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告诉你：吃什么，这是个阶级问题（3-1）

时间：2019-06-07 10:31:00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 导语 ·
大部分人可能有这样一种错觉：马克思不关心粮食问题，他在其政治经济学讨论中很少涉及到对食物的剖析。其实不然，本文的作者贝拉米·福斯特就为我们详细讲述了马克思作为食物理论家所做出的贡献。他从食物消费、食物体制和代谢断裂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马克思实际上发展了一套对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食品体系详细而复杂的批判。

变迁中的食物体制
当代食物体制研究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的理论传统，尤其得益于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和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表的著作。从一开始，该领域基于对权力和资源不平等分配的关注，以全球食物“体制”（regime）概念为中心，与主流分析框架——视食物体系的发展为线性、持续且不断扩展的过程——区别开来。因此，食物体制的概念强调的是特定情境下的食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所彰显出的历史的特定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弗里德曼和麦克迈克尔聚焦于两种食物体制：第一种体制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它依赖于欧洲对被殖民热带地区和其他被殖民国家粮食谷物和牲畜的进口；换言之，这是一个由大都市帝国的需求来决定的全球食物体系。第二代食物体制，是随着二战之后美国霸权的崛起和后殖民时代（仍旧带有帝国主义特征）的转向而出现的，这一体系围绕美国对本国剩余粮食（主要是谷物）的出口以及以综合性农业大企业为主导的“绿色革命”而建立起来。在第二代全球粮食政体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是第三世界国家向富裕国家出口热带水果（特别是香蕉），到后来的浓缩橙汁（主要来自巴西）、咖啡、制作巧克力的可可以及香料等等。此后，一些学者试图对当下的第三代全球粮体制进行界定，他们认为全球化和新兴经济体在其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theory of metabolic rift）已被整合进既有的理论中，作为解释食物体制分裂的一个论据。
食物体制分析最大的不足在于它对工业革命时期的农业的分析，包括其对马克思观点的回应。 1996年，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的加拿大学者科林邓肯（Colin Duncan）发表了名为《农业中心性》（Centrality of Agriculture）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认为1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基本上是“前工业化的”（或至多称得上是“轻工业化”），他还认为根源于著名的诺福克（Norfolk）四区轮作制（four-course system of crop rotation）的英国农业代表了农业的一个“生态平衡时代”（ecologically balanced age）。邓肯强烈反对马克思对这一时期英国农业的批判性分析，声称他只看到了当时英国农业的缺陷，尚未认清其前工业化、自给自足和生态平衡的特征。在提出以上观点的同时，邓肯不仅否定了马克思，而且也忽视了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马克思观点的当代经济和农业史学家的研究。
邓肯在其书开篇就指出，马克思对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对生态影响是“危言耸听”。他特别提到，马克思采纳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关于“掠夺土地”的观点，“总体上来说是非常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对英格兰进行这一资本的研究可能极不合适。”邓肯坚持认为，基于新的科学种植方法，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高耕农业（high farming）模式是“世界上所有高产农业系统中最具生态良性的”。在他看来，英国高耕农业的创新，由于较少地依赖机械化和人造化学品，专注于生物或生态技术的发展，因而保留了前工业的或原始工业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邓肯试图撇开其他不列颠群岛（包括殖民地爱尔兰）的农业不谈，来美化这一时期的英国农业。此外，他也没有真正关注到英国的畜牧业或肥料供给，以及油饼制造的神秘工业方面。邓肯认为农业技术的机械化“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种观点完全没有考虑到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
