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会让人们更性福

时间：2019-09-01 13:20:04 点击：次来源：无产者译丛作者：佚名 - 小 + 大

社会主义会让人们更性福

资本主义下的两性关系并不美好，因为资本主义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被异化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美好的两性关系。
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异性恋者正遭受着缺乏性生活的痛苦。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大西洋（Atlantic’s ）杂志的凯特·朱利安（Kate Julian）为这个现象写了一篇详尽而深入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说这种现象是社会疏离、技术、焦虑、抑郁和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压力等综合作用造成的。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报道，内衣零售商“维多利亚的秘密”正因为人们缺乏对性用品的需求而陷入销售困境。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试图以性自由作为卖点。现在我们不会为性买单了。朱利安引用瑞典卫生部长的话说，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瑞典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如果进行优质的性生活的社会条件已经恶化了——比如因为压力或其他负面原因——……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学家克里斯汀·戈德西（Kristen Ghodsee）在《为什么为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更性福：以及其他关于经济独立的论点》（Why Women Have Better Sex Under Socialism: And Other Arguments for Economic Independence）中所提出的简短、清晰、引人入胜的观点正可以解决我们当下的燃眉之急。
“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是有害的。” Ghodsee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多采纳一些社会主义的理念，女性的生活甚至性生活会变得更好。” Ghodsee研究了前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所以她的这个论点是有历史根据的。
Ghodsee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公共的儿童保育、保证女性充分地参与工作、对妇女教育的投资以及强有力的女权主义宣传等政策都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即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父权文化曾经根深蒂固。社会主义国家也大大提高了妇女生活的物质水平，使母婴死亡率下降，文盲基本消失。所有这些成就都对异性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男女平等地受益于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无论男女都能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那么女性就不必再依赖男性。人们的性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而不用受经济条件制约。正如Ghodsee直截了当的说法：女人不必为了钱而结婚。
这样的条件的确能改善妇女的生活。然而，这种不同的性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更好的？毕竟，一些性工作者和她们的顾客喜欢萍水相逢的性生活方式，有些做别人情妇或情夫的人可能也这样想。我不会因为对方用钱来跟我交换性就减少对性的兴趣（有可能这还会让我更喜欢性）。不过幸运的是，Ghodsee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社会主义的妇女更性福的观点。
在前苏联的所有地区中，Ghodsee对东德妇女的性生活研究得最为深入。她将东德妇女的性生活与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不幸的西德妇女的性生活进行了数据上的对比（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教信仰更压抑了人们的性欲）。东德政府除了普及保育机构和妇女就业外，还做了强有力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把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独立作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业看待，甚至宣传了男性共同分担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由于东德女性经济独立，东德的男性在性方面比西德男性更加专注和大方。相比之下，由于西德女性只能依靠男性生存，所以男性几乎没有动力改进他们的卧室游戏。此外，东德的生活比西德更轻松，经济压力更小，休闲时间更充足。
这种差异是明显的，也有数据支持。研究人员发现，东德女性对性的满意度要高于西德女性。一项调查发现，80％的东德女性经常经历性高潮，而西德这一数据则为63％。82％的东德女性在性生活后感到“快乐”，而在西德这个比例只有一半多一点。东德国家自豪地用这些统计数据证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而西德媒体为了维护本国体制的合理性质疑这些数据。
Ghodsee并不是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她一再表明即使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范围内，社会主义也并不完美。她承认斯大林统治时期苏维埃下的性行为是有很多问题的。苏联从1936年到1955年禁止堕胎。在国家意志面前，妇女的平等并不重要。Ghodsee叙述了苏联最初理想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讲述了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对被解放的社会主义女性所应享有的同志般的浪漫爱情关系的观点，以及斯大林如何在经济条件的限制下放弃了这些理想。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苏联并不是LGBTQ生活的好地方。这种不友好环境必然会对包含数百万人的这一群体产生重大影响。
极权主义实际并不受人欢迎。Ghodsee对这些政权压制性方面的描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性需要自由主义，也需要社会主义。当然，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译者注：指大卫·科赫和查尔斯·科赫，美国企业家和富豪，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在美国政界发挥着非同寻常的影响）鼓吹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良好的性生活都有很大的矛盾。但是社会自由主义者承诺让可自行决定与谁发生性关系的成年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现在的共和党人，寻求控制我们的性取向和生殖的父权专制主义者都是性的敌人。即使是那些我们认为不具有压迫性的国家，有时也会严厉地压制女性的性欲。
社会主义国家禁止大多数色情作品，但也有例外。Ghodsee最近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写到，南斯拉夫允许一些性杂志传播。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会发行性爱手册，鼓励人们深入关注性的乐趣。这种手册在东德和波兰很受欢迎。保加利亚的每个孩子都知道他们父母的性爱杂志藏在哪里。

