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的故事有几个是真的！（2-1）

时间：2018-10-19 16:19:11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欲先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他们真正在意的不是“抗战老兵”，而是通过渲染“抗战老兵”的悲情故事带来的社会人心的改变……

一、两场闹剧：成都500人为冒牌“抗战功臣”庆生与青阳县民政局“乱哭坟头”
“抗战老兵”一词在舆论场喧嚣多年，最近两场闹剧让这个词再度引起民众热议。
10月3日，《华西都市报》以《曾指挥击落日本“轰炸机之王”，成都抗战老兵刘景轼百岁寿辰》为题大幅面报道了，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策划的一场500余人为“成都抗战老兵”刘景轼庆生的活动。到场的有著名剧作家、“巴蜀鬼才”魏明伦等知名人士，四川省抗战研究院工作人员，刘景轼老人原工作单位成都市城管委、爱心企业，以及老人的亲人朋友。

一手捧红“抗战老兵”刘景轼的樊建川去年5月8日的一条微博提到，“刘景轼，九十九岁，抗战时任成都防空大队上校副大队长。抗战胜利，即退出军界，以教书谋生。五十年代入狱，七十年代释放。”在樊建川的其它文章中，还有“抗战胜利后，刘景轼拒绝参加内战，回乡务农。”

据樊建川叙述，1953年至1973年，刘景轼因“历史反革命罪”坐牢20年。1975年特赦（知名军事博主成都双石<周军>仔细查阅了1975年的特赦名单，根本找不到刘本人）。

《华西都市报》的报道称，“当年（1937年）9月，刘景轼考取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军官队，1938年，被分配至四川省防空司令部”。而黄埔军校在成都时期，培训学员总计有第十四至第二十三期，共10期。其中第十四期：第六总队于1937年9月入校，系原成都分校招考的学员，由该校实训，1939年1月毕业。毕业与工作时间显然不符。此外，黄埔军校史稿黄埔第14期第6总队学员名册里也没有刘景轼的名字。
报道又称，“1939年，年仅21岁的刘景轼任战时四川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副队长、防空协导委员会总干事、四川省航空委员会参谋室参谋、陆军335师参谋长”。小说或影视剧里为了增加人物光环，可以肆意编造人物履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毫无背景、刚刚毕业、年仅21岁的小青年便担任如此级别的职务，你敢说《华西都市报》和樊建川不是在写小说吗？
该报道还称，“刘景轼指挥中国军队打下的这两架日本飞机中，有一架就是号称日本‘轰炸机之王’的奥田大佐驾驶的轰炸机。”同样是《华西都市报》，2015年1月10日题为《日军“轰炸大王”奥田大佐蓉城殒命》的文章报道称，“一名在日本鼎鼎有名的‘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却在成都上空被击落”，“立此大功的中国空军第29 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为了歌颂“抗战老兵”，《华西都市报》不惜让日军“轰炸机之王”反复被炸死。
刘景轼的一系列头衔中，和空战有关的就是“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副队长”，一个观察空情的监视队，怎么就“指挥中国军队”空战起来呢？刘景轼1985年5月的回忆文章《我参加抗日防空工作和查实击落奥田大佐飞机的经历》也只是称自己只是奉上级之命，到坠机现场查明击落飞机一事。从刘自己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此人既没亲自参与作战，也没指挥之实，还隐有与空军争功之嫌。

语焉不详、张冠李戴——这是樊建川和《华西都市报》笔下的“抗战老兵”刘景轼故事的特点。刘景轼当年参加了“抗日防空工作”可能不假，但编造刘景轼的个人履历以及战功，将其树立为“抗日功臣”典型，进而再叙述刘景轼到了新中国受到“种种迫害”，樊建川和《华西都市报》安的是什么心呢？
无独有偶，日前网友在微博诘问“@池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陵阳镇谢家村所谓的‘抗战老兵’李龙泉病故，县民政局和镇政府送了花圈，大肆出殡，还曾经为他申领了《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中共池州市纪委官方网站上也封其为抗日英雄!”。

网友@jadeite1975在微博中揭露了青阳县民政局哭坟的所谓“抗战老兵”：
此人原名李佑仁（或有他名），四川隆昌人（或开县人），是原国民党川军144师431团团长李志千的马弁（勤务兵）警卫员，除了随团长督战外，没有打过日本鬼子，到是参加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后随代理师长张昌德、团长李志千投靠日军充当汉奸、祸害乡里、残害百姓、民愤极大。安徽各级地方文史资料和政协网站、地方志、大事记都有记载。抗战胜利后，张昌德、李志千被押赴南京雨花台以汉奸罪处决，他是陪同的知情人。此后改名隐匿贵县，从他的回忆和相关介绍和报道中都有体现，他不断为汉奸张昌德李志千鸣冤叫屈，说他们是不打新四军才被处决的，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篡改历史、蒙骗世人，可见其本质。张昌德李志千为求升官不成而投敌，围剿杀害新四军有战斗详报、文史资料和历史档案为证，铁证如山，不容颠倒黑白。近年来有人打着纪念抗战先烈的名义，在厚岸皖南事变牺牲的新四军纪念碑附近，建造所谓五十军抗战烈士陵墓，实际上都是投敌的144师围剿新四军作战时被击毙的伪军，日本鬼子到过厚岸吗？在那里有和日军作战吗？反而144师确实在那里与新四军作战了，你们好好调查一下吧，不昔夸大事实篡改历史，作为政府要慎重啊！144师不是新四军的亲密战友，是杀害新四军，投靠日本鬼子的刽子手！

