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的牢骚所引发的联想

时间：2019-01-01 10:30:23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走资派”的牢骚所引发的联想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上山下乡时的朋友，他的父母都曾是“走资派”。那时，我和他都在大兴安岭当筑路工人，住在一个帐篷里，铺挨着铺。他为人豪爽，说话幽默。
他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建国后，他的父亲是市里某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一名处级干部；母亲也是副处级干部。他的父亲抗日时曾是敌后武工队队长，母亲是赤卫队大队长。可以说，他的父母都是革命的功臣。他的家住在市委机关家属大院。家里很宽敞，有好几间屋子。父亲上班时，都是车接车送。记得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他将他父亲与武工队的战友们的合影拿给我看。照片上，他的父亲腰间别着驳壳枪，手里拿着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官的战刀，很是英武。他还指着照片上的另一个人对我说，那个人后来当了叛徒。说实话，当时我很羡慕他，因为他有那样一个老革命的父亲。
然而，他曾对我说过的一番话也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他说，文革初期，他的父母在运动中受到触及，被群众批斗还被戴了高帽并挂了“走资派”的牌子游街。作为老革命受到这样的对待，当然想不通，便产生与群众抵触的情绪。运动初期，由于是“走资派”，当然便靠边站了。在靠边站的日子里，他的父母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有时，便邀一些老战友到家里聚聚，聚聚的时候便免不了发发牢骚。那牢骚当然是冲着文化大革命发的。
记得他对我说过他的父母曾说过的一句很重的话：早知如此，就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他还对我说，当时他父母的那些老战友对文化大革命充满怨恨，对毛主席也充满了怨恨。所谓怨恨，就是发牢骚时免不了骂娘。当然，这是运动初期的事情。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他的父母都“解放”了，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自然那怨恨也随之烟消云散，权当生活中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他的父亲后来担任了一个局的革委会主任，母亲也担任了一个单位的部门领导。再后来，他父亲通过老战友的关系，将他从林区比较艰苦的地方调到一所学校当教师，再后来便将他调回市里当了干部，再后来他与父母的一位老战友的女儿结了婚。他父母的老战友是市里的一位领导，他（她）们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
这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了。不过，他对我说过他的父母曾说过的那句很重的话，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
我在想，革命难道就是为了当“官”吗？革命就是为了当“大官”吗？革命就是为了子女有一个好的前程吗？毛主席曾说，“当大官了，要保护大官利益”；一些“小官”又何尝没有利益？“小官”也是要保护“小官利益”的。否则，就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就不会对毛主席那么怨恨。其实，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打打他们的“官气”而已，后来不还是基本上都“解放”了。
我在想，许多“大官”和“小官”官复原职之后，从开始有所收敛到后来处心积虑地为儿女安排前程，也许以为这一切理所当然，――因为他们对革命有功。岂不知这样做恰恰没有走出黄炎培与毛主席所说的“周期律”。否则，毛主席就不会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有人说，文革就是“斗私批修”，就是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笔者却不这样认为。文革是广大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经济利益”。文革中，那些“大官”和“小官”要保护自己的“大官利益”和“小官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同样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脱离“经济利益”来解释阶级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不通。脱离“经济利益”来解释文革，同样解释不通。一边“要保护大官利益”，一边要剥夺“大官利益”，这才是文革斗争的实质。遗憾的是，一直到主席逝世，所谓“大官利益”包括“小官利益”并没有被剥夺，尤其是被打倒的“走资派”被“解放”之后，又重新掌握了权力并享有由此而带来的“大官利益”和“小官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看到文革所带来的胜利“果实”，而是“江山依旧”；否则，毛主席就不会说“走资派还在走”了。
因为没有看到文革所带来的胜利“果实”，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人们平静地面对了那发生的一切，一些人甚至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幻想。当时，应运而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其中固然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文革的“控诉”，但不乏对文革后“新生活”的畅想。然而，改革开放的“新生活”却无情地粉碎了他们期盼的一切。纵观一些“左派”，便有这样当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通过改革开放，通过“温水煮青蛙”的过程，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鲜明对比，陷入生活困境的人们（包括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重新反思文革，才重新思索文革深远而伟大的历史意义，这也是中国掀起毛泽东热以及毛泽东思想回归的根本原因。
文革从发起到失败，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注）。
探索文革的失败包括探索社会主义遇到挫折的原因，如果仅仅用“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来解释是苍白无力的，而站在“经济条件”这个视角审视那段历史，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会更加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由此而得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结论。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6页，《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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