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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3-23 06:46:00 点击： 次 来源：红棉浪潮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快慢交错的间奏曲 ——论政治神学，暴力和解放 第三次讲座的非完整稿，包括了前两次的回顾。本次讲座最大的作用仍是启发大家，并且也不只是流于理论空谈，而是提出一种更好的解释并理解历史实践的工具。 一、回顾： 1.三重暴力的区分： 主观暴力:顾名思义，主观暴力就是在主观领域呈现的暴力，这是可视化的暴力，也是人的主观感受，最明显的则是打砸抢，或者对外物的破坏。但是，齐泽克提出，“我们应学习后退一步，摆脱直接可见的、由明确的行为者展现出的‘主观’暴力的迷人诱惑。我们需要感知那种引起主观暴力爆发的背景轮廓。退一步可辨识另一种暴力、支撑我们对暴力加以抵制并宣扬宽容态度的暴力。”即拒绝主观暴力的诱惑。 客观暴力:客观暴力是主观暴力隐含的对应物，它更隐晦狡猾，无孔不入。各种歧视行为和煽动仇恨的演说等都是其具体表现。这样，“我们在媒体中司空见惯的暴力大爆发，就成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罪行引发的一个后果”。简单来说，这种暴力不是可视化的，结构性的，而是藏起来的，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悲剧。 其中包括了符号暴力和系统暴力，符号暴力是指在语言等符号性事物中的一种基础性的暴力形式，如种族主义言辞，或更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在意义世界中的强加作用等。符号暴力是语言中固有的，渗透在我们的话语和交际实践之中。它不仅包括言语习惯中不断再生产的支配关系。人类任何交际行为都涉及意义交换，也就必然包含暴力因素，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符号阉割，符号阉割不等同于物理性伤害，而是语言的匮乏无法穷尽物质，这就意味着依靠语言认识的人，只能一直接受这种“片面”认识：词就是对物的谋杀。 零度暴力：零度暴力是指无意义、无目的的暴力，但是这不代表这种暴力是无用的。这种无意义的暴力的“意义”，就在于这是弱者的愤怒，零度暴力无意间展现资本主义的矛盾。而零度暴力也是根源性的暴力——社会的根源就是断裂，一切暴力都从中涌出，只是资本主义秩序稳定的时候能够压制和减少这种暴力的体现，但是总会有崩溃的一天。 2.主体的异化和分离，内核的硬核：无 在笛卡尔那里，主体是无所不能的，但是拉康却认为主体有所不能的，原来的对于主体的解释都是假定主体完全可知，但是弗洛伊德却提出了难以捉摸的无意识，也就是说主体不透明，它都无法完全认识自身，而且主体是依靠他者的，它表达自身，这是其内核，但是他实际上无法知道自己内核的全部，而只能依靠表象，这个则是儿童认识的过程（镜像阶段）。 如果结合主奴关系则更容易明白，主体既是血腥的，也是受难的。在主体确立之前，首先是两种意识互相对抗，它们互不相让，而在两个意识（“主人”和奴隶）的生死搏斗后才能构建主体，即它们两者之外的东西，但是又在他们之“内”，这就是主体的矛盾。而在经历了死亡斗争之后，才会一个新的未来，这挺像是革命，革命的暴力为自身开辟道路，但是，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与其将革命拟人化，不如直接说，正是是革命的儿女吞噬了自己，要保存革命，那么唯有革命的儿女吞噬自身，即先锋队的自我消解，为群众的自组织留下余地。而苏联的退化则是这个主体经历了血腥的过程，却没有进行最后的扬弃，这就是主体的任务，它本身就是受难的东西——它什么都不是，只能永远地在他者的欲望之中游荡。 硬核(hardcore)是色情影片的一种，即不借位，直接打真军。但是，硬核就是“真”吗？正如很多色情影片模拟强奸，有人会很享受这种影片，但是，如果是真的性侵实录，这则马上变成违法行为。所以，硬核是“真刀真枪”的，但是根本就是不真实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比较激烈地）演戏罢了。 在亲密关系断裂的当下，这种性关系的主体，一种是色情影片（硬核），还有一个“核”，即核心家庭。hardcore和core family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异性恋产物，这是最真实的——一男一女，生育一个或几个孩子，这就是最“硬核”的家庭，因为它显示了意识型态的真相——所有人都要如此结合家庭，绝不能有脱缰之马。但是，如果有人逾越这种模范，例如同性婚姻，独身主义，公社式的无家庭集体，这种硬核立刻就会被起底——其实不服从它，它就是nothing。