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反修大论战对尔后国际共运的影响

时间：2018-08-10 18:40:13 点击：次来源：作者： - 小 + 大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国际共运中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作了诋毁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史称“秘密报告”）。同时，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观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于是，苏联共产党带头，南斯拉夫、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响应，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跟风，他们疯狂诋毁斯大林、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鼓吹和平过渡、迷信议会道路，还宣扬“全民党、全民国家”，抹煞阶级斗争，鼓噪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等等。所有这些，严重干扰和瓦解了国际共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百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因此而发生了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分裂。

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可以说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二十大”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理论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再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并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请出”；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同时还提出苏联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据此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带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政党，与这股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开始，我们出于斗争策略，采取的斗争形式主要是内部讨论、内部争论，尽量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但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一意孤行，于1963年7月14日发表了《致苏共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在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们又公开做出反华决议。与此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跟随苏修的指挥棒，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被迫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先后发表了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为主题的9篇文章。这9篇雄文，从各个方面深刻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有力鞭挞了苏修叛徒集团的种种行径。这9篇雄文，不仅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苏联国内产生了重大效应。

由于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推行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和奉行霸权主义作风，使苏修叛徒集团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动，也使苏修集团内部发生严重矛盾。1964年10月，他们内部上演了“换班闹剧”，让赫鲁晓夫“光荣退休”，换上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一届领导人。

据吴冷西同志所著的《十年论战》一书记载，1964年11月，周恩来率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时，周恩来质问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这时，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做出的。”（本文引述的当年中苏两党、中共与各兄弟党往来的情况，以及毛主席的相关活动、言论，均引自吴冷西所著《十年论战》一书，以下相同，不再重复注释。）

这就充分说明，赫鲁晓夫之后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面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一系列被动局面，没有丝毫的反思。他们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恐怕是嫌赫鲁晓夫太笨、太愚蠢，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时不够圆滑、老练。

但是，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虚伪的苏共新领导也确实换了一副新面孔。当时的苏联新领导，有这样几个新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奢谈“团结”，主张停止公开论战。

他们之所以要求“停止论战”，是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他们已经理屈词穷。他们之所以奢谈“国际团结”，是想让被他们搞乱了的各国共产党都“团结”到他们周围，以苏联修正主义为核心。中国共产党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他们却说中共是为了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实际上，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才是真正想霸占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为了表示他们“团结”的“诚意”，苏共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年初，一直积极张罗召开各国兄弟党“协商会晤”，就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实际上，当时国际共运内部的重大问题，无非是赫鲁晓夫带头掀起了修正主义思潮，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几个党对他们展开了批判。当然，在各国党内，也引起了很多分歧。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理所当然应该首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就之前几年出现的重大是非问题进行磋商，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苏共新领导根本没有这个兴趣，他们急急忙忙召开“协商会晤”，实际上就是要让各国兄弟党都“团结”到苏修集团周围，但是对十年来国际共运内部的矛盾、斗争，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带头掀起的修正主义浪潮，却采取鸵鸟政策，予以回避。

最终，苏共新领导不顾很多国家兄弟党的反对，于1965年3月初召开了所谓“协商会晤”，并于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奢谈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正在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害。”“会晤的参加者表示确信：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要比当前使它们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给人的印象，好像苏联新领导非常愿意与各国兄弟党“团结”。

第二个特点是口头上说好话。

与赫鲁晓夫当年大放厥词、诋毁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很少再公开攻击斯大林。与对待1950年代否定斯大林的著名文学作品《解冻》不同，对于一些极力反苏、反共的作家，例如索尔仁尼琴等人，苏联的新领导是采取极力镇压态度的。同时，他们也不再重复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在国际上，与赫鲁晓夫鼓吹“美苏合作”的奴才嘴脸不同，与赫鲁晓夫鼓吹“核武器会毁灭人类”的悲观论调不同，苏联新领导一面与美国倡导“缓和”、“裁军”，一面加紧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与此同时，苏联新领导也不再鼓吹“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是口头上支持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

而且，苏联新领导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公开文章中，都是自称执行列宁主义路线的，似乎他们比任何人都忠于列宁、比任何人都认真执行列宁路线。

