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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四件大事(2-1)

时间:2019-04-03 09:04:45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邓小平的四件大事(2-1)
 

  邓小平同志在他的青年时期踏上“革命”征途,在他的壮年时期跟随毛主席“干革命”,成为毛泽东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邓小平的晚年,是他一生中最鼎盛时期,开辟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特色时代”。在这个特色时代,邓小平有很多建树,本文不打算一一道来。但笔者直觉得邓小平同志有四件大事,他干得令世人“刮目相看”。
  一是他说:“保证永不翻案”,结果翻了个底朝天。
  二是他不当“皇帝”,结果自我包装成“核心”。
  三是他不懂社会主义,结果设计出一个“特色社会”。
  四是他对李光耀言听计从,停止输出革命,整垮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一、他说:“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结果,翻了个底朝天。把一个好端端社会主义祖国演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邓小平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他说,“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发誓:“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信中说:
  “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1967年7月20日,邓小平还说:“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内的二号走资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表明这样的政治表态,应该说是正确的。邓小平的这个政治态度,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记在心中的、是眼睛看着的。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权力的尖峰。从此,他违背自己的政治诺言,狂暴翻案之风:
  他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
  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他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逐步导致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来越猖獗,特别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他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否定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人民公社体制;让5000万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买断、下岗、失业、受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让两亿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为资本家打工,受尽剥削和压迫,成为全世界唯中国独有的“农民工”现象。
  ……
  正如邓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说的一样:“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尖峰以后,掀起的翻案风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说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二、他说:“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同志这个“核心”的提法,最早是在1989年1月6日同内部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谈话时说的:“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10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一次提出“核心”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形成一场灾难。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世人都知道,邓小平同志没有担任过党中央主席,没有过担任过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也没有担任过国家主席。在社会主义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个人是不能成为“核心”的。
  象邓小平这样提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人提过毛主席是“核心”,就是在反毛分子认为“个人崇拜”最鼎盛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只喊过“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口号。这是因为有毛主席的话一锤定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任何个人不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不能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
  邓小平为什么要在退出领导岗位时,把自己定位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是因为邓小平同志需要一个“名份”。有了这个名份,才能弥补他没有担任总书记、没有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缺憾。
  我们考证邓小平没有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原因,主要从他写给毛主席的信和与金镛的谈话中就知道个中究竟,至少有两点:
  第一点,是他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
  的确,邓小平是一个“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这也许是邓小平不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内心世界吧。
  第二点,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时,邓小平说:“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么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小平同志这个谈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一是只有“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我如何当得了。二是不愿意吃苦受累,做不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邓小平“垂帘听政”,重权在握,居高临下,又不出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最后还是要自封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且还有那么多追随者随声附和,连篇累牍地为“核心”论寻找依据。没有当“皇帝”的人,最终包装成了“核心”,难道说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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