在真实的不可测之下，意识形态就是真实——媒体景观就已经代表了真实，股票走势图是真实的，资本主义就是拴在股市曲线上的蚂蚱，它几次上升下降就足以影响经济，这是真的会亏钱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影响，却又真的在影响——不买股票，市场就维持不下去。就是一种什么都不做的暴力，所以对于当下的意识形态的不服从，也是一种另类的暴力，当然这只是聊胜于无，取代资本主义还需要更大的行动。 这里需要的是康德的“可以争论，但是必须服从”的颠倒，作为一个被束缚的公民，举头三尺有政府（大他者，当然也包括禁令），所以争论之后才要服从——大他者是人活着的担保，但是我们终究要知道：大他者不存在，没有一个神秘的在背后操纵你的“人”。而我们要面对自由，也要面对深渊的时候，这同样不意味着大他者不起作用。让我们再次回到康德的另一名言：头顶上有星空，心中有道德律令——大他者就在心中，即那个需要达成的理想，在理想面前可以服从，但是必须争论！ 3.无调世界到阴性政治 无调世界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主人能指的世界，但是，主人能指是统摄一切能指的能指，那么这是否等于是崩溃？如果这个世界个人高度原子化而无法形成团体，更别说一种联合。但是，无调世界也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公有制并不代表全部人都拥有，而是无人占有，即这个最高的位置没有人去占领。在无中介的网络才能实现欲望的流动。这里没有最先者，也没有最末者。在社会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时候，这种先后次序就已经表示出牺牲式移情的虚假——这些利己主义者既然把自己排除到人人之外，他们哪会践行后半句？所以，青年人的口号应该改变为：人人是我，我是人人。这不是放弃自我，也不是妄自尊大，而是要在差异之中进入彼此，这当然是一种“异化”，然而在每个人极度疏离的时候，正是需要异化来重建社会联系。 青年，或者是社会中的弱者就是阴性的，这个从性化公式就可以看出来，男性收到菲勒斯的cheating（欺骗与作弊）而得到权力，那么作为整体不存在的女性，唯有用一种暴力——这是弱者的愤怒，她一无所有却支撑起男性主体，这种暴力就是阴性的。无独有偶，在德语中，暴力的单词gewalt就是阴性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恰好是阴性政治——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成为全天下的主人。 二、主权者的宿敌 首先我们必须要提出主权者这一概念，这则要引出另一个备受争议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主权者的能力，即其立宪和开启例外状态，以及敌我划分。 施密特敏锐地指出了自由主义法学和民主体制的最大的弊端，那就是决定一切的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弊端的最大例子，则是魏玛共和国，他发现魏玛政权十分擅长来利用暴力来镇压政敌，而且，他发现人道主义却造成了人和人之外的东西——也就是非人的“物”。这种人道主义的伪善给新式战争找到了借口，过去的战争只是为了击败敌人，但是现在远远没那么简单，新式战争是为了彻底歼灭敌人。而“君主”就是决定例外的人，它高于一切，才能有作出一切的决定，这无疑是一种神学的演绎。 那么，主权者的最高决定权，则据定了敌我划分。我们一直到在接受一种自由主义的宣传，也就是宪政能够保证公民权利，然而，施密特已经从神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点的虚无——宪法就是第一个例外状态的产物，这是回溯性的，也说明宪法实际上是只有主权者能够使用的武器，它也能进行敌我划分。这种敌意是分成三种的，在新式战争之前，只有传统敌意，即主权国家打败敌人，这个一般指的是外敌。 但是，在新式战争之中，这种敌意则变为了现实敌意——这个时候的敌人并不是在外的——敌人是向内挖掘的。反对主权者的国内敌人，即非正规军的“游击队”出现了，施密特直言：“现代游击队既不期待敌人遵守法则，也不指望敌人怀有仁慈。它已经从传统的敌意转入另外一个现实敌意的领域，传统敌意管控和抑制战争，现实敌意通过恐怖和反恐的胶着得以强化，直至它在灭绝中终结。”为了阐明这种现实敌意的含义，施密特援引了1813年的《皇家普鲁士敕令》——被颁布的敕令敦促普鲁士全体人民，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与拿破仑的入侵展开战斗。他称这份敕令为“整个游击战争史上令人惊骇至极的公文”。 紧接着主权者的向内挖掘，游击队也在树立另一种敌意。