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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27 08:07:04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陈独秀的迂腐与毛泽东的伟大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并亲自担任主笔。1919年6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认为研究室与监狱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他所希望的“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一语，更是成为当时青年的座右铭。在《研究室与监狱》发表三天之后的一个晚上，陈独秀因散发旨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逮捕入狱，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随后，青年毛泽东便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意义》一文，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并宣称“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在文末，毛泽东热情地呼吁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19年毛泽东等湖南青年创办《湘江评论》刊物，以此为阵地宣扬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推动了旨在摆脱湖南军阀统治的“驱张运动”，并在年末轰动一时的“赵女士自杀事件”中抨击封建礼教制度，这一切均受到陈独秀的关注。1920年1月初，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对于湖南青年学生予以高度肯定，他说：“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1920年11 月，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 抗日时期的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建党初期的经历，他说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1924年——引者注），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中共成立之后，毛泽东的才干以及在湖南取得的成绩深受总书记陈独秀的欣赏。1921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通过湖南劳工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一万多名工人和群众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太平洋会议的示威游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组织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多次受到陈独秀的表扬。在1923年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惟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同时在中共党内，他主要负责农民工作，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并大力发动农民。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称：“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1927年3月，毛泽东根据湖南农民的斗争经验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独秀则反对该文章里表达的意见，并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论政见，两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问题。在大革命中，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十分重视农民运动，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而陈独秀对中国底层民情相对比较隔膜，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 二、国共合作问题。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依旧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主张退让，导致大革命功亏一篑。对于此事，毛泽东认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三、领导作风问题。陈独秀在他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出了自信甚至自负的一面，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甚至认为陈具有“恶霸作风”，不免伤害到同志的自尊心。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关系的演变，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命运密切相关。两个人起点相同，均不满于社会现状、力图改造中国社会。开始，他们因思想相近、目标相同而成为师生，进而又成为同志；但后来又因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差异和对革命斗争策略选择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两人命运的迥然不同也启示我们，只有正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否则只会成为历史的弃儿。 毛泽东作为陈独秀之后的后起之秀，所具备和拥有的恰恰是陈独秀忽视或缺乏的品质，这正是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论品质，一个冬烘迂腐，一个富有远见。 陈独秀当时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他面临的“最现实的事”，两个本就性质不一的政党联合到一起，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冲突，而陈独秀所缺乏的就是应对这种局面的气魄和策略。国共实行党内合作，中共为防止被国民党所溶化而建立了党团，这个做法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反对。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理应责无旁贷地予以回击，可他却书卷气太重，反而以“推己及人的雅量”为对方“设身处地”地思虑，这就是他的冬烘迂腐之处。更迂腐的事还在后头，陈独秀这个书卷气的政治家，在国民党面前，有时候妥协退让，有时则可能狂妄自大。据他的好友、国民党“大佬”吴稚晖于1926年3月26日日记所记，吴稚晖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询问：“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陈竟然毫不设防地回答：“二十年足矣！”吴稚晖急了，惊讶地说：“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只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 此时，北伐战争正捷报频传，陈独秀正为之而陶醉着，当吴稚晖试探性地询问时，这位“用不着提防”的书生领袖，就不假思索地答以“二十年即可实行列宁式的共产”。殊不知，他的这位“老友”对“列宁式的共产”深恶痛绝。这就给吴稚晖提供了所谓“检举中共”的口实。 