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时间：2018-08-22 10:17:35 点击：次来源：旗帜中流作者：褚昭海 - 小 + 大

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对毛泽东相关论断的历史考察

1962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同志加兄弟”走向“分裂和对抗”的转折年。这年的8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汇报时明确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2页）该论断的提出，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切关系，更是对1962年苏联在新疆直接策划并实施大规模颠覆破坏活动的深刻认识。

一、中苏分歧的由来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在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出现分歧。而后，这种分歧又发展到严重影响两国关系。
1．“和平过渡”和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分歧。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抛出“秘密报告”，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困难。西方世界极力为赫鲁晓夫的言行叫好，“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混乱，东欧一些国家出现动荡，甚至酿成暴乱。“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
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曾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
对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国共产党曾明确提出自己的立场与观点。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中国共产党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其主要论点如下：
第一，不能放弃武装斗争即以“非和平的方式”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手段。《提纲》强调：“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1957年11月10日《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第二，要做好革命斗争的准备工作。《提纲》指出：“……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1957年11月10日《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第三，如果缺少革命武装作为后盾或支持，无产阶级是很难取得议会多数的，就算取得议会多数，要维护、巩固这种多数也是不可能的。《提纲》指出：“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1957年11月10日《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而在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更是对苏共提出义正辞严的批评，因为斯大林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苏联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对此，《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全面分析斯大林的一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上述两篇文章发表期间的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时强调：“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载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尽管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同苏联存在分歧，但在公开场合还是对苏联采取了维护的态度。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而不应影响两国正常关系。正如《苏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所述：“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渡过难关，挫败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阴谋。”（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国际上利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基本被抑制，东欧国家的局势逐渐平静，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得以维护与加强。

2．1958年之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逐步恶化。
首先是在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紧接着，苏联塔斯社又于9月9日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了实际上是偏袒印度的声明。
到了1960年夏，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先是苏联借“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发动了针对中国的突然袭击和围攻。随后，参加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表声明说：“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1960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7月，苏联政府又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在华专家并撕毁200多项援华协定，致使中国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就在这一年，苏联还借中苏两党会谈、26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的“81个兄弟党会议”以及华沙会议等机会对中国进行攻击。
就这样，中苏两国关系渐行渐远。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召开，并将所谓的“三和”路线纲领化和系统化。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比较一致地认为：“……苏共二十二大，是‘现代修正主义’观点系统化的标志，是苏共二十大以来错误路线的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概括地讲，可以叫做‘三和两全’。”（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718页）

二、“伊塔事件”的发生和“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论断的提出
“1962年4月初至5月底，在塔城、裕民、霍城等县发生了我国大量边民非法越境前往苏联事件；5月29日又在伊宁市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196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为平息这一严重事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期间，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关闭了苏联方面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处理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和《关于对苏侨协会和苏联领事馆采取的方针和做法的指示》。新疆区党委迅速就贯彻执行上述两项指示作了安排部署；同时，为有效遏制事态发展、抵御苏联当局的渗透和颠覆，新疆区党委及时派出工作组到事发地区做工作，开展对边境群众的宣传教育，加强边卡工作，解决人民在生产、生活上的一些迫切问题。
对于该事件，中国党和政府十分明确地认为：“新疆地区发生的中国公民外逃事件，是苏联当局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步骤地策动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第228页）这一判断，是有确凿证据的。有资料指出：“继苏联驻伊宁、乌鲁木齐领事馆在新疆散发苏侨证，在中国公民中大量发展苏侨之后，苏联边防部队又在我国新疆与苏联接壤的边界上打开了口子，召唤我国边民越境去苏。”（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第228页）还有资料进一步证明：“在这次居民越境外逃和反革命暴乱事件中，居然发现少数苏联领事馆人员和苏联侨民，滥用了我们对他们的爱护和尊重，不顾中苏两国的团结和友谊，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法活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页、第219页）显而易见，苏联当局在“伊塔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事件发生、发展的幕后推手。
苏联当局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关系、边境安全等事关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造成实质性破坏。有资料显示：“非法越境外逃和反革命暴乱，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和边境安宁，破坏了生产建设，威胁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严重损害了我国的主权和中苏两国的友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页、第219页）“我国新疆塔城、裕民、霍城、额敏等县边境居民去苏者达5.6万余人，带走大小牲畜30余万头，使40余万亩土地未能播种，大量已播种土地荒芜，给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29页）“到5月底外逃结束，……中国方面损失共达7000余万人民币。”（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而间接经济损失以及对其他方面造成的消极影响，则更多、更大。
面对这种局面，中央和自治区立即采取强有力措施。为加强边防建设，恢复发展边境生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干部职工组成工作队，前往发生边民外逃事件的伊犁、塔城的边境地区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为了改善新疆特别是北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商品供应，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巩固边防，国务院又于当年6月14日批复：“决定在计划外增拨你区平价商品……”并强调：“……把这些物资重点用于解决边境少数民族的需要，不要平均安排；……”（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第219页）
为了打击外国煽惑分子和不法分子的阴谋，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法纪，为了保障本自治区的革命秩序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1962年8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正式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此项《命令》分为五条，其针对性是很强的，思路也是很清楚的。
首先，“明确地划清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界限”；
其次，清楚规定了“外国侨民的定义和外国侨民的权利、义务”；
再者，划定了“驻在本区的外国机构的活动范围”；
第四，清楚规定了“自称外侨的中国公民的国籍问题的处理”；
第五，明确了“中国公民出境和对外接触中应该遵守的原则”。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命令》的颁布，“堵塞了外国煽惑分子和不法分子进行破坏和不法活动的漏洞，并且有助于本区的中外居民明辨是非，不受外来的煽惑，……”“很明显，这项命令，无论从维护我国主权或是从维护我国国法尊严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正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这次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得出一个新的认识：“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2页）

1962年8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汇报时明确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谈到形势问题时，毛泽东回顾了1958年以来的中苏矛盾，并指出：“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2页）至此，毛泽东已经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在实质上定性为一种“敌我性质的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同时，“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2～1253页）这突出表现在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对此，全会公报作出过相应表述：“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原载196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公报强调：“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这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原载196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于1962年10月15日在乌鲁木齐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上述会议的主要精神，并“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集中检查干部中的里通外国问题，纯洁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会议拟定并通过了《关于处理里通外国分子的决议》，确定了“加强反修斗争和反侵略斗争”是1963年自治区工作的头等大事，并认为：“新疆处于反修和反对侵略的前线，必须做好边防工作”。（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出于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需要，为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牧业生产和增强各民族团结，自治区党委于10月决定在新疆干部群众中开展“三个一”教育，即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教育；12月，又指示各地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运动，同时通知各县、大中型企业、高校、军队、团场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专门与新疆同志讨论了新疆工作的问题，并作出指示。他指出：“新疆工作的重点是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要经常注意了解边境情况，加强边境反颠覆斗争，严格防止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新疆的颠覆破坏和军事进攻。在斗争中要重视动员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以保证斗争的胜利，……”（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196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1页）他还强调：“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我们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苏联好。……，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要教育汉族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要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只要是劳动人民就应该相信和团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页）
后来的事实表明，自1962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新疆始终面临着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始终处于反对霸权主义的最前线。1967年到1969年初，中苏双方在边界上的若干地方，比如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为中国领土，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1969年3月2日，苏军发现中方有人上岛，便派出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对方，被中方伏击，打死打伤数十人。之后十多年，苏联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一直陈兵百万，使中苏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因此，毛泽东当时关于“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抓住了那一时期新疆工作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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