二、“抗战老兵”是个什么物种？
抗战——一般所指就是抗日战争；那么顾名思义，抗战老兵，就应该是指一切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对日武装斗争的人，包括国民党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敌后游击队、地下工作者、援华武装力量（比如苏联、美国、印度、加拿大等国来华助战人员）。
如果真心关注抗日战争，关注人群还可以放大，可以从抗日军队延伸到普通群众，比如儿童团的成员、以血肉之躯筑成“滇缅大道”的各族群众、参与物资运输的南洋华侨机工。
既然是关爱抗战老兵，那就应该一颗公心、实事求是、一视同仁，结果有些人包藏祸心、捏造事实、刻意关注、忽略其余。
看得多了，就会发现，见诸媒体的“抗战老兵”有着特定的含义——竟成了国民党抗战老兵的专有名词。
知名博主师伟总结了作为公知媒体专用词“抗战老兵”的几个特征：
1、国民党士兵——以此暗示“被迫害”是因为“党争”，共产党不地道；
2、抗战期间服役——这是起码的条件，否则就不是抗战老兵了。贡献如何呢？通常不大，这是国民党抗战成绩决定的；
3、中下层官兵——这样好编故事，因为上层的事迹广为人知、太难造假了；
4、解放战争期间未站在共产党一边——也就是退役或作为国军和解放军对抗。否则他们就是革命战士了，要知道一个人的身份标签来自重要的角色或较近的经历。比如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你不能因为我上过小学就说我是小学毕业生；
5、自称或暗示解放后受共产党迫害——这是重点，否则这些抗战老兵就没有利用价值。
郭松民在他的文章《“国军抗战老兵”是一个伪概念》中写道：
最近几年，媒体以及一些“国粉”志愿者，时不时的会从某个社会角落里发现一个所谓“国军抗战老兵”，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早年投身黄埔，在国军内有很好的发展，抗战爆发后转战山东、湖南，然后参加中国远征军，出生入死，战功累累，1949年后屡遭迫害，晚景凄凉，孑然一身，满身伤病，要么靠捡破烂为生，要么靠乞讨活命，他们如今别无所求，只望国家承认，标准照是颤巍巍的对着镜头行军礼。
和对狼牙山五壮士等“共军”抗战老兵的事迹百般挑剔，连他们壮烈跳崖时究竟是“溜”还是“滚”都要考证一番的“严谨”态度不同，媒体对这些国军抗战老兵的“叙述”(天晓得，也许这些说不上是可怜还是幸运的老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叙述，只是媒体或志愿者在“叙述”罢了)，采取了照单全收，完全相信的态度——尽管许多叙述有如此明显的破绽，比如屈指一算，有的老兵六岁就上了黄埔军校，有的老兵的部队番号根本就不存在。

三、犄角旮旯冒出那么多“抗战老兵”的故事，有几个经得起推敲？
关于抗战老兵的故事，为了服务于他们未可言说的目的，只能是造谣造谣再造谣，而且是毫无逻辑、毫无事实依据的低劣造假。这里，笔者搜集整理了几例媒体和公知造假“抗战老兵”的案例：

1. 上着学就四战长沙了
先来观摩一下《新京报》的这记“刀法”：
根据关于李昭东的介绍，他原名李振声，1918年10月生于河北通县(现北京市通州区)，是黄埔军校18期学员。1937年9月，李昭东在汉口响应抗日到底的号召，赴上海嘉定县入伍98师，首战即任重机枪连班长。1943年在军部搜索连任中尉排长，在军部谍报队任上尉谍报员。1944年调到青年军 202师，时任战斗防御炮连上尉连长。老人参加过长沙四次大会战，负轻重伤三次。由于屡立战功， 1945年在重庆被授予梅花奖章。日军投降后，蒋经国委派他到胡宗南新17旅任旅部上尉参谋，旅长王作栋、团长毕铁桥。最后官至少将。
黄埔18期学员？黄埔18期应该是41年四川入学，43年毕业，据网友查证，18期里面名册查无此人！
参加了四次长沙会战？历史上的长沙会战第一次是39年9月至10月，第二次是41年9月17日至10月6日，第三次是41年12月到42年1月。莫非当时的黄埔军校已经把学校搬到了抗战前线？
获得“梅花勋章”？首先《陆海空军勋赏条例》中不存在这个勋章，然后国军唯一饰有梅花的是复兴荣誉勋章，只颁发给飞行员……

