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佳士工人的抗争与声援团的几个重要问题

时间：2018-09-10 08:47:38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老田 - 小 + 大

佳士建会工人维权被抓，大学生组成声援团坚持了一个月，这个事件撕开了很多社会幕布，让人们能够窥见很多重大事项的部分真相。此事爆发之初，就密切关注跟踪，由此获得了一些粗浅认识，下面就几个重要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粗线条的看法，供参考。

一、第二代农民工的斗争性增强：留守儿童长大了之后

由于生存成本的显著上升，消费降级到处都在讲，这主要是中下层白领的体验。其实，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除了消费降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农村对他们父辈来说还是相对完整的“退路”，但农村接近解体使得他们很少人能够回去了，这抵消了农民工的大部分低成本特性——生命再生产在故乡低成本完成。
所以，从经济角度看，农民工遭遇到的经济困境是双重的：一是生存费用上升带来的困难，二是第二代农民工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岁数，但没有了低成本退路，同时工资中间也没有包括这一部分收入。
对于农民工而言，亲情剥夺是一个普遍的体验。从前是他们在缺乏父母关爱的条件下长大，现在，是他们自己不得不忍痛把亲生骨肉送回几千里之外的故乡。农民工在中国的普遍使用，意味着广泛的“亲情剥夺”现象——城市和工厂只接纳青壮年壮劳力，他们的父母子女都得呆在遥远的农村故乡。
本次佳士建会工人中间，多位成员是作为留守儿童长大的。在声援佳士工人的大学生中间，也有多位是作为留守儿童长大的。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通常是中学毕业即外出打工，不会种田，其朋友圈子也不在故乡，所以，与故乡的职业和亲情联系，都相当疏远，回乡通常不再是第一选择和目标。

二、农民工的工作、生活体验以及维权策略选择

除了亲情剥夺之外，生活条件极端糟糕，甚至极度不安全。因为工资低，往往只能够租住廉价民房，安全隐患极高，本次参加抗争的余浚聪夫妇，就是一场大火的少数几个幸存者。更大的问题是，现在万科等资本，开始接管深圳附近所谓的“旧村改造”，租金数倍上涨，大多数打工仔连租房都已经住不起了。这对于打工夫妻来说，意味着双方必须分开都回集体宿舍去了。
八小时内的工资极低，无法挣够生存费用。佳士工人余浚聪因微信中间吐槽管理方，处分竟然是不让加班，月收入降低到 2000 元以下。
在就业和工作体验中间，不签或者不履行劳动合同，不充分缴纳社保等，长期的超时加班，毫无人性的管理制度，对员工人格极端不尊重，伤病不稍加体恤，这些成为劳资关系中间最
为重要的定义项。
资方违法违规，往往很难纠正，官方各个机构从不依法救济和调解，这也成为农民工对于公权力绝望的认识依据。参与佳士声援的多位工会，都有不止一次找公权力救济失败的深刻记忆。
最后，农民工认识到，公权力和资方都是无法依靠的，维权成功的唯一可能在于直接行动。除非能够动员足够多的工人，一起采取直接行动，才有可能逼迫资方退让，获得点滴让步。本次佳士事件中间，米久平、尚杨雪等人，都有组织和参与集体维权获胜的经历。
因为各公权力机构，从无积极纠正资方违法侵害工人权益的表现，工人们逐步地倾向于组织起来直接行动，这是本次抗争过程的特点，也是工人们维权选择的关键策略性认识。对公权力和资本都无法指望，潜意识地选择直接行动，这个认识，与毛泽东符号出现在维权中间，有很大关系。