而游击队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地化的反主权的，另一种则是完全隐藏的，全球化——这是主权者的宿敌，而它又以另外一个敌人为宿敌，这不一定是主权者，而是另一个泛化的敌人，而为了要永远的消灭宿敌，那就唯有实现一劳永逸的战争。因此，施密特非常悲观，他发现人类社会的生活之中无处不存在政治，换句话说，敌我划分是永远存在的，如果存在一个没有敌我划分的世界，就是没有政治的世界，他并不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实现。 我们也同样可以从游击队理论来看出这个敌人，列宁对于十月革命和苏俄内战就划分了这样的一个敌人——资产阶级，更准确来说是整个老旧的压迫体制，这包括了君主，资本家和其他的国家官僚。在这里谈论列宁的论断并没有那么必要，唯有主权者是最为“重要的”，正如我们上述所说，主权者的主权国家的第一“人”，正是在他立宪，建立了国家之后，才能有人民——即维护共同体的“我”，但是这是计数为一的，绝不允许有人跳出人民之外——人民之外的就是敌人。人民已经默认了“一”的共同体——这里面的异质就是非人民，它在国家之内，却已经在国家之外了——构成性外部并不代表它在一个界限之外，而是在它里面不作为其部分的部分，就像肿瘤一样，这无疑就是纳粹的拿手好戏——将国内的敌人看作要绝对消灭的物，但是，这一点却不只是纳粹独有。冷战同样是绝对敌意的战争，后来，美国为首的主权国家的反恐战争就在不断的挖掘内敌，为了自身安全而不惜发动“内战”。下文会提到一神论区分，这也是体现了施密特的眼光，他从一神论的神学中看到了主权国家的构成，一神论的区分恰好是最适合建立主权的。 三、被殖民者的主体 我们可以看到殖民的一种暴力次序，即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接着就是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但是，在法农看来，这种暴力却是同时的解放： “当农民得到枪支时，古老的神话就黯然失色，而禁忌也会被一个接一个地打破；对一名战士来说，手中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在造反的第一个阶段，杀戮是一种必然；击毙一个欧洲人是个一石二鸟之策，那一下子消灭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留下来的就是一具死尸和另一名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受到他足下所踏的泥土属于国家。在那个时刻，国土不再离弃他：无论他去哪里，无论他在哪里，它都在那儿——国土始终就在他身边，它与他的自由融为一体了。” 法农在这里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直接摊开，也就是被殖民者的意识觉醒，从而团结起来的，民族在此是受压迫者的一个反抗工具，但是，民族真的能达成解放吗？法农认为殖民者的“意识”会残留在整个民族国家之内，包括了民族的资产阶级还有其代表的政党。因为殖民的关键不只是文化的侵略，还包括了整一个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逻辑的输出，换句话说，就是老帝国主义导致了新帝国主义的产生。而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与其国家机器就会代替原有的殖民者压迫本地人民，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压迫农民，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积累就是依赖剥削农民，以此获得资金的，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也会导致了市民和职员阶层对农民的歧视——他们很容易变成老殖民者和新殖民者，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庸。 所以，在法农认为，农民，尤其是一无所有者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游牧无产阶级。而为了戳破民族资产阶级的神话（所谓的民族解放），农民需要反抗他们才能实现最后的解放。换言之，暴力就是给主体自身开辟道路，这是第三世界的革命领袖和他们队伍的共识。马尔科姆·X和法农一样，也是黑人斗争的领袖，他领导的黑豹党是主张暴力革命的反资本主义团体。然而，他们同属黑人，却有着对于黑人精神的不同的理解，法农是一个从事精神治疗医生，所以他会更接近于精神分析的思路——黑人同样是被构建的，他们深受压迫，这样才能团结起来，那么，既然殖民者使用暴力，或者说，不管是谁的统治都是充满暴力的，那么面对暴力，为什么不能行使暴力？他断言道：暴力的使用一旦指向抗争和解放，第三世界便开始构筑其自身。