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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利益

时间:2019-06-20 08:13:38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崇新岳 百思峰 - 小 + 大

信仰与利益

转者按:此文摘自传记文学《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主要论述毛主席是追求信仰而不是追求利益的伟人。题目是转者所加。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把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来演变成一句儒家哲理名言“君子重义,小人重利”。当然,按照现在的西方人权观点来看,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是有悖于人权思想的。但也不能说儒学的说法全无道理,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可以看到人的行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追求利益的倾向,另一种是追求信仰的倾向。这里的信仰,应该就是孔子所谓的“义”。
  在信宗教的人群中,追求信仰的倾向表现出来较多;而不信宗教的人,因为没有信仰,所以追求利益的倾向表现出来较多。追求利益的行为很容易理解,而追求信仰的行为,对于那些只知道追求利益的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甚至是无法理解的。
  比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不吃猪肉,这样的行为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完全是为了信仰。笔者就曾听过有人“好心”地劝一位回民:“你就想开点,别那么傻了。吃几口吧,好吃得很。”持这种心态的人为数不少,他们不是佩服坚持信仰的人,反而嘲笑坚持信仰的人是“想不开,傻”。在这些人的观念中,“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干”的人,才是聪明人。
  一般来说,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追求利益”和“追求信仰”的两种倾向,只是有的人“追求利益”的倾向较多,这种人可以称之为“追求利益”类型的人;有的人“追求信仰”的倾向较多,这种人可以称之为“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完全追求利益,一点信仰也没有的人很少;相反完全追求信仰,一点利益也不要的人也很少。我们说毛泽东是“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并不是把毛泽东视为一点利益也不要的极端分子,只是在毛泽东身上,追求信仰的倾向表现得比较明显。
  怎样区别“追求信仰的人”和“追求利益的人”呢?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还比较难区分,但对于某个集团的领导人来说,倒是比较容易区分的。采用“利益驱动”原则来治理集团,这个领导人毫无疑问是“追求利益”类型的人,因为他相信金钱万能;采用“信仰驱动”原则来治理集团,这个领导人毫无疑问是“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因为他相信信仰的力量。

  企业的资本家或老板是典型的利益驱动型,他的员工都是用金钱雇来的,不给钱没人给他白干活;宗教集团的教主是典型的信仰驱动型,他的教徒都是靠信仰召集来的,他们不向教主讨要任何物质上的利益,他们给教主服务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信仰。
  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分为资本家型和教主型。蒋介石明显是资本家型的领导人,蒋介石搞的一套体制都是沿着“利益”这个主轴转动。蒋介石治理军队,用“杀一个共匪发多少奖金”的物质刺激办法,用金钱来驱动士兵去打仗。而毛泽东明显是教主型的领导人,毛泽东搞的一套体制都是以“信仰”这个主轴转动的。毛泽东治理军队,不是用物质刺激,而是用政治思想教育的办法,用信仰的力量激发士兵去打仗。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治理国家,治理企业等问题上,也一直反对物质刺激的办法,而是提出“政治挂帅”,也就是用信仰刺激的办法。1955年,毛泽东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按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1959年,毛泽东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和教育人们树立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很危险的。对于追求利益的人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信仰”也被当作是一种“利益”来看待。什么对他有利,他就信什么。1970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时兴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毛泽东这种“政治挂帅”的思想,遭到以刘少奇为主的一些人的反对和抵制。他们认为,我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要把全部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中。他们认为人民群众的觉悟低,对老百姓做思想政治工作,等于是对牛弹琴,毫无意义。因此他们强调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用奖励、奖金,工分等物质刺激的办法,来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非常反对刘少奇主张的物质刺激办法,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主要矛盾之一。1966年2月25日,毛泽东看到王任重的一个发言稿中,谈到了“政治挂帅”问题。该发言稿说:“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王任重提出说:“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政治挂帅,要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
  毛泽东在王任重的发言稿上批示说:“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思想教育,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
  毛泽东特别把王任重的发言稿转给刘少奇,批注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
  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不能一心只为自己,还必须要关心群众。比如一个厂长只关心抓生产,不关心工人生活疾苦。生产抓好了,生产搞上去了,厂长有了升官的政绩,对他个人是有直接利益的。但生产搞上去了,不等于工人的生活疾苦也解决了。而解决工人的生活疾苦,与厂长的政绩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厂长只顾抓生产,结果可能是生产上去了,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却疏远了。工人并不是被当作主人翁,而是被当作生产的机器。这样长期下去,必然引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激化,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1969年,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中说:“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综上所述,既然毛泽东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信仰驱动”而不是“利益驱动”,说明毛泽东并不认为金钱万能,而是相信“信仰”的力量。既然毛泽东相信“信仰”的力量,那么理所当然毛泽东就是一个“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如果毛泽东是一心只想着“私利”的“追求利益”类型的人,那么毛泽东搞的体制,也应该是围绕着“利益”这个主轴转动的,不可能搞出一套围绕“信仰”主轴转的体制。
  毛泽东作为中国领导人,即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毛泽东个人的利益来说,也并无任何损失,甚至还可能获利更多。毛泽东坚决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来改造中国,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毛泽东的个人私利,而是出于他对信仰的追求。
  既然毛泽东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是一个“重义”的人,我们就应该从“信仰”的角度,从“义”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而不应该从“利益”的角度,从“重利”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毛泽东的所作所为。
  然而一些人却偏偏要从“利”来理解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在一些无法用“现实利益”来说明的问题,就用“心理快感”和“身后名誉”来解释。
  对于打倒刘少奇,从“信仰”的角度解释,毛泽东是为了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从“利益”的角度解释,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剥夺刘少奇的权力,还可以用“现实利益”来解释;那么批斗刘少奇,毛泽东并得不到什么具体的利益,于是就被说成毛泽东是天生喜欢整人,看到刘少奇被批斗,毛泽东就得到一种“心理快感”。好像他们是毛泽东肚子里的蛔虫,连毛泽东的“快感”他们都知道。
  对于毛泽东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从“信仰”的角度解释,毛泽东是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会使中国“变修”;而从“利益”的角度解释,就变成毛泽东是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会做否定他的身后名誉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原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更不会害怕“身后名誉”。毛泽东敢把林彪大骂他的《五七一工程》公布出来,可见毛泽东连现实的名誉都不怕,又怕什么“身后名誉”呢。
  毛泽东卫士李银桥回忆说:“到了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去湖南,专列开动后,我们许多工作人员与毛泽东一起聊天。李敏说了一个情况,说扫墓时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恰好列车服务员姚淑贤走了进来,毛泽东坦然地笑着说:“小姚,我女儿回去扫墓,说还有人骂我呢。”
  姚淑贤条件反射地嚷起来:“肯定是阶级敌人!”
  毛泽东仍然在笑,摇摇头说:“不对,不能说得这么绝对。有人骂是正常的,没人骂是不正常的。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因为我也不是一贯正确么。”
  
  停了片刻,毛泽东带着思索的表情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深沉缓慢:“蒋介石挖过我的祖坟,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我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这里毛泽东说“我有信念”,所以不管别人骂我什么,我还是要革命,也就是要为了信念而奋斗。毛泽东的一生中,并没有做过什么为了维护自己“名声”的沽名钓誉之事。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名声”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不要什么“名声”,他要的是信念,是革命。
    对于追求信仰的人来说,在利益方面是可以让步的,但在信仰方面决不能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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