196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指出：“最近一个时期，苏共新领导在口头上讲了不少漂亮话，这次分裂会议的公报也拣了许多好听的、虚伪的话写在上面，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哟，什么‘团结对敌’、‘共同行动’哟，等等。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

第三个特点是拒绝自我批评。

尽管苏联新领导换上了一副新面孔，但是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对他们过去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过反思或者自我批评。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回程中顺道访问北京。毛主席会见他时表示，苏共如果真的要团结，要让我们去开会，那就请他们公开表个态，就说苏共的反华《公开信》、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反华报告、反华决议，都是错误的，一律取消。柯西金却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追问道：“真的不可能吗？”柯西金说：“真的不可能。”

中共中央1965年3月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指出：“如果苏共新领导不是坚决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满可以趁着这个很好的机会，从放弃召开分裂会议做起，来表明他们开始具有在新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文章指出：“如果你们真的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边，共同对敌、团结反帝的话，又难、又不难。问题就在于，你们能不能做到：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不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什么停止公开论战，什么兄弟党的国际会议，这一切，全部都是空谈。”

第四个特点，实行大国霸权主义，直至发展为社会帝国主义。

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坚决批判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但是我们历来主张，两党之间的分歧，不要扩大到两国关系上来。但是，赫鲁晓夫执政时，就采取了“撕合同、撤专家、逼还债”的粗暴行为。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在1969年，悍然侵入我国领土，挑起了两国边防部队的冲突——“珍宝岛事件”。

当时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不光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而且对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实行霸权主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经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冲锋陷阵，因此，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与阿尔巴尼亚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和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81个兄弟党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了围攻。

不仅如此，苏联新领导口头上叫喊要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在实际上却继续推行所谓“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做法，企图通过美苏首脑定期会晤、核裁军谈判、共同限制核武器扩散、就国际热点问题举行美苏高级别磋商等形式，代替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由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来处理国际上的大问题，以此甩开各兄弟党、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最大限度地孤立新中国。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不仅对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马列主义的兄弟党实行霸权主义，而且对一些兄弟党当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也是采取粗暴、镇压的态度，而不是采取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1968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一股所谓的“民主改革”运动，包括为所谓“大清洗”中的“牺牲者”“恢复名誉”，也包括“强调企业自身责任，引进市场机制，进行经济改革”，在对外关系上则主张“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将强化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等等。很明显，这些都是赫鲁晓夫疯狂否定斯大林、积极鼓吹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竞赛”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行径所带来的后遗症，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其实是小巫见大巫。可是，苏联新领导不是对此进行冷静分析，不是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而是于1968年8月20日将20万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人员及5千辆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接管了首都布拉格。

毛主席怒怼调和派，坚持反修论战

1964年3月，由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劝我们停止与苏联的公开论战。

3月6日下午，中罗两党代表团举行第四次会谈。3月6日晚上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那里开了一次会。分析了罗马尼亚代表团这几天的表现。毛主席说，看了你们会谈的记录，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他们这次来调停，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只要停下来就行。但是它跟苏共还存在相当多的矛盾，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坚持原来的方针不变，要继续对罗马尼亚做说服工作，口气不妨缓和一些，但是问题要提得尖锐，要指出他们不公平。

3月7日中罗两党会谈开完后，毛主席在住处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照旧不变，没有协议就不能停，把罗马尼亚的要求顶回去。他们的代表团一走，我们就继续发表反修文章。　

3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毛主席亦庄亦谐地说，他们（指我党代表团的同志）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而且包括我在内。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联合国叫我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了朝鲜。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说我们这么坏。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坏，那他们应该攻击、应该批评。如果他们不批评，那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的二月全会做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6000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做了决议而且公开发表的，一共有40多个党，现在我看他们这些人下不得台阶，你们说他们怎么办？要下台阶可以，那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否则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答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呢，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

毛主席说，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赫鲁晓夫最近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们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还有40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无论做决议也好，没有做决议也好，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决议，统统要答复。

毛主席又重复地说，刚才我讲过，我们也不是愿意公开论战的，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