马尔科姆·X则相反，他更想挖掘黑人的本质，这颇有先验的味道。他认为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掩盖了黑人精神，黑人虽然带着黑面具，却只能假装成白人，以白人方式行事，这就是黑人精神的“自我分裂”。 虽然法农和马尔科姆·X的论述有着巨大差异，但是他们都认同一点——撕破黑面具和撕破白面具同等重要，决不能陷入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轮回，而且用暴力来构建主体，革命的主体高于主体的革命。这就是血腥主体——它必须在主奴的生死搏斗中实现自我，这也是第三世界反抗的重要手段，彭湃也同样以此塑造海陆丰农民的主体——就是依靠大规模的暴力来压倒地主，但是，这种反暴力的暴力能不能一劳永逸，而转变为受难主体？也就是主体自身的空无被发现之后，该怎么办？ 四、命运以及神话暴力的两种 法农无疑是希望用他所希望的暴力，来跳出民族互相压迫的定命。我们这里需要区分定命和命运，定命是我们生下来就有的，类似于我们的出身，这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命运其实就是精神的默默编织——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建自身，而这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所以精神分析并不是算命，它是帮你改变你的精神结构的。 那么，正如我们上述所说，主权者的精神，那就是人民——他进行敌我划分之后的那个“我”，而“我”之外则是敌人，甚至是死敌，这个挺有邻人和魔鬼的意味。而他所设立的律法（这里指的是一切的符号秩序的规则，不管是强制性的法律还是道德规范），就是他制定并执行的，也就是说，他包干一切，有着无限的权力，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律法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它是阻挡无意识的。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提出一个观点：律法主体高于一切，他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而观众(人民）只能提出“限制公权力”的措施，实属隔靴搔痒。一直在鼓励护宪或者立宪不也是这样的吗？作为律法主体之外的他者，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位置，不管宪政不宪政，那都是主体的事情，但是，超我的存在来源于恐惧，主权者才能立宪来保证自己的权威，然后给人民一些饼干屑吃，不要向这种恐惧（也就是超我）低头。所以，法律永远都只能当作一种手段，而绝非目的。超越善恶（法律就是罪恶之源）最终还是需要抛弃法律的。认识到法律的这种“淫秽性”才能明白，只懂得护法的人，要么是不够淫秽（守法良民），要么就是过于淫秽（冲锋队，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他们想要的“法”）。 这里面最为淫秽的律令之一，就是永久和平。永久和平是康德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之间像兄弟一样友爱，维持这样的一种律法关系则可以消除战争，他的用意当然是好的，但是，他可能没想到，永久和平居然就是永久战争——奥威尔的《1984》不正是如此吗？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他们永远打仗，永远互相树立外敌，但是，他们国内确实保证了永远的“和平”，而永久战争和永久和平也保证了老大哥的屹立不倒。当然，冷战也是如此。 但是，律法主体也不是铁板一块，立法者和执法者是有矛盾的。本雅明就曾经对此进行过分析，它首先引出了自然法和实证法的矛盾——自然法实际上不存在，但是自然是立法者的“权力来源”，它把上帝般的权力降给了立法者，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就是主权者的立法暴力——他有最高决断权，他可以保持实行法律的正常状态，也可以实现非法律的例外状态，甚至现在达到了两者的“合题”——不断连续的、普遍的例外状态，即例外状态正常化。但是，立法者，例如议会，它只是订立法律，而不会亲自执行法律，法律是由治安机关执行的，这就是护法暴力。换言之，律法主体有着立法和护法二者的断裂，而且，立法者名义上有着决定法律的权力，但是实际上却在执法者那里，由他来“维护”法律，换言之，立法暴力和护法暴力呈现的是立法者和护法者的动态平衡。 这里必须继续澄明，律法主体的复数反而证明了律法和人民无关，这里需要一个提问：护法和立法的人是谁？