英如此政治精英也如此。如今“理性治国”已成当代汉奸卖国贼经不离口的灵丹妙药，谁都知道政客中最喜欢讲“理性”的莫过吴建民、戴秉国、龙永图三名政客。正是这类政客的汉奸卖国“理性”，使中国外交部多年来痿糜不振，软塌塌地逆着中华百姓感性而雄不起来，把个三十年前泱泱大国存有的风范丢个精光。
也许人们未注意到，最高权力一讲起“理性”来那才真是要命。2007年和2008年有政要呼：“中日关系需要理性处理和感情呵护”，正是那两年中国首脑相继访日，于是就“理性”地呵护出了个“东海共识”来。
最近以来，伴随中国百姓保钓抗日的热潮，“理性爱国”格外咂咂响，就连不太吭声的唐家旋也在不停叨咕，更不用说向来推崇“理性”的诸路精英了。如今“理性爱国” 泛化成一种金箍咒，怔得底层人要愤然发泄情感时先得考虑“理性不理性”，有的只好忙不迭地先打出“理性爱国”牌，生怕被误认成了“爱国贼”。当然婊子的 “理性”牌坊是怔内而不示外的，小日本侵收钓魚岛以及反华示威的打砸抢烧都不丢“理性”，欧美人的游行哪怕比中国人燥暴一百倍，他们的“理性”牌坊是决不会动用的。
其实，在人类意识长河中，“感性”的位置远远高于“理性”。这不光是因为感性是本源于人的自然属性，有千古恒力，更重要的它能真实表现人性的彰善瘅恶，除了对“真”的张扬、对“善”的坚贞、对“美”的渴望外，对一切假、恶、丑就是排斥、拒绝和愤怒!而“理性” 呢，实际兴起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其意识史充其量不过三百年。它的高调出道就深深打上了阶级烙印，信奉的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淡漠的却是人间“真善美”，什么效益、得失、功利等等，都是其牌坊的基本组成。怪不得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理性”的地位不一定比“感性”高，而热度也仅仅紧缩在哲学里。唯有在特色中国的当下，“理性”被拔到至高无尚之地，成了标注一切人的社会实践优劣的口头禅。
为什么时下“理性”能风驰中国大地，多人争宠而恐不及?至因是“改开”发展理性，“理性”力撑“改开”。我度自己不是孤陋寡闻者，回想三十几年前，社会上崇尚的是阶级友爱、朝气蓬勃、无私奉献、热情奔放、团结奋斗等等之类，个个辞都洋溢着劳动者的感性本色。如今天变了、地变了、人变了，辞的时尚也变了，那个长期被劳动者打入冷宮的“理性”，如今成了香饽饽宠物，这可说是社会政治选择的结果。
社会政治选择结果明白地告诉普罗：当下“理性”是个有强烈政治归属的东西，不属于你们。人们应该悟到：“理性” 只是一种主观意识，客观不存在实体标准，说辞因人因利而异，不具唯一性;“理性”是根植于功利主义的，显有工具特征而且存明确的服务目标，不具包容性。从哲学意义上说，理性本是普罗大众感性的共性提炼，本应符合普遍民众的感性集合和常规意识集合，本应是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但在阶级社会里，“理性”实际远离哲学而投靠了阶级。阶级社会从来就不存在超越阶級的意识思维，如同“法治”、“民主”、“人权”一样，“理性”也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剥削阶級有剥削阶級的“理性”，被剥削的劳动者们有劳动者的理性。劳动者们不要幻想自己的理性能受剥削阶級通融，同时要警惕剥削阶級把他们的“理性”强塞在我们身上！
社会发展史告诉人们，人类的感性才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始动力。国际歌写得好，“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任何政治文明的推进、任何公平、正义的获得、任何普罗福祉的降临，不能靠“救世主”的“理性”，只能全靠劳动者自己! 长期被欺压在底层的劳动者们，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感性，缺的是“理性”资源，创造自己的幸福还只能依靠与生俱来的感性资源，就用它去呼唤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达到消除人间冷漠和欺压、伸张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事实上，历史的大业没有一次是起源于“理性”而受其推动的，古今中外的“理性”秀才也就一直被历史嘲弄，都是一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货色。
“感性”与“理性”孰轻孰重?不妨用今日的尺度去回眸几点历史真实。
民族英雄岳飞是典型“感性中人”，悲壮的《满江红》是其感性杰作;陷害忠良的秦桧之所能以奸滑得势，靠的是“理性”!
甲午中日战争，感性让邓世昌英勇躯身;“理性”让李鸿章签《马关条约》!
鸦片战争期林则徐是个感性坯子;琦善才是吴建明们的“理性”祖师爷!
屈原、文天祥做不到“理性爱国”，所以一个投江，一个流放!
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欧阳海等等，个个热血男儿，精神主打就是感性!
现实中凡见义勇为之士，勇为之瞬百分之百是“感性雄起”!
中外文化名人大都感性为先，李白、杜甫、陆游、莎氏比亚、梵高……，
别问英雄名人出处，全系感性热血使然!
……
相反地，凡历史上的大奸大贼，个个与“理性”有涉。
除前文提及的秦桧、李鸿章、琦善外，赵高、李林甫、蔡京、严嵩、魏忠贤、和坤、汪精卫、李登辉等等均属此列。
历史惊人地雷同，大奸大贼者全是仰仗“理性”而形气候，尤当下甚！……
诚然由“理性”而存名千古者有，上帝、耶和华、穆罕默德，西天如来是也！
……
此文结束前本人特作声明：我并不是唯感性论者，也赞赏劳动阶级的理性。只是非常反感时下泛化中国的全是剝削阶级婊子“理性”，而且还欺名盗誉地立着超越各个阶级的牌坊，去矮化、排斥、挤兌劳动者的一切情感。由于感性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意识，具有大众化、人性化两大特征，自然是劳动者创造幸福的良知挚友。此文的责任就是要为劳动者创造幸福的良知挚友即感性去正名，同时也揭露、鞭鞑剝削阶级“理性”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卑劣伎俩。今日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能去弘扬劳动者理性的政治气候和氛围，基于此，对劳动阶级的一切理性，多年了我都是免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