性是令人愉悦的还是危险的
这本书是对每况愈下的糟糕状况的一个提醒。近年来，左派和女权主义政治中不再提及女性的性快感了。事实上，几乎没人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这个现象是最近才有的，甚至是突然才变成现在这样的。但我们以前都会严肃地讨论这个话题。
与流行的成见相反，性，特别是女性的快乐，是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核心。除了像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或维多利亚·伍德赫尔（Victoria Woodhull）等这样的例外，过去的女性几乎总是谈性色变。可能是因为每一代人都被他们母亲和祖母的对性的态度所影响。后来，逐渐提高女权主义意识的女性群体分析了父权制是如何使她们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困惑的，并以此来纠正这种混乱。这本书中详细介绍了使女性产生性高潮的的神经末梢的位置。堕胎自由和采取节育措施是该运动的核心要求，这与妇女的性解放有着明确的联系。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者面临右翼的强烈反对退却了。这场运动开始避免做任何在保守派看来过于污秽或侮辱的行为。我记得有一个女人曾经站在纽约街头，对人们，特别是女人们大喊大叫。“签署请愿书！签署请愿书！”当我们路过时，她将是《皮条客》（Hustler）（译者注：美国著名情色杂志）上的图画塞到在我们面前：一台绞肉机正在向一个女人喂食。1978年的《皮条客》封面是由激进女权主义者保罗·克拉斯纳（Paul Krassner）设计的模仿，旨在批评该杂志对女性的剥削; 但是这种细节很容易在侮辱性的狂欢中被忽略。如果我们拒绝，她会当面大喊：“我希望你被强奸！”（我记得我停下来读了请愿书，但不记得上面说了什么）。卡米尔·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制作了一部短片“Glenda and Camille Do Downtown”，其中她和她的男扮女装的朋友与反对色情的女性发生了争论。
在悲剧和闹剧的混合中，一部分女权主义运动已经找到了共同的原因，即妖魔化色情和对犯罪“强硬”的正义。他们把重点放在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上，他们认为性暴力才是对女性压迫的主要工具。（他们根本没考虑工作场所或家庭的原因）。《女士》杂志编辑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写道，“色情是理论，强奸是实践。”
许多女权主义者反对运动的狭隘焦点，也反对新出现的将性视为女性的危险和创伤的观点。她们认为性既是“令人愉悦的”也是“危险”的。“愉悦还是危险”是这一时期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女权主义者性会议的标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由卡罗尔·万斯（Carole Vance）编辑的同名会议选集。其中一些批评家是学者，如万斯，而另一些批评家，如苏西·布莱特（Susie Bright）、安珀·霍利堡（Amber Hollibaugh）和埃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她同时也是左派女性）则为更普通的读者撰文。“愉悦和危险”这个阵营最初处于边缘地位，但它最终在文化和思想上享有重要的影响力，这得益于日益增长的、高度积极的同性恋文化以及对90年代女权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暴女（Riot Grrrl）音乐（译者注：暴女（Riot Grrrl）是女权朋克中一种原始而极具煽动性的类型，它产生于90年代初独立摇滚的背景下；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暴女的歌词都落在与性别有关的事情上 — 强奸、家庭暴力、性（包括女同性恋）、社会等级中的男性优势、女性赋权等）。（我当时二十多岁，也写过一些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我们中有些人自己写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在诗集和选集上。我们采取行动去抗议。我们要求同性恋权利，要求给妇女更多的健康资源，要求资助艾滋病研究并打出标语：“要求堕胎权利，女性不需要为堕胎感到抱歉”。我们赤裸着上身去抗议，肚子上写着“女同性恋”。妇女还会制作女权主义的色情书刊。特别有趣的是，这一时期振动器精品店爆炸式增长，女性更容易嘲笑有光泽的杂志封面。但是，女性有权获得自己想要的性欲和性愉悦，而不是由男性暴力或男性期望所定义的性的观点是女权主义对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这也是女权主义经过短暂的里根主义的迂回之后，对女权主义自身的再造。
然而，近年来，包括左翼在内的女权主义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性爱的讨论，重新回到了对男性暴力的关注。MeToo运动浪潮带来了一些迟来的对工作场所骚扰的行动，并为妇女们提供了发言的空间，以抵制那些长期未曝光的可怕的性压迫和性虐待行为，它也导致了将性视为威胁和压迫女性的女权主义话语的回归。这掩盖了我们许多最宝贵的经验：80年代和90年代讨论性是“愉悦还是危险”的女权主义者们对反对享受性爱的观点的批评。但更糟糕的是，这种话语使我们不得不从乌托邦的想象中排除对性的想象，它鼓励我们追求一个不被强奸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可以自在地享受性爱的社会。
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太低了。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社会、任何社会主义者或资本家实现了这一点。如今的Metoo运动与20世纪80年代的反对享受性爱的女权主义一样，坚持认为性只能在自愿的，没有恐惧的前提下才能更好。我们即使在坚持妇女的享乐权利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妇女的暴力（家庭暴力、强奸、骚扰）并未在Ghodsee的讨论中出现。正如她指出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压制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关于东德的材料是Ghodsee的书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苏联的军队跟其他侵略军一样，在对苏联领导层全面了解的前提下，把强奸当作武器来对待被占领国的民众。这意味着许多东德妇女对“社会主义下的性”的印象是很恐怖的；一些历史学家估计苏联士兵对东德妇女的强奸至少有几十万次，其中一些妇女遭到了多次袭击。（与任何有关前苏联的事情一样，关于这个数据的可靠性争议也很大。那些不断回顾冷战历史的人爱争论的一个问题。）苏联战地记者纳塔莉亚·格森（Natalya Gessen）在1945年评论道：“俄国人强奸几乎所有的从8岁到80岁的东德妇女……那是一支强奸犯军队。”
考虑到这一创伤性的开端，东德女性对性的满意程度尤其令人惊讶。当然，战争是地狱，苏联士兵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强奸犯。（而且，从更多的背景资料来看，他们完全是背了黑锅。）但是军队暴行的特殊力量和规模表明，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在培养能平等地尊重女人的男性这方面做得很不好。我对于Ghodsee没有提到这个丑陋的插曲没有责怪的意思。但我想应该有人提到它，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
这些都没有抹去苏联及其同盟国的许多女权主义的成就，也没有抹去资本主义社会在承认和发展妇女的全面人性方面远远失败的事实。凯特·朱利安说，我们处于这样一个诡异的时代。现在很多女性都不愿意冒险与那些社交能力差、有性怪癖、好斗、沉迷于赛车世界的年轻男性发生性关系。这些直男癌甚至不知道他们在与女性上床前应该问问对方喜欢什么。
除了这种奇怪的异化之外，资本主义还存在经济极端脆弱的问题，这使资本主义中的妇女面临更严重的危机。没有保障的经济状况使得女性更难离开危险的工作场所和危险的两性关系。
根据1995-2011年司法部国家犯罪受害调查（Department of Justice’s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的数据，外来务工人员和酒店女佣在工作中受到的袭击远比白领女性多。另外，尽管媒体经常报道大学校园的性暴力行为，但实际上这个年龄段没能进入学校的女性被强奸的可能性要比同龄的女学生高出30%。《雅各宾》的作者贝伦·费尔南德斯（Belén Fernández）2014年在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西班牙强奸案的文章。他将这场强奸案置于该国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分析，他从中观察到了这个资本至上的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暴力割裂”以及人类的团结。

