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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4-17 08:52:47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苏联“8·19”事件中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2-2）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行动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都可归咎于上述状况。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党政人士，早已无望地丧失了战略创意，没有战略创意想要达成任何积极成果都显天真。而且更困难的是，实际上在那一历史时刻想要扭转社会舆论已无可能，“民主派”在雅科夫列夫大众传媒的支持下事实上完全掌控了局势。 1991年6月25日～26日，苏共历史上最后一届中央全会非常平静地召开了。尽管国内局势极其紧张，之前叶利钦发布了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苏共中央委员仍要把党内“摊牌”一直拖到年底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再一次表现出不可容忍的惯性的力量，而且是在每一天拖延都是向死亡靠近的时刻。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的文件性质完全符合当时的气氛和政权高层的相互关系。不难发现，在文件中没有描述任何现实中应为国家困境负责的个人或者势力，也没有号召劳动者为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而参与某一具体行动。“战术”如此奇怪，可以说完全没有对群众的组织工作，结果自然看不到在首都和其他城市有任何重大的有组织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失误是远离人民，他们没有想到让人民支持自己的行动，甚至没有提出发动罢工、游行、集会的问题，而这些行动才能够让群众抵制“民主派”。担负起恢复国内宪法秩序责任的那些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以为，一切问题依旧可以由高层干部的重新配置成功解决。 问题还在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对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人的政策的态度不明朗。很长时间他们都处于一个班子并支持戈尔巴乔夫，其中一些人非常冷静地洞察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危险性，知道这些改革与国家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摆脱发展危机的任务无任何共同点。对苏联正疾速滑向资本主义、国内正在确立资产阶级专政很难视而不见。然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像许多苏共其他诚实的领导人一样，并无勇气坚决并及时地中断戈尔巴乔夫的狂欢。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与戈尔巴乔夫的亲近，在很大程度上缘系他们个人对他的忠诚，希望他终能幡然醒悟并阻止国内局势继续恶化，这导致委员会成员沦为他人最终实现瓦解苏联和苏共意图的工具。在对党政一把手的纵容下，自由民主派高层得以成功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现自己的目的，把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涂抹为20世纪最恶劣的政治挑衅，国会纵火案和基洛夫刺杀案在其面前都黯然失色。 策划和挑事、起诉被推举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和发动公众积极行动的，都是同一些人。他们当中许多向紧急状态委员会大发雷霆的人，在“8·19”事件前两周还签署了实行紧急状态的一般程序。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计划，除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我们并不怀疑委员会成员对人民的忠诚，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被无耻地“暗地”利用了。同样，他们自身行为的优柔寡断和立场的令人费解，使几千名共产党员及支持他们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备受打击。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一行动经过长时间的精密筹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说出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是在1991年2月。当然，雅科夫列夫在春夏两次“警告”“国家政变”不可避免并非偶然，最后一次是在8月17日。幕后阴谋的高手总是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渊博知识并为模仿一切真实进程布下背景。2010年5月18日在接受《独立报》的采访时，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А.И.卢基扬诺夫强调，有些情况大家都长期缄默不语。例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成立的，相应的成员也是戈尔巴乔夫开会确定的。这次会议于1991年3月28日召开，卢基扬诺夫出席了会议。当时提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准备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秩序的法律，而克格勃的几位将军起草告人民书。一切就是这么实施的。 现在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前夕，即8月18日，星期日，О.巴克拉诺夫、В.博尔金、О.舍宁、В.瓦连尼科夫和Ю.普列汉诺夫去福罗斯拜访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8月4日提前飞去福罗斯度假）和征得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他们采取坚决行动了。他们的态度众所周知：要预先得到戈尔巴乔夫对于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许可并推迟新奥加廖沃条约的通过，因为这些条约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要知道，经过一系列修改，最后的条约草案于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进行了讨论。根据三组专家的结论，这不仅意味着联邦国家的原则被放弃，还意味着要建立的甚至不是邦联制，而是荒谬的“国家俱乐部”。这一方案在很多方面缺乏逻辑，杂乱无章，自相矛盾。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看来，新的联盟条约应由将在9月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福罗斯会面的参与者一致回忆到，戈尔巴乔夫听了他们的话，摆了摆手说： 【“你们干吧，你们见鬼去吧！”】 这一事实被法庭记录。没有对戈尔巴乔夫采取任何封锁措施：一共去了5个人，而他大约有100人保护着。法庭甚至后来证实，当时一切通讯设施都正常运行着。 瓦连尼科夫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的态度：他同意实行紧急状态，但他自己不愿宣布实行。 三、预先决定的结局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意味着什么？是政变、阴谋或篡政？正是这些关于“8·19”事件的说法最符合自由民主派的心愿，后者希望在历史中如此诠释这一事件。 应该弄清问题本身。如果这是阴谋，阴谋者未必会自愿跑到戈尔巴乔夫身边，即跑到一个将要被谋反掉的人身边。政变意味着打碎一切国家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方案支持保留苏联和现存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政变。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为了保护现存体制，即使想象再丰富，也很难说这是篡政。 大概还是卢基扬诺夫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性质的描述最为准确：这是一些国家领导人一次绝望的、组织不力的拯救联盟的尝试，是一些相信自己会得到总统的支持、相信总统会拖延签署联盟条约的人们的一次尝试，因为条约一旦签署，就意味着苏联在法律上正式瓦解。 