三、警察行为的动力：为什么一屁股坐在资本家方面

1990 年代，朱镕基任上造成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格局，一方面是通过财税信贷改革确立了地方独立于中央的利害关系结构，二是地方税源奇缺导致各地招商引资热潮，并争相出台“土政策”——这些土政策通常是不执行法律和政策以削减积累成本。二者共同塑造了公权力与具体资本合作的“看家护院”模式。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家立法与执行过程差距，如此天差地远，仅仅用个体之间的权钱交易，无法解释如此普遍的政策和法律的“零执行”问题，这个资本与权力的协作模式，在时间长了之后成为一种相互锁定状态，无法上升到“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的正常水平。因此，分析中国的具体投资环境或者积累成本状况，政策和法律划定的空间不足凭信，关键是执行的状况才是最真实的“成本”。
而中特资本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也长期停留在与具体资本家合作的“低水平”上，而不是抽离出来成为“联合委员会”去关注一般的共同积累条件。与具体资本家合作的低水平锁定，一方面造成严重的腐败，一方面造成不公平市场竞争，还显著地毁坏了公权力信誉，降低了其介入各种公共事务的能力。
舍此之外，本次警察行动中间，还体现出严重的“自污”现象，一是逼迫被抓捕人士“自证其罪”，似乎是警察们的偏爱，为此不惜采取逼供信乃至于私刑。二是用各种方法捏造证据构陷抓捕对象，拼命寻找所谓的“外部颠覆势力介入”证据也是重点，新华社的新闻通稿也是这个路数。这显著降低了人们对于法律及其执行者的信赖，强化了直接反抗意识。
这次行动除了政法系统站在警察一边参加维稳之外，还动员了大学生的家长和其他人士的父母，一起参与瓦解声援团的努力。据声援团披露，国保甚至给到场的家属，单独开办过培训班，用谣言欺骗他们，裹挟他们站在警察一边，以父母家人之手去对声援团成员施加最大化的压力。其中，北大学生张小玉被母亲当众掌掴，付佳慧的父母也到场给女儿大力施压。
在这次事件中间，有几位工人的父母辈，也发布了视频讲话，清一色支持维权。这与有些大学生父母选择竭力压制子女参与的态度相反，可能是大学生父母觉得还有个体上升的出路，不需要现在就过度投入寻找集体出路，这个不合算。还有，沈梦雨的父亲自己有劣迹，还处
在体制内，自身不过硬就很容易被胁迫，这就不得不选择与警方竭力配合。
不过，相当多的大学生不再认为，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现实的，即便想做，但也没有多少机会了。对于阶层固化的体验，似乎青年人比父母辈更为笃定，所以，更早选择介入找集体出路。
对于阶层固化的不同看法，支持了与警方合作的不同态度，还指望个人上升的，就有动力选择与警方配合。
警察在选择打击力度方面，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对待，如同坪山派出所所长所言，老板跟工人就是不一样，警察对于老板取服务态度，对依法维权工人持强硬不妥协的打压态度，对声援团学生持软性打压态度。区别明显。

四、制度话语与阶级话语

与底层经验最相契合的话语是什么上等人不遵守规则很普遍，佳士事件中间，工人和学生称黑厂、黑警察，之所以是黑的，就是其言论和行为，不符合公开的明规则——法律、政策和道德标准。把规则公开撕给人看，这个极大地打击了制度分析的信誉，制度无效了，规则被撕毁了，制度分析话语就肯定要跟着丧失信誉了。水落而石出，阶级话语就出现了。
在工人和大学生眼里，那些不讲规则的人，拒绝讲道理动辄选择使用暴力的人，要么有权，要么有钱，他们构成完整的统治阶级，当然还有他们的爪牙。这一次青年工人和大学生的行动，有着严重的“符号越界”特点——说的太多，走的很少；看的太远，行之则近。这是使用阶级话语、放弃制度话语造成的符号越界，根据毛泽东的看法，社会主义有可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绝不可能和平演变到社会主义，因此，除非真的打算组织一支军队实现革命性的颠覆，否则维权和组织要求都无关乎革命，更不是
与资本主义本身划清了界限，无论其主观认知为何。正是从阶级话语出发，这一次佳士工人和大学生，想得太多和看的太远——他们看到了与统治阶级与资本统治的冲突，潜意识拿出很多后资本主义的符号。同时，也因为有很多老一辈工人和老党员的支持，在这一次事件中间，拿出了很多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表达方式和符号。
实际上，佳士工人和大学生声援团的诉求和脚步，还停留在帮助“朱记恶劣专政”走出“看家护院”模式的局限——毋庸说看家护院在当前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也是非法的，这是帮助提升到“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的第一步，实现制度化的阶级斗争或称劳资协调，要求公权力站到劳资协调的外部去促成而不是反对集体协商机制。这个努力方向，实际上也很接近毛泽东界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以底层劳动者的有组织力量和斗争努力，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应该完成实际上无法完成的历史进步。
看起来，是上层应该学会阶级话语，便于理解与底层对话；底层应该学会制度话语，便于准
确判定自己的努力到底位于何处。

