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达芬奇”,这是什么舆论导向?
今日一大早就看到这样一篇文章:《人称“北宋达芬奇”,却得罪王安石,被妻子打骂,他是谁?》。发布这篇文章的是中新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本来是一篇好文,却坏在一个比喻上。 “北宋达芬奇”,这是什么舆论导向?“北宋达芬奇”指的是沈括,宣传中国古代科学家和艺术家,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却用什么“人称‘北宋达芬奇’”!什么人这么无知,竟然将达芬奇与中国北宋联系起来?北宋存在于公元960-1127年,此时达芬奇在哪里? 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说的是欧洲14-16世纪的事情,达芬奇就是这个时代著名的艺术家,达芬奇画蛋甚至进入了中小学教材,因此中国人家喻户晓。 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本来就是西方学者杜撰的历史,现在已经为当代学者所揭穿。可是一些中国人,包括官媒,仍然在帮西方宣传,自甘低贱。北宋比达芬奇早五个世纪,怎么能用达芬奇来说北宋沈括?而且,沈括的大名哪个中国学生不知?你非要借西方的达芬奇来扬名?这不是自甘堕落是什么? 曾几何时,一些中国人喜欢拿西方的人事来比中国的人事,什么“中国的居里夫人” (何泽慧)、 “中国的爱因斯坦” (束星北) 、“中国的贝多芬”(阿炳)、“中国的亚里士多德”(葛洪)、“中国的威尼斯”(苏州)、“中国的菲尔兹奖”(华罗庚奖)等等等等。 比较法是一种做事或做学问的方法。把中国的人物或事物与西方比较也无不可,但总这样比,甚至不伦不类,形成一种定式,那就不是正常现象了。你本来是在宣扬中国的人或事,却摆出一副崇洋媚外的架势,结果适得其反。 上述我所列举的大部分比较虽然并不好,尚可以接受,因为比较对象名气较大,而且同时代或是同类事物。但有些比较却莫名其妙,如本文标题所举的“北宋达芬奇”。这样比较给人的印象纯粹是崇洋媚外的思想作祟。 同样的问题还有“中国的亚里士多德”(葛洪)。古希腊的所谓文明神话如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它基本是西方人伪造出来的。因此作为古希腊代表性的人物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事迹有多大可信度,很值得怀疑。你用亚里士多德来比葛洪就显得很荒唐、不伦不类。这就是过去批判过的言必称希腊,离开西方说不了话,就像今天有些人离开美国无法活。 西方人心目中的“亚里士多德”顶多是一个哲学家,而葛洪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名医、一个炼丹家、一个道教学者、一个神仙家。葛洪是有史料记载的得道气功大师。他的《内篇》、《外篇》、《神仙传》、《隐逸传》是后世修身悟道的重要经典,《肘后方》是医学名著。葛洪与亚里士多德既不同时又不同类,焉能比较?可见还是洋奴哲学作怪。 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相比,西方文化显得渺小浅薄。一个是道的层次,一个是术的层次,不在一个层面。可是偏偏有些目光短浅的中国人,崇小术、轻大道,仰视西方、跪拜洋人,悲哉!
20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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