1991年8月21日夜，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议上，绝大多数与会者决定不向叶利钦分子盘踞着的最高苏维埃大厦进攻，军队开始从莫斯科撤离。白天，巴克拉诺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亚佐夫，还有伊瓦什科和卢基扬诺夫又飞到福罗斯去见戈尔巴乔夫。这一天苏联总检察长Н?特鲁宾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委员提起刑事诉讼，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出关于解除戈尔巴乔夫权力不合法的决定。 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和此前飞到福罗斯的叶利钦分子们，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飞抵莫斯科。克留奇科夫在机场直接被逮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逮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根据调查者的意见，与其一起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与委员会积极合作的人，其中包括О.С.舍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Ю.А.普罗科菲耶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В.И.瓦连尼科夫——军队将军、陆军总司令，苏联国防部副部长，В.И.博尔金——苏共中央总务部主任。随着А.И.卢基扬诺夫被逮捕，8月29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际上彻底解散。所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地方领导被就地解除职务。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事件结局已被预先决定。但这一结局不仅对在亚纳耶夫领导下采取行动的人是悲剧，对我们全党都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明，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资源的健康部分实际上完全枯竭。国家的主要角色转到那样的政治势力手里，他们利用人们渴望变好的愿望投机，狡猾地操纵了人们的思想，将人们推入长久的贫困与不幸中，直到今天。这是民族悲剧。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本质和道德本性最终在8月那些日子暴露出来。从福罗斯回到莫斯科后，他放弃党，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这样他证实了自己在苏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上所有行径的背叛性质，向叶利钦发出自己投降的明确信号，开启了俄罗斯历史上最反动、犯罪最猖獗的制度。 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意味着，叶利钦集团能够取得对联盟中央的胜利，使其高于联盟之上。从1991年秋开始，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甚至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在俄罗斯地域内得到了高于苏联宪法的全权。 叶利钦通往权力的道路被扫清。本质上，他不再隐藏自己最终让苏联消失，从法律上、政治上解散联盟的阴谋。再公平的历史学家只能将这一目的视为叶利钦的政治野心。对叶利钦来说，与成百上千万人的命运相比，成为梦寐以求的俄罗斯统治者的意义大得多。 别洛韦日协议是苏联瓦解进程的逻辑结局。这一协议于1991年12月12日签订，3天之后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直接批准。我们要指出，绝大多数议员赞成通过协议。 最近研究者更经常地提出以下问题：苏联的迅速解体是否存在客观的、首先是经济的原因？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者”及各色“民主派”如此喜欢引用似乎无法解决将苏联击溃的危机和停滞现象。 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商业学院下属的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莱昂·阿隆认为，没有任何重要的原因导致苏联迅速灭亡。他指出，1985年，苏联拥有众多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没有任何一个关键经济指标表明苏联会迅速滑向灾难。从1981年至1985年，苏联国内总产值增速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稍慢一些，但仍达到平均每年2%的速度。从法国大革命起就一直被认为是衡量未来革命危机爆发迹象的指标之一——预算赤字，在1985年也不到国内总产值的2%。尽管预算赤字增速到1989年已经接近9%，但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同时，1985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速大于2%，而工资，甚至考虑到通货膨胀，在接下来的5年，直到1990年，仍继续增长，平均速度为7%。 尽管总体状态非常严峻，但正像威尔士大学教授彼得·拉特兰强调的那样，“慢性疾病最终不一定导致死亡”。俄罗斯政治和经济领域著名专家安德斯·奥斯纶德指出，从1985年到1987年，局势“还不那么悲惨”。 被西方研究者加以论证的观点再一次表明，以苏联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的进程为基础，对国内宏观经济和社会政治氛围的严肃分析被冒险主义、唯意志论、个人野心、完全的外行、政治家对“新浪潮”的无知所代替，其中后者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几何级数催生出来。 尽管“8·19”事件之后苏共状况严峻，但仍是叶利钦掌握俄罗斯绝对权力和恣意妄为的主要障碍。叶利钦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戈尔巴乔夫无条件的投降，其急切的行动意图明了。8月23日和25日，他就下达了关于暂停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晚些时候，11月6日又宣布禁止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并没收其财产。从8月就开始了对党的机构所在地进行强盗式的洗劫，“民主派”在那里造成道德恐怖气氛。可疑人物四处横行，党的档案被暗中洗劫。患寻宝狂躁症的叶利钦分子们挖掘文件，试图寻找“党的黄金”的踪影。 然而，“民主派”失算了。他们没能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打倒在反动派进攻和统治的艰难时期的劳动者的主要支柱——共产党。人们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不害怕恐怖、镇压和欺凌，没有对党的使命产生丝毫困惑，奋起保护共产党。在宪法法院，得益于党的工作者、积极分子、议员、学者和广泛的社会大众的努力，党被成功捍卫。 党在宪法法院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法庭宣布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组织行动具有合法性，它们有权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这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3年2月的重建开辟了道路。我党在能够保持党内秩序和组织性的情况下被迫后退，在反动势力借助背叛和谎言的工具架起了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向俄罗斯野蛮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过渡桥梁的条件下，劳动者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斗争工具。 保存党的战斗力，有能力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和展开斗争——这是对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集团留给共产党人的失败和教训进行思考的主要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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