五、中特资本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生产困境

依据布罗代尔的看法：欧洲资本家群体崛起之时，恰逢封建贵族的政治优势和打压，有一种说法是贵族支持的欧洲文学主流长期是批判现实主义（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因此，虽然马克思把资本家说的其坏无比，但那还是有点自我约束和有效外部约束的。
中国新时代资本的出场，遭遇到的是各种捧杀状况，朱镕基时代报章公开宣传“公检法要为其保驾护航”，报章一边倒地支持，学界和文艺界是谄媚加吹捧（有人分析赵本山的所谓电视剧生产永恒主题是钱和权），被批为“跪舔资本”的剧目如同恒河沙数，这显然不利于中特资本的自我约束。权力和舆论对资本的捧杀，显然无助于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结果，毒疫苗出来了，然后，杀人犯柳青也产生了（明显负有过失杀人罪责），柳传志被雅称“美帝良心”还自我感觉特好——完全不觉得企业应该背负公共责任。柳传志的声明，给人一个显著的自我形象——“钱是老子的，企业没有公共责任，少给老子说三道四。”除了被“捧杀”的资本家的自我形象不高以外，获得资本的历史性证据也是很不干净，城市土地隐含的“级差地租”被大部分私有化给个人了，国企资产多在暗箱操作后低价给私人了，这样的黑历史，无法证成新财富阶层的干净形象。
在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相互界定中间，富士康蔑视人性和尊严的严苛管理，制造了高度的政治贫困化体验，佳士黑工厂的黑，除非大量加班，否则就养不活自己，这样的劳资关系很难被任何一种理论正当化。所以，这些资本对于公权力的迫切要求就只有一种：永远的殷切镇压需求。
中特资本的群体形象，显著地塑造了民众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态度，以至于所谓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理论都不被信服，越是为财富说话的经济学家如张维迎、厉以宁辈，公众中间的名声越臭。
死人纠缠活人，毛时代国企的工作和生存体验，又被重新激活。虽然毛时代工资的绝对水平不高，但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所需均在其中，也就是说“相对贫困化”解决得好，这个今天也变得有吸引力了。同时，毛时代单位制中间干群关系相对友好，这也被认为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值得回味。本次佳士事件中间，参与者兰志伟的祖父是国企矿工，打小就跟他说国企怎么好，唐向伟虽然是留守儿童长大，但他第一个打工地是改制钢厂，跟老工人相处了一段，就跟他国企怎么怎么好，所以他自称毛泽东思想继承人。
中特资本变成难于合法化的异化财富了，与一切正义和公共性无关了。这个意识形态困境，非常可怕。

六、如何理解多数人：区隔与交流方面的“不可通约性”

记得贵州毕节四留守儿童自杀，地方政府官员出来说他们家不算穷；河南商丘一老人上吊了，
地方官员也这么说。这些张口就来的说法，内涵着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一个方法论简
化：被统治者就如同机器还没有到缺油状态。不仅涉及到个人如此，一谈到改开成绩，就是GDP 数字增加了多少，近乎成了唯一合法性标准。此种以 GDP 或者人均收入数字出现的方法论简化，其实无法用于真正理解被统治阶级的客观状况和主观体验。
佳士事件网络传播过程中间，有工业党（认为推进工业化和国货竞争力是最高国家利益）发言说，疑是外部进来势力操纵工运，拉高人力成本，试图阻断中国工业化或者降低中国货的竞争力。这个意见，恰好可以与警方寻找境外颠覆势力的努力，可以相互耦合。
此外，国内公知们长期着眼的“上层建筑批判”或者“执政地位批判”，与青年工人和大学生基于经济基础内部的观察和批判，相互之间无法兼容，甚至无法通约。结果，平时舆论场上“蹭热点”最积极的公知，在这一次声援佳士工友建会过程中间，“理性地”选择了装聋作哑。
对于中下层认识而言，分享发展成果，向上流动求得个人上升，看起来并不乐观。这种与阶层固化体验和绝望情绪相关，很多大学生陷入无意义状态，玩游戏、荒废学业找不到人生目标，有调查数字显示：近四成北大学生有厌学和自杀冲动。一些厌学的大学生，是在与底层的互动中间，找到了“被需要”的意义感，例如本次声援团学生季超超（南京中医药大学）就是如此。早期番禺“八青年事件”中间，之所以被国保盯上也部分是因为组织校工跳广场舞，大学生在服务于底层的文娱活动同时，会有助于相互间的意义生产，这算是一个不意外的“新发现”。
此外，大学生反对性骚扰运动中间，也是基于人格权方面的“阶级分化”事实——上等人可以跨过法律界限压制下等人的人格权利这激起了白领阶层的普遍愤怒，单位制瓦解之后管理权转型为私人领域，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封建化趋势，对于白领中下层的伤害特别大。
对于中下层意义生产的贫困化问题，还有白领中下层普遍的政治贫困化体验，算是经济水平上升、绝对贫困化减少时代的显著问题，对此统治阶级不关注，公知们也不关注，左翼中间关注的也不多，但这确实是很多事件背后最真实的行为动力。