政党和议会锁死了民主的空间，似乎民主代议制能解决一切，但是，这是民主幻觉——实际上议会是无法激进化的，也是维持体制的，只要有议员，那就证明：还有他无法代表的人，议员实际上只代表他和他的政党，这就是民主体制的剩余，而民主体制无法容纳过度（excess）。 这种过度则是无意识——无意识就是心理过剩的产物，律法（实则是禁令）像大坝一样阻挡了汹涌的无意识，但是，他终有一天会决堤。本雅明再解释这一点时，他引用了尼俄伯的故事。尼俄伯为自己七个英俊的儿子和七个美丽的女儿而自豪，并在勒托女神面前自夸自擂，因为勒托仅有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两个孩子。有一次尼俄伯打断一次对勒托的祭拜，要求人们应该崇拜自己而不是勒托，于是激怒了勒托。她派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杀死了尼俄伯的孩子们。尼俄伯十分悲伤，宙斯可怜她，将她变为一座喷泉，喷泉中涌出的全是她的泪水。这就是神话暴力，即律法的暴力，尼俄伯必须遵从对勒托的崇拜，否则她就会接受律法的惩罚，所以，神话暴力的关键就在于这种不可违背的命运——可以争论，但是必须服从。 神话的落地总是带来崩溃的，这不只是公民社会的内在崩溃，也是外部的胁迫，即政府对社会的撕咬——政府不就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吗？这里便水到渠成，引出了公民不服从。公民不服从的前提是政府作出了不义之举，换言之，这一反抗是正义的。在《误杀》片中，民众的反抗便是认为警察严刑逼供，并且不顾伦理道德去挖别人祖坟取证。而这一动员则是依靠人际关系网，首先是男主角的好友和邻居，然后他们带动了其他人，片中最巧妙的是，男主角无意中製造的“虚假证人”也被动员起来，因此，这一运动便有了一个正义的目标：保卫好人，这个好人就是所有维护良善社会的成员的标志。 公民不服从一般意味著非暴力反抗，因为这一反抗依然保持在法律范围之内，但是，这同样有一句潜台词：暴力是被政府垄断的，公民群体或者运动参与者使用了暴力（破坏性的），那就立刻违法。所以公民不服从也有著类似的暗示：我之所以反抗，是因为这是恶法，但是我不会违反法律，只是希望重新塑造只是希望重新塑造符合正义的法律。 公民不服从仍然难以逃离神话暴力——主权者一直用各种手段来垄断暴力，灵活地打开例外状态之门，用人-非人的界限来维持其统治（敌我划分也是其中一种）。所以，公民社会的界限就在于他的头顶——举头三尺有主权，当抗议的力度已经远远超过和平示威，超越人际关系和共同体边界，那麽就没法在回到理念上的“公民社会”了。本雅明也举了另一个例子，即罢工，罢工是倒逼法律改革，但是，法律可以允许你罢工的话，也可以禁止——这就是法律的至高权力。 但是，正如上述分类，始终会有不同形式的暴力涌现，暴力难以避免，所以运动从一个人及其家庭的抵挡公权力，最终演变为骚乱，这一过度是完全无节制的，甚至是无意义的零度暴力。零度暴力就是一种疯狂状态，它从来不解决什么，却一直在宣泄愤怒，表现出了深层问题——这就是革命之源。 五、神圣暴力：上帝已死，上帝已在 民族国家的神话的打破就在于人民的破裂，这仍然是需要在律法上做文章，即律法的信和“坏”如何巩固并销毁律法。 本雅明是犹太人，他深谙犹太人的律令——即摩西十诫，一神论对于邻人和外人的区分。可以这么说，摩西是第一个主权者，但是这是反主权的主权，他和他领导的以色列人是埃及人的内敌，然而他们游击队，又有着永远的敌人——宿敌，即不信仰“我们”的神的异教徒，这不只是对埃及人的惩罚，但是只从埃及人的十灾就可以看出来，这是要彻底消灭宿敌的。 但是，律令除此之外，还对一般的犹太人起什么作用？正如耶稣的门徒保罗所说，律法一方面是彰显正义的，即信，但是律法也体现了罪——事实上是律法标明了罪行，却又一直维持着罪恶，即法罪同源。这一律法的信和坏的矛盾就在于其中一个诫令——“汝不可杀人”。如果有人违反了这条诫令，即杀了人，怎么要是以命抵命的话，即处决杀人犯——这又违反了诫令。尼俄伯的悲剧也在不可逾越的律法，这就是逃不过的命运，律法越想去禁止，却越来越难禁止，因为如果真的有一种“纯粹信仰”，是不能靠禁令的。 零度暴力就是无意识的暴力，神话暴力是主权之门，那么零度暴力就是上帝之门，他就像上帝一样无目的，像是一种癫狂的，理性无法接触的状态，而在此我们也可以找到解放之门——神圣暴力。零度暴力是事件性的，他突然的发生和消失只是一种行动，但是他不被编入秩序，也无法拥有目的。神话暴力则总是有目的的——他是维持主权者存在的，而陷入了立法暴力和护法暴力的西西弗斯循环。 这个逻辑，同样身为犹太人的弗洛伊德十分熟悉。他清楚明白，律法（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超我）就是依靠恐惧，但是这只会带来罪恶——善和恶的对立就是最大的罪恶，唯有实现真信（true belief）才能打破律法，却又是回到了律法本身的正义性质。因为神话暴力是血腥的，牺牲接踵而至，它要求别人牺牲来维持命运（主权者稳如泰山），而神圣暴力是不见血的，他接受已经牺牲的、却早就一无所有而难以再牺牲什么的“纯粹生命”。