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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08 18:41:53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弘扬战斗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她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官方马克思主义”（简称“官马”）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专门产于现代修正主义当权的国家。 “官马”一般情况下都承认各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从事阶级斗争的历史，却从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针对眼下的现实进行阶级分析。例如，“官马”可以给青年学生讲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头头是道；可以给青年学生讲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头头是道。但是，“官马”却不触及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好像马克思主义针对当今现实“失灵”了似的。“官马”也批评历史上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背叛工人运动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等，对于当今的修正主义分子、修正主义谬论，却采取回避态度。“官马”给青年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什么“剩余价值”、什么“可变资本”，也头头是道，但就是不涉及现实，使马克思主义仅仅活跃在课堂上和书本里。也就是说，“官马”的明显色彩在于罔顾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历史的古董，把马克思变成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像。 我们如何看待“官马”？我们认为，“官马”基本上属于“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假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具有欺骗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官马”的传播，也能向青年学生传播一些正面的历史知识，也能传播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能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进步学者提供学术阵地。然而，由于“官马”带有“官”的背景，往往致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对“官马”非常逆反，因此也造成其中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面的历史知识被人们忽视、被人们逆反、被人们怀疑，“官马”阵地上即使偶尔有一些进步学者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针砭时弊，也往往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不被人们注意，甚至引起人们的疑惑。 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我们需要本着毛主席教给我们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想方法，对“官马”的书籍、文章、作品进行分析、批判。在此过程中，当然不能采取一概接受的态度，但也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而是要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废其糟粕。特别是对于现实，“官马”往往“歌颂盛世”、“粉饰太平”，我们要提高警惕。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头面人物所谓的“重要理论”，无论其如何号称“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都要有所警惕、有所批判。 过去几十年，由于“官马”罔顾现实、脱离群众，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造成很多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怀疑马克思主义、不信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正中“官马”的“下怀”。官方的意图就在于，即使你不信我“官马”这一套，你也最好不要相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都相信马克思主义、都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现代修正主义者就不好办了。反之，如果大家都讨厌马克思主义，即使你不信“官马”，他们也很高兴。现代修正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造成青年学生逆反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形而上学”。这种“历史的形而上学”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这种“历史的形而上学”其实只是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的一环。哪一天广大群众、广大青年都认清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都能够学习、掌握真正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所说的“历史的辩证法”才能真正实现。 “官马”作为一个整体，未曾起过任何进步作用，反而往往起到欺骗群众、扰乱人民思想的副作用。但是，在官方体制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则要具体分析。这些人中，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书生；第二部分是专门篡改马克思主义、自觉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反动分子，这一部分人极其可憎；第三部分是具有现实正义感的进步学者。其中，第一部分人占人数最多，第三部分人往往为数较少，但很可贵。 当今高校里、研究院里、左翼队伍里，只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生型学者，有相当一部分。但是，我们要知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并不说明研究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好比，一位学者可能对中国古代的佛经有着很精湛的研究和掌握，但并不说明这位学者就是佛教徒，他可能只是古代文化典籍的一位整理者和研究者。因此，时下左翼队伍里，某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对现实的政治问题，有时候还表现出一些这样、那样的书生气。 在我们的左翼队伍里，针对现实、高扬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者，也是有的。例如，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同志，十年前就曾著文、著书，尖锐批判时下高校经济学教学领域只讲西方经济学、淡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尖锐批判时下某些人神话市场经济、崇拜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在我国经济政策领域推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刘国光同志虽然属于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但是他面对现实问题，敢于拍案而起，是非常可贵的。 “官马”队伍里，专门篡改马列、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最能体现“官马”的本质特征。这些人一般居身于体制内的理论研究部门或者舆论宣传机关。也有一些“官马”分子，混入了左翼队伍。另外，左翼队伍里还有一些“业余官马”——虽然不是体制内专职的理论研究者，但在立场上、观点上认同“官马”。这些人，或者傲慢无比，或者虚伪至极，他们都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甚至打着毛主席旗号，美化修正主义走资派。这些人，成为左翼队伍里“保皇派”的基础。他们与没有混进左翼队伍、高居庙堂之上的“官马”内外呼应。 我们前边说过，在体制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平庸的书生，第二部分是反动分子，第三部分是进步分子。那么，怎样鉴别一位学者属于上述三部分中的哪一种呢？我们前边已经阐明，“官马”相对于真正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其最大区别在于“官马”罔顾现实，而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与具体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同理，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如果具备哪怕一点点现实正义感，他就有可能成为进步分子。否则，如果永远钻在故纸堆里，则会永远脱离实际。 其次，还要看这位学者是否具备开明的学术作风，对于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是采取认真思考、友好商榷的态度，还是采取顽固的学阀态度。如果采取开明的学术作风，一些进步的学者，即使一时的思想观点有所局限性，他也会面对现实，不断接受教育、不断调整自己的阶级立场、不断修改自己的观点。反之，如果采取顽固的学阀态度，他就不可能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去审视现实问题。要么，他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继续篡改马列、为统治者卖命，从而获取高官厚禄；要么，这位顽固的学阀以“左”的面目出现，成为左翼队伍中的王明、张国焘式的人物，终究是“一害自己，二害革命”。 当然，个人的作风、态度，终究受制于个人所取的阶级立场，“屁股坐在哪一边”决定一切。一百年前的“五四”时期，蔡元培曾经提倡过“兼容并蓄”的学风，但是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蔡元培却是一位积极的支持者。这就说明，他的“兼容并蓄”是有边界的，其阶级立场则起决定作用。 当然，人是可以变的。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闻一多也是一位支持者。但是抗日战争后期，闻一多就拍案而起了。这种变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需要一个人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促成。外因方面，需要社会形势的大变动和革命高潮的到来，才会促成更多人觉悟起来。 总之，对于“官马”，无论是混入左翼队伍的，还是高居庙堂之上的，我们都要“团结其进步势力，争取其中间势力，孤立其顽固势力”，进而壮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力量。要最终完成列宁所说的“历史的辩证法”，我们就希望更多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都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能变成物质力量。当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一个反复、曲折的历史过程。然而，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特别是左翼青年，不断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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