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友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宣传毛主席？

时间：2019-12-18 08:22:12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红友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宣传毛主席？

很多人不理解，红友为什么要宣传红色文化？甚至在全民拜金的氛围下，红友竟然成了另类！在西化思想侵蚀的浪潮下，每个红友在思想上是孤独的，然而红友这个群体却是无比团结和强大的！今天写下这篇文章就是告诉你，红友不仅不是另类，而是我们整个国家文化自信建设的根基！

近年来，经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自信是否应当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是红色文化？
从感性层面上讲，这个提法似乎很有道理。不是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文化名人若灿烂群星、文化蕴藏似汪洋大海、文化影响如日月经天。这一点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自豪。自豪是什么？不就是自信的表现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这种文化自信是怎么来的？
不错，在古代，我们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是很有自信的。比如说唐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发达、社会活力的迸发以及善气迎人、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使得中国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心仪的对象。应对方请求，文成公主、鉴真和尚分别越过高山、大海，传播中华文明。东邻新罗全面学习唐朝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一衣带水的日本则频频派出大批遣唐使。至于各国的使节、商贾、访问学者，更是络绎入朝、不绝于市。至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仍习惯于称中国人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软实力的遗响余韵。
然而到了近代，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则表现得很不自信。岂但不自信，简直是文化自卑。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不自信的总爆发。例如胡适就认为“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因此，他“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钱玄同甚至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这就是说，不但中华传统文化要不得，连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汉字也是要不得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激的倾向呢？这固然有五四前驱们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正如毛主席所说：“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大气候。当时的世界，正在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而在这种转换中走在前列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通过掠夺和征服，把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世界体系。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在农业文明中一直领先的中国一下子被甩到了世界发展潮流的后头。
然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罪吗？不能这样说。罪魁祸首是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是他们，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僵化、腐朽因素。到头来，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他们依然顽固地抱定“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不但窒息了传统文化，而且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僵化、经济上的衰微和社会创新活力的阙如。而经济、政治上的落后，又导致文化软实力的丧失。于是，世界历史进入了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时代。
问题就是这么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起弱振衰，就必须对它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而要实现这种转换和发展，就必须有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这种新的文化元素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重新成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曾经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通过对于近代历史的这一简单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中华民族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事，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之后的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华传统文化就极有可能因为僵化、腐朽元素的持续扩散而归于消亡。当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甚至很可能比五四时期更不自信。因此，我们说：红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说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有没有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思呢？没有，丝毫没有。从一定意义上说，红色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质的飞跃，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对于红色文化的自信，自然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这好比吃面包。你说这面包好吃，难道不包含对于做这个面包的小麦的肯定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说：“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
简单来讲，红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经马列主义改造后的先进文化，所以红友宣传红色文化是正义之举，是文明之举，是有担当之举！

在宣传红色文化的实践中，红友往往以毛泽东为核心，这个问题也让许多人困惑，这里一并解释，为什么红友在宣传红色文化时是以毛泽东作为载体的？
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是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了中国文化的固有框架，吸收了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把中国文化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世界性和普世性，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如果把毛泽东思想从现代中国文化中移走，那么中国就会变成一块文化洼地，中国文化就只是世界范围内的“地方性知识”，就完全不能抵御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点，已经被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
简言之，毛泽东思想兼具了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点，第一次赋予了重视世俗理性的中国文化以超越性特征。
毛泽东思想既重视现实，也关注未来，既重视解释世界，也重视改造世界。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不仅解除了中国文化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危机，还赋予它充沛蓬勃的生命力。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高地，是文化和文明的输出者，自资本主义产生后，500年来中国第一次在人类探索理想社会的努力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国家性格”而言，最具有现代国家的特征，而毛泽东时代之前或之后的中国，则更具有传统中国的特征，信奉的是“吃亏是福”，“能忍自安”。
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存在，谈论文化自信时回避毛泽东主席，就会令任何一个有基本思考能力听众陷入困惑：
如果毛泽东思想与业绩能够证明中国文化的优越，那为什么对他避而不谈呢？
如果他是一个“错误”因而需要回避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又怎么可能是优越的呢？
这个悖论，将摧毁一切关于文化自信的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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