可以说打破了律法的零度暴力就是无意识的暴力，但是它编入了事件的秩序，这种事件的秩序就是无秩序的“秩序”，面对自由的深渊，即无人担保的未来，神圣暴力恰好为自身担保，主体把自己当做弥赛亚来看待——只有已经把自由当做现状的人，才能打破现状的不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知道它就是历史的解答” 这就可以得出为什么耶稣受难是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牺牲，真的基督徒，即那些认识律法就是罪恶根源的人，比起只懂得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更加痛苦，他们不就是歇斯底里的主体吗？耶稣要求信徒：别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都要给他打。他就是一个诡异的游击队员，却又把“宿敌”当做邻人——耶稣要求信徒爱他们的仇敌。耶稣知道，对于教徒而言，复仇是需要的，暴力是需要的，但是这一切都是手段，最需要的，也是最急迫的（和自由派共产主义这完全相反），就是那个无目的的手段，即超越一切暴力的暴力——反暴力的暴力，也就是本雅明孜孜以求的神圣暴力。所以说，耶稣死后就立刻“复活”了，正是其受难给予了世人永远的上帝的爱，这里最后会提到。 齐泽克对此作出了基督教—无神论的解读，与其不断积累愤慨，而任由主观暴力轰炸，不如说找到超越愤慨的那个“点”，回溯性地取消一切。对历史的理解就是，搁置过去，不过，过去已经在未来为我们做好准备，即有待完成的尚未完成的任务。所以本雅明如此说道：“过去随身带着一份时间的清单，它通过这份时间的清单而被托付给赎救。过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我们的到来在尘世的期待之中。同前辈一样，我们也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主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认领权属于过去。但这种认领并非轻而易举便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者们知道这一点。” 这就是回溯之后的作用——未来恰好是从过去延伸开来，也唯有未来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后康德的时代才能更好的明白康德，而齐泽克所提出的“回到列宁是恢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这既是因为列宁已经被苏联和反苏联二者变成了淫秽鬼魂，但是他就像一块骨头——这种革命的精神始终被排斥，但是又不断地回归——它的再次回归就是超越。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非常容易陷入到零度暴力当中，而法农穷其一生探索着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他明白零度暴力、还有背后的神圣暴力的意义，恰好是这种暴力才打开了人道主义的空间，这就是人道主义的“暴力”，它既是恶：因为暴力迫使我们面临自由的深渊，但是这个抉择也是善本身，而我们就是未来的人的“凝视之物”，即解放所有人的弥赛亚时间，我们从那里才能知道解放的答案。 六、最后的最后：以恨来爱 经典的精神分析依靠性还原和压抑解释，唯有拉康，或者说就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解释把这种还原扭转为对于社会结构的“点”的作用，也就是正是没有原初状态，也不需要发掘精神之内的“人格”，而是主体的无驱使个体趋向外部，并且发现结构的不可能点（其实就是其自身的不透明），这是和自我心理学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种否定先验和要求个体联结的逻辑恰好可以在另一意义上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即作为症候和享乐对象的“非人”，结合为结构的扭转点，也就是社会上的经济-政治集团——阶级，而扭结点就是无产阶级。这就是真理点（truth point），无产阶级所反对的不只是资产阶级，而是最高的但不存在的大他者，也是德勒兹所说的操控一切对立的资本主义公理。 那么，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作为一个新的统治者，它如果无法清掉过去，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是有某种“极权”的可能性，但是，关键是谁在做？或者说这种极权到底是来自所谓的“乌合之众”，还是某些人窃取了革命果实？ 