2. “被枪毙外公”的各种“乱入”
“一二九抗战”？？笔者孤陋寡闻，只听说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二九运动”。
抗战爆发后回国报考“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笔者只知道有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最后的校长还是“常凯申”，可是，保定军校1912年设立，1923年就停办了！
这位公知让自己的外公经历各种历史“乱入”，你确定不是在自己阵营“钓鱼”吗？

3. 潜伏反共敌特摇身一变成了刺杀汪伪政权武汉市长的“特工”
中新网的这则报道称，现年93岁的陈世麟在60年前“曾凭独特的‘听风’本领”刺杀了敌占区的汪伪政权武汉市长。抗战胜利后，“离开部队的他一直任职于昆明蓄电池厂，为千家万户亮上电灯。”报道同时说，陈世麟自1975年起在昆明定居，至今蜗居于公厕旁边的一处小房间里。
武汉1938年10月陷于日军之手。从1939年到1945年，在此期间出任伪政权市长的仅有张仁蠡和石星川两人。张仁蠡于1951年被新中国人民政府处决，石星川则在1948年死于国民政府狱中——陈世麟与二人中任何一人的死都毫无关系。至于“听风”这神鬼妖魔本领，好吧，笔者只在电视剧《暗算》里看过。

网友@胡亦南整理转发了陈世麟的真实履历：
军统头子沈醉给开证明都未改变其待遇，曾经的经历敢不敢详细抖一抖？

4. “死无对证”——蹭历史热点事件增加关注度
除了开头笔者提到的刘景轼，樊建川整出的谣言还包括杨耀辉。
2010年12月16日，真正最后一位的“八百壮士”杨养正在重庆病逝。次年1月，在樊建川的大力发掘下，杨耀辉就自称杨根奎浮出水面，炮制了自己从“八百壮士”到国军少将副师长的传奇故事。
据称，杨耀辉1921年出生，1936年在什邡参军，被编入中央军第88师，次年8月随军赴上海参战，10月太行仓库保卫战时，任第88师524团谢晋元部1营2连上士班长，至26日时，已晋升为1排中尉排长。1941年12月，谢晋元部官兵被日军俘虏，押赴南京、安徽等地。1945年，杨耀辉脱逃并投奔第十战区。当年8月10日，他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1946年，他回到金堂县老家，不久再赴成都参军，被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录取。此后，杨在奉节遇到原88师师长、时任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得到提拔，后出任第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1949年12月，赴四川新繁就职的杨耀辉遭到124军军长吴峻人的冷遇，吴“借故未予认可”其身份。于是杨再次返乡，一直隐姓埋名至2011年，此前未联系过“八百壮士”中的其余幸存者。
以上说法可谓漏洞百出。据谢晋元之子谢继民的记述，中央军第88师1935年秋“从四川省涪陵调万县稍作休整”，即“从万县乘船沿长江东下，开赴上海附近地区”，并未在什邡招募兵员。而参与淞沪会战的两支川军部队，第20军和第43军26师，当年均驻防贵州，没有可能临时入川抓丁。抛开这些不说，据谢继民的记载，1937年10月27日谢晋元率部布防时，524团1营2连1排排长陶杏春代理1连连长，拟提拔为1排排长的1班班长蒋敬当日下午被俘牺牲，未提及1排“中尉排长”杨耀辉或杨根奎。至于杨1945年8月10日就“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稍有常识的民众都会知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当年8月15日才发生的事情。而内战末期的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也断无资格任命隶属第14兵团的124军223师副师长。至于一个毫无背景资历的川中青年，是如何15岁参军，16岁就当排长，此后再未经历过战事，在25岁重新入伍后却得到飞快提拔，并在28岁以前就火速升至国军少将副师长，还能躲过多年镇反和政治运动的，媒体更是讳莫如深。
在一众网友的考证之下，历史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真正的杨根奎另有其人。杨根奎，1910年生，浙江人，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亲历者，已故去多年，其子至今仍在浙江务农。杨耀辉，1921年生，四川金堂人，1946年在成都军官总队学习，曾任国军排、连长，其余履历不明。
樊建川因为2011年精心炮制“最后的八百壮士杨耀辉”轰动一时，后来其人因发现造假被揭露而再次引发关注，至今没有任何回应和改变。《华西都市报》最近仍然大张旗鼓地帮着樊建川鼓吹“抗战老兵”刘景轼。
以上列举了几例造假的“抗战老兵”案例，下面再列举几条“迫害”“抗战老兵”的例子。媒体和公知口中的“抗战老兵”现实中也是有的，于是他们对这类人的炒作就集中于他们活到新中国以后被“迫害”了。至于国民党将领，大多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站在了反人民立场，对人民犯了罪的，对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的制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正常的。况且，对于一般的国民党战犯，在经历改造后都特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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