资本主义中，人与人之间只有冷漠的关系
美国反对性爱的女权主义者要求女性压抑性欲的观点，对大多数女性来说都是奇怪而且令人不快的。然而，正如我们在批评她们时一样，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批评上述观点的女权主义者们对于物质条件如何影响女性的性行为，或者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也没发表什么有用的见解。因为90年代是一个政治混乱的时代，在那时候，即使在女权主义者的圈子里，也很少有人谈论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没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时间、工作、儿童保育、工资不平等、暴力——大多数女性在生活中都面临着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追求快乐变得如此复杂。
资本主义下的两性关系岌岌可危。Ghodsee的书以及朱利安的文章和许多其他来源的数据说明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糟糕。斯大林时期过后，苏联废除了堕胎禁令，改善了父权和专政制度，苏联妇女的性生活在某方面得到了改善。但在一项对比1989年前后俄罗斯妇女对性的态度的研究中，最明显的差别是苏联时期妇女对两性关系和友谊非常重视。在私有化之后，妇女们对性有了更为工具化的看法，认为性是用来获得金钱、安全或礼物的手段。有专门“钓金龟婿”的培训机构教女人如何找到一个有钱人。研究人员说，苏维埃时代的女性很少会有这种将性视为工具的看法。
显然，社会主义中妇女的独立性增强和经济压力减轻是性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而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似乎也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有更多的社交。对前者而言，友谊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资本主义社会缺乏性生活的数据似乎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资本主义下的人甚至连友谊都没有。两性关系至少也是友谊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交是一种容易丢失的习惯。人们有没有感到他人的陪伴让自己感到安全，被关心，兴奋和快乐？这似乎是衡量社会的重要标准。现在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在的社会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失败。
社会主义不能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获得美好的爱情。有些该死的人就是不会被我们吸引，情侣们仍然可能毫无理由地分手。但是Ghodsee的书表明，对于女性来说，社会主义至少可以是改善获得快乐和爱情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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