资本主义的主体崩溃，实际上就是其“主体性”，即无产阶级的反抗。我们恰恰要揭示其真相：唯有居于中心的资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阶级，他们是“一”，也产生了其过度，即无产阶级，他们是“多“——他们是任何肤色的，任何民族的，任何性别的人（却被资产阶级排斥为非人）。所以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恰恰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虚伪全能，他们才能团结所有力量，和资产阶级及其附庸战斗。 那麽，无产阶级如何后来居上呢？资本主义中的资无斗争也是两种意识（一强一弱）的竞争，并且只能是你死我活。然而，是不是无产阶级胜利就是解放了呢？没谁能打包票，不难看出，模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只能为资产阶级的反攻制造条件。这和法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调何等相似。 这里面便是先锋队的问题：先锋队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恐怕只是理论上的应然，在十月革命之后，国家治理使得科层制变成了党的组织方式，也创造了巨大的上行下效的官僚体系，解决这种臃肿层级恐怕只能是爆破他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自决：消灭资产阶级，然后消灭自身。但是，从苏联的历史看来，他们还有一个对手：那就是亦友亦敌的“先锋队”，还有成为了他们新身体的国家。于是，无产阶级有另一任务，要保住革命成果，那就要把寄生官僚剷除掉。或者说，苏联的集权的根源就在于其血腥主体，而受难主体——无产阶级乃至游牧的无产阶级依然无法实现自身。 所以，无产阶级在主奴关系之中并不是奴隶杀死主人就算了，他要抵挡主人地位的诱惑，也要发现自己为何能成为最先者：无产阶级是后资本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新的社会历史的缔造者和见证者。这个社会是普世的，国际主义的结果便是消除国界，不需要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这裡的先决条件就是摒弃掉统治-被统治阶级，换言之，上升为主权者的无产阶级并不是进行敌我划分，而是实现其自我决断：这是最后的统治阶级，在夺得权力之后，他们便要使自身消亡，这就是无阶级社会的诞生，而这里的无恰好就是权力的分散，即无中心（元）。现在多元文化主义却真的变成了多“元”，也就是各个族群各自独立，但是老死不相往来，这恰好是权力的集中，而权力的分散是最重要的——权力分散所制造的就是多元（效果）。 我们也不难看出来，无产阶级将会是最后一个主权者，它必须要有和主权者的同等势力，才能推翻老的主权者，然而，这里面是充满险阻的，最大的危险就在自身——他们的枪口是对准自己的，一方面是蜕化的先进分子，变成了新的主人，但是在这最后的就是他们自己。正如所有的在地上的上帝都是肛门父亲，为了维护上帝的爱，它也必须恨，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言，没有残忍的爱缺乏力量，没有爱的残忍不过是盲目而已。无独有偶，切格瓦拉也对战士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既要让伟大的爱来领导革命，也要把自己当做冷血的杀戮机器。 这就是一种恐怖，当血腥主体建构自身，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最后命运——它自身必须受难。基督因此提出爱你的敌人：当你爱某个人的时候，也已经伴随着恨。正如一句老套的爱情观点：当你害怕与一个人分开，你就已经爱上ta了，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庸俗的“纯爱”：恨和爱是一起的，恨就藏在爱里面，爱你的邻人，也已经包含了恨的转换——爱你的敌人，不要受限于律法。而无产阶级的最后的敌人，就是作为主权者的自己——以恨来爱，才能开辟这一“法外”的空间。 相关阅读书目： 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理查德·伯恩斯坦：《暴力：思无所限》 弗朗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 本雅明：《暴力批判》《历史哲学论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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