这时齐奥塞斯库插进来说，公开论战造成许多损失，甚至也造成一些牺牲，有许多在艰苦条件下进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齐奥塞斯库说，执政的党，公开论战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一些；但没有执政的党，公开论战给他们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毛主席就问，有什么不可弥补的损失？齐奥塞斯库说，分散他们的力量，把他们组织搞垮，使他们不能够集中力量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齐奥塞斯库接着说，我们很早以前说过，也告诉过这些党，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你们有没有要求他公开取消那些东西？如果他取消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就不来答辩，不再批评他们了。齐奥塞斯库说，我们的建议只是要创造一个条件，暂停几个月。停几个月不发表论战文章，天也不会塌下来、妇女也照样生孩子。几个月时间应该是能够等待的，你们是很有经验、很有耐心的。毛主席说，这不对，你讲要想到工人阶级、各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过去是不是想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公开批评我们呢？如果过去没有想到，现在才真正想到，那么他们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只要他们不做到这点，我们就要回答。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他们现在知道有困难了、现在知道有损失了，现在就这么讲了，但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还来不及。只有几个党我们回答了，大多数党没有回答。我们只批评了美国党一篇、法国党一篇、意大利党两篇，一共只有四篇。我们还没有批评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有什么困难呢？他们过去讲，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公开批评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要回答他们，只是现在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是了。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1964年12月，苏共新领导又策动拉丁美洲九个党组成一个代表团来到北京。这个九个党的代表团以古巴党为首，包括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这些国家的党的代表。这个代表团来北京的目的，主要是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　

12月14日，毛主席会见了这个代表团。毛主席回答他们说，世界上那么多党骂了我们，骂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只回答苏共的《公开信》，而且才写了九篇文章。苏共还有很多重要的决议、讲话也都是反华的，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所以公开论战不能停。过去，你们好些党也跟着苏共公开骂我们，我们也有权利来回答。你们骂了那么多、那么久，但我们一直没有回答。你们不是讲言论自由吗？你们可以自由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自由呢？为什么要剥夺我们自由辩论的权利呢？毛主席说，停止公开论战就是不行。我们要答辩，而答辩这样多的指责时，一天不够，一个月也不够，一年也不够，一百年也不够，一千年也不够，索性讲得彻底一点，九千年我们都回答不完，要回答一万年。凡是批评过我们的，我们都要回答，包括你们在座的批评过我们的这些党，我们都要给你们回答。　

毛主席说，你们说公开论战无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那么我们要问，你们公开批评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说是有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呢？你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你们对我们的公开批评有害于国际共运的团结呢？现在我们来回答你们的批评，你们却说我们有害于国际共运的团结，有这个道理吗？讲得通吗？毛主席还对他们说，我们怀疑你们是受了苏共的委托到中国来做说客的。我们欢迎你们来，但是你们的话我们不能接受。

毛主席对苏联的最后告诫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后飞抵北京。2月11日，毛主席同他会谈。毛主席说，1962年我跟契尔沃年科（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引者注）曾经讲过两党领导人会谈。当时我讲的是赞成你们公开论战的做法。我说，公开论战，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树木照样长；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主张论战，而是你们开始发动公开论战。只要你们发动论战，那我们就有权利来回答你们。但是，公开论战无非是笔墨官司，一个人也没有死。所以我们赞成你们这样的做法。至于现在提到要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就不赞成了。天晓得哪一天才能够停止呀！去年，罗马尼亚同志到中国来，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这个事情大概你们是知道的。我跟他们说，可以论战25年，25年以后再说。后来又有人说，不但要停止公开论战，还不能支持所谓派别活动，于是我就提高价钱。我说要公开论战一万年，少了不行。毛主席说，我们赞成公平合理的公开论战。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

毛主席说，对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而对你们二月会议的报告和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你们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也都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公开论战，那是不行的。毛主席说，可能帝国主义会使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对于某些人，马克思主义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帝国主义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这些人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行。

毛主席说，客观的情况会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
毛主席说，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毛主席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要真正达到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就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区别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区别也可以。世界上共产党不是一个样子，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样子。