七、追求一种不需要了解人民的省心统治方式和发言方式？

以前毛时代有个说法，叫做“自绝于党和人民”，这一次事件中间，可以发现上流人士表现出明显的“自绝于人民”的各种状况，他们不觉得有需要去了解人民，更不需要去听取人民，然后各种绝对正确的政策和文章，就出笼了。
真正的后果是，丧失了与人民进行理性对话和交流的能力，同时，他们也丧失了从思想上引领人民的能力，最后的选择是以力服人，这个成本似乎不低。一件小事被他们闹成大事，然后，至今无法落地，维稳成本还是不停地扩大支付中。
对于民众的生产和生存体验，不需要进行了解，就可以进行统治的理念，大大流行起来了，乃至于写文章，也是这个作风，佳士事件中间胡锡进写了篇评论文章，也是这个路数，通篇无涉民众的客观处境和主观体验，似乎，他们已经找到了特别省心的统治方式，就如同给蚂蚁分类一样，分好了类型就能够搞定一切了。
在统治阶级之外，国内的公知们也被传染了这个毛病，认为与底层沟通是没有必要，他们手握真理，口宣普世价值，底层唯一需要的就是选择来听他的布道。结果，这一次公知们没有找到可以布道的内容，最后都选择一句话也不说。
不过，公知们比胡锡进们聪明一点，这一次没有发言，虽然没有捞着好印象，但也没有恶感。这次官媒发言的，有一个算一个，均被鄙视和蔑视。
在公共舆论场所中间，有着巨额话语权的人士，现在对中下层变得很不理解了，在沟通和表达方面的阻隔由此而来。

八、佳士事件被无穷放大，这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

一个黑工厂蔑视明规则，拒绝组建工会打压工人，然后公权力跨界接管打压事务，结果无穷放大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标志性事件。看起来，这次事件处置，除了在舆论面前丢脸，以及维稳成本无穷被放大之外，正面效果甚微，此后类似事件处置的出路何在？
事件放大过程中间，看不到公权力的自我纠错机制，看不到危机公关。这事到底是被动放大的——从拒绝认错后退开始而节节放大的？还是主动选择，据以实现最大化得罪老百姓，丧失民望以预备收获其必然后果呢？
由于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早已经完成，新的财富阶级顶尖群体早已经有了明晰的政治诉求，从前阿拉善协会（现在是壹基金会）背后的顶尖资本家群体，提出过“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政纲。近些来年，在学界和媒体的布局有点紧锣密鼓的感觉，似乎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其喉舌精英则说要“替天行道”引入“普世价值”“民主宪政”等，丛日云、张维迎等人几年之前就在给毕业生讲话时，以大义之名勒索学生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
佳士事件的无限放大，出于四大同盟内部的官员主动选择？能够归之于“砸锅推墙式”维稳吗？若是，也不奇怪，体制内肯定有大批“推墙砸锅”人士，他们可能是所有替代者中间，准备最充分的一波，拥有巨变之后接手的最大能力——不管是财富数目、权力班底还是别的。若真个发生巨变，最大可能是出于国内浊流自肥的刻意操纵，而各路清流除非有助于收拢民心民望，否则连受雇佣当公务员的资格都不会有。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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