如此有明显缺陷的分析似乎已经被后来的学者无视了。但邓肯对于英国农业“生态良性”特征的观点，包括他对马克思观点的批判，却被马克思主义的食品体制分析学者和世界体系理论家（如弗里德曼和麦克迈克尔）热情而不加批判地采纳了。弗里德曼延续邓肯的观点，在她2000年发表的文章《现代世界体系究竟是什么？》（What on Earth is 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提出，“英国高耕农业的实践表明，在特定条件下......资本主义农业在生态上是可持续的。”在能源方面，她认为英国高耕农业“实现了迄今为止最具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小麦种植。”（然而，该观点的论据来源是一篇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农业研究，这一研究出现的时间居然是在高耕农业推出之前）她认为，摧毁英国高耕农业的并非其内部的生态矛盾，而是它在世界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尤其是随着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季度欧洲大萧条的到来。这种“外来生态系统”的暴露，即来自英格兰以外的生态系统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体系的侵入，意味着“高耕农业农户无法继续维持他们具有生态良性的家庭物种组合的种植方式”。
施耐德（Mindi Schneider）和麦克迈克尔继承了邓肯对马克思关于英国高耕农业观点的批判。他们重申，高耕农业是历史上最为生态永续的高产农业形式，它的四区轮作制有效地循环了土地中的养分。诺福克(Norfolk)轮作制规定，第一年种小麦，第二年种萝卜，第三年种大麦（同时套种三叶草和黑麦草），第四年收获三叶草和黑麦草当牧草用；萝卜冬天能喂牛，三叶草能固氮。施奈德和麦克迈克尔用作物轮换制，来证明英国高耕农业具有生态良性。
依照邓肯、弗里德曼的观点，施奈德和麦克迈克尔同样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农业分析，即使与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同样存在缺陷和扭曲。他们提出，马克思错误地将土壤问题视为一个普遍条件，并且“没有理解土壤形成的历史过程”。他们无视了马克思是土壤地质学的密切关注者，并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土壤是历史的产物”这一事实贯穿论述的始末——这与大多数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由此，施奈德和麦克迈克尔驳斥了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历史意义。这个理论来自于利比希的作品，解释当食物和纤维被送到城市时，土壤中的营养物质会被耗尽。正如施奈德和麦克迈克尔所说的那样：“英格兰的成功和相对的生态可持续性对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指责马克思“忽视了把农业作为新陈代谢断裂机制的主要驱动力。”在他们看来，马克思错误地将农业工业化视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并且邓肯还指责马克思对这个时期“农业中心性” 及其几乎完全独立于工业的地位视而不见。
值得一提的是，诺福克四年轮作制确实具有一些优势，但它仍然存在问题，而且它只是当时众多农业耕种方式之一，并未被普遍推广应用。首先，这种耕种方法具有以下三个优势：（1）只需要四年中的两年（在种植小麦和大麦的情况下）就可以收获大量的作物（包括养分）；（2）轮作有利于控制虫害（包括杂草，疾病和昆虫）；（3）豆科植物固氮作用使得这个耕作系统可持续，否则，低含量的有效氮会降低其他作物的产量。果不其然，种养结合比单纯的种植更具生态良性。但诺福克轮作制也有缺点:（1）四年中每两年，营养仍从农场流失，需要补充。当然，系统内每公顷因养殖流失的营养物质并不多，因为大部分营养流入动物粪便和尿液。只要农民收集粪便和尿液并送回田间，就能显著减少营养损耗。（2）整个系统的运行动力不是可持续性，而是提高产量，完成资本积累。因此，在废除了《谷物法》之后，这种方法被大量投入化肥的高耕制度取代。正如经济史学家马克·奥弗顿所写，“化肥和投入品的发展”削弱了这一体系，造就了一种“依赖高能耗投入品”的农业。
事实上，与其把存在已久的诺福克轮作制视为19世纪中期的高耕农业，还不如把高耕农业看作轮作制度基础上集约能源的运用，导致粮食产量下降。正如农业历史学家琼斯（E. L. Jones）解释的那样，高耕农业或者更准确地说，“高饲”（high feeding）畜牧业的主要创新，是操作强度提高，即大量购买油饼喂养牲畜，生产肉类和粪便；后者同买来的农业肥料一起，大量施加在耕地上，增强粮食产量和饲料储备。自产和外置的饲料投喂规模越大、自产和外购肥料施用越重，就能收获更多可以销售的农产品和供下轮收获的肥料，就越接近“高耕”。这就是约翰·约瑟夫·梅奇（John Joseph Mechi）（最著名的高耕农业倡导者）所提倡的“扩张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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