我们知道，尔后的历史并未如毛主席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吸收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并没有因为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认真团结中共及其他各兄弟党。相反，他们一面奢谈“团结”，一面推行大国霸权主义。至于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未曾有过丝毫反省，一意孤行直至苏共倒台那一天。

回顾当年的反修大论战，反思国际共运为何走向低潮。苏联领导人造成中苏分裂，毛主席不再信任苏联领导人

实际上，1965年的莫斯科“三月会议”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党之间的关系就此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所以说，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历史情况。1966年1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3月，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是否派团参加的问题。会上，毛主席说：“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

毛主席当年果断决策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基于对苏联新领导的一系列观察，透过一系列表面现象，可以说做出了本质判断：苏联的新领导人在政治上不诚实，因此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我们对他们在政治上不信任。毛主席当时之所以不信任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人，与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一系列表现是分不开的。

自此之后，中苏两党之间没有再发生过重要往来。直到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才握着戈尔巴乔夫的手，在众多媒体记者面前宣布两党关系正常化。但是，戈尔巴乔夫访华回国后两年多时间，苏联就解体了、苏共就解散了。

当年的大论战，其实并未达成共识，所以才造成尔后的挫折和低潮

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倒台，乃至于整个国际共运遭受严重挫折、走向低潮，与当年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与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的一系列表现，有没有关系？与当年发生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有没有关系？

有人说，如果当年不搞“大论战”，各国共产党之间便可以加强团结，有些国家尚未执政的共产党因此而“一分为二”（分裂为两个共产党）的情况也不会出现，那样的话，或许国际共运就会力量强大，就不会被帝国主义“不战而胜”了。我们说，错了！1991年之前，苏联、东欧各国，不是很强大吗？他们之所以发生内乱、以至最后倒台，完全是内因引起的，完全是内部、特别是党内高层出现了走资派。因此，无论当年论战、不论战，他们党内走资派也会照样冒出来、照样当权、照样葬送他们的党和国家。

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苏联、东欧各国未曾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过丝毫的批判，才造成他们党内走资派顺利篡权，以至于他们党内的广大党员、国内的广大百姓，对此丝毫没有思想准备。邓小平在“改开”之后说过，当年的论战中，说了许多空话。恐怕，苏联、东欧各国党的领导人，有许多人也这样认为。他们把当年的论战当作耳旁风，对党变修、国变色，没有丝毫警惕。

在当时的论战中，各国的共产党，多数是跟着苏联跑的，东欧各国更是死心塌地跟着苏联跑。例如，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个兄弟党的会议上，一共有77个党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完全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包括苏共在内一共有51个党；态度中间的有15个党；基本上反对赫鲁晓夫观点的有包括中共在内的11个党。

在当时，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即使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批评、即使对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有看法，他们当时也认为尽管赫鲁晓夫有问题、尽管苏联领导人有问题，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说苏共是修正主义、说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他们仍然不同意。

1964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一文说：“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正面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是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经验，使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已经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将不仅能够打败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能够防止“和平演变”。这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就更加有把握了。”

然而，当时的各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毕竟，苏联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苏联、苏共仍具有很高威望，造成一些人对苏联存有迷信，因而对苏共党内的修正主义也不能正视。当时如果各国多数的共产党人能够认清修正主义的危险、认真批判修正主义，或许尔后的国际共运，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不至于很快走向低潮。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各国共产党，有的拥护苏联、有的拥护中共、有的跟两边都保持友好关系，却没有在大是大非上互相说服。有些国家尚未执政的共产党内，因为对苏联赫鲁晓夫问题的看法不同，纷纷发生分裂，分成了两个党，彼此同样未达成共识。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共识，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国际共运才遭受巨大挫折、才走向低潮。或许，也正如“九评”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当然更要经历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

我们回顾上述这些历史，是为了我们今天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是面对修正主义，要着眼于它的发展历史，决不能被它说一两句好听的话所忽悠，不能抱政治幻想。再一个就是我们“左派队伍”内部，对一些持错误观点不改、又隐蔽起来说好话、奢谈“团结”的人，也要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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