在抗日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在民族危亡之际，两个原本对立的党派暂时走到一起，他十分清楚合作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中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既维护合作的大局，又不牺牲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某些人借合作之机暗藏“溶共”乃至“灭共”的居心，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 抗日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部分同志以为国民党真的友善，再也不会祸起萧墙，主张红军应该尽早向抗日正面战场出动，有人提出“全部出动为宜”，甚至有人提出“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等等。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在于，他一直站在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耐心批评。他说，国共两党虽在民族战争中暂时合作了，但在阶级上仍然是敌人，所以“党的阶级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他认为，国共两党代表着“两种政策，两种前途”，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抗日初期，是另一个书呆子王明，鉴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实行“联蒋抗日”的策略，而迂腐地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王明的主张，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也遭到了抗日时期逐渐成熟的中共中央的抵制。正是吸取了陈独秀时期的教训，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中牢牢把握中共的独立自主性，在统一战线的战略前提下，不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不至于被国民党溶化乃至瓦解。 论行为，一个信仰坚定，恪守党的纪律；一个自负张狂，最终信仰迷失。 “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陈独秀和毛泽东都看到了。可在低潮时期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两个人却指出了极不相同的方向。陈独秀认为，国民党还没有到崩溃的时候，人民“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应放弃“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以“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的经济斗争取代政治斗争。毛泽东则坚持武装斗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今后革命高潮的来临、为从反动派手中夺取政权，打下基础。 1928年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然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正在开辟之际，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湘南特委派员来到井冈山。来人下车伊始，便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当时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就这样被“开除出党”，成为只担任师长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后来说，当时“开支部会我都不能去，很痛苦的”。但是，他只是感到委屈，并没有丝毫违背组织纪律的言行。 也是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再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多次给中共中央去信，忘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继续提出一些早已遭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评的意见。1928年夏，共产国际考虑他的意见及特殊的历史地位，指名让他和另外几位同志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其他几个同志都去莫斯科参加了会议，惟有他却不顾组织纪律，严词拒绝出席会议。更离奇的是，他竟置中央的多次警告于脑后，把他致中共中央的信，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公开传阅。 陈独秀企图引起对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这一愿望在当时就被否决了。当他获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信息后，便很快投入到党内反对派的活动中。作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在创建这个党时就理应明白列宁主义的政党纪律，党内不能有反对派活动。在中央一再的劝说和警告下，他置若罔闻甚至梗着脖子向中央叫板：“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他公开地追随托洛茨基，明目张胆地建立反对派组织。由于他的自负，他开始在政治上步入歧途，为他成为历史的弃儿埋下伏笔。 在托洛茨基本人的力荐下，陈独秀1931年当上了中国托派的“中央书记”。可是自命不凡的年轻托派们并不把他当回事，仍对他先前在国共合作时期所犯下的右倾错误进行批判。而陈独秀的一些另类于托派的思想，又从来不能见容于这些托派年轻人。陈独秀并不在意这些，用他的话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在审视自己所信仰的思想时，大胆地怀疑，不时地否定，并自诩要“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之价值，老托也在内”，他还断言“列宁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从批判孔子开始，一生信仰和抛弃的主义和思想之多、之快，是罕见的。饱读古今、学贯中西的陈独秀，这时候却不知道自己该信仰什么了。 蒋介石称：“陈独秀不足畏，他的儿子更为可怕。”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自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国民党特务警探同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侦探勾结起来，共同缉捕中共的负责人和党团员、工会领袖，每星期都有中共的负责同志被捕、被杀。当时中共内部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威胁下变节投降，出卖自己的同志，甚至带着反动军警、巡捕在上海街头上窜下跳，指认和捕抓革命志士。此类事屡屡发生，中共损失惨重。 1927年6月26日下午，一名国民党特务和第26军政训处一名职员在上海平望街荣阳里41号亭子里抓获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的通讯员朱盘生和姚振。朱、姚两人供出，“共党最大的机关在北四川路下去华界史高德路恒丰里104号”。于是，第26军政训处增派两名人员顺藤摸瓜赶到该处。中共江苏省委6人正在楼上开会，他们是省委书记陈延年、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韩步先、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委员黄竞西、吴福民等人。当敌人上楼冲进会场，他们才发觉，但已经迟了。陈延年为了掩护其他人逃走，奋不顾身冲上去挡住要道，与敌人扭打搏斗，被敌人打得头破血流。结果，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被捕，另二人逃脱。陈延年相貌朴实、穿着工人服装，在搏斗中被弄得面目全非，敌人一时认不出来。韩步先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出卖了尚未暴露身份的陈延年和郭伯和。 在南京的蒋介石获悉陈延年被捕，喜出望外，马上批示：“陈独秀迂腐书呆不足畏，可怕的是他的虎子陈延年、陈乔年。将陈延年就地枪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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