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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派

时间:2019-08-28 09:42:37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关于托派
 
最近有红友在群里提出了托派问题,现在就对托派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为了搞清托派的真相和来龙去脉,希望关注这个方面的红友能够耐心地读完此文。
 
一.托洛茨基生平
 
托洛茨基1879年生于南俄草原一个富农家庭。九十年代末在中学学习期间,因从事工人运动曾被捕流放。1902年自西伯利亚逃脱,侨居国外,开始为列宁创办的《火星报》撰稿。
 
1903年7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身分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围绕党纲和党章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中,托洛茨基都站在机会主义一边。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宣扬只有无产阶级成为“民族多数”、党同工人阶级“接近于等同”的前提下,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在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他和马尔托夫一起反对列宁提出的条文,不承认参加党的组织是党员的必要条件。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十七名少数派分子会议,攻击代表大会的决定,扬言要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来“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托洛茨基是这次会议决议的起草人之一,也是会议选出的“少数派委员会”的成员。会后,孟什维克先后篆夺了《火星报>、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因此,《火星报》从第52号起成了孟什维克的派报。
 
接着,托洛茨基出版了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反对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阐述的组织原则,否认组织上建党的必要性,攻击党的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党的纪律。列宁称这本小册子为新《火星报》即孟什维克派的“信条”。
 
1905年2月,托洛茨基回到俄国,曾在短期内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所谓“不断革命”论,否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鼓吹“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同年12月初,托洛茨基被捕,1906年9月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年初从西伯利亚逃往国外。
 
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已成为资产阶级君主国,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要求抛弃“三条鲸鱼”,即争取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而代之以“结社自由”的口号,也就是争取诸如结社、罢工、集会的自由。这是不触及沙皇制度而诱使群众脱离革-命斗争的取消主义口号。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里,托洛茨基打着“中派”的旗号,进行了紧张的派别活动。他靠取消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的资助,在维也纳办了一个《真理报》,鼓吹各派无原则的联合。他利用德国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在<新时代》杂志、《前进报》上发表署名和匿名文章,歪曲俄国党内斗争真相,混淆国际工人视听。他越过中央,进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分裂活动。托洛茨基表面上标榜“不偏不倚”的“非派别性”,实际上处处站在取消派一边,攻击布尔什维克。列宁曾对此痛斥说:“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0-411页。]列宁把他叫做“厚颜无耻的小犹大”[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
 
1912年1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宣布把取消派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一方面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破口大骂,一方面纠合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崩得分子于同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结成臭名昭彰的“八月联盟”,导演了一场反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合唱。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个联盟“是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果然,不到两年时间,“八月联盟”就土崩瓦解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紧跟考茨基,打着中派主义的旗号,口头上高喊“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实际上搞的是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他用“不胜不败”、“为和平而斗争”的口号反对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列宁把托洛茨基的口号斥之为“夸夸其谈的典型”,指出托洛茨基的口号是要现在的政府、现在的统治阶级不胜不败,这不过是“保卫祖国”这一口号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56页。]
 
1917年5月,托洛茨基从美国回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区联派,即“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区际组织”。鉴于区联派当时基本上采取了同护国派断绝关系的立场,列宁主张同他们联合。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并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在狱中的托洛茨基也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初,托洛茨基获释出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从10月初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把武装起义提上了日程。托洛茨基虽不直接反对起义,但是却主张把武装起义、夺取政权问题推迟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去解决,认为起义与否要取决于大会通过夺取政权的决定后临时政府是否采取对抗行动。列宁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并一再指出应当立刻夺取政权,不能因为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而耽误时间,错过时机,列宁认为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的背叛。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列宁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立即向各交战国提议举行和平谈判。由于英、法等国拒绝谈判,苏维埃政府只好单独同德、奥两国进行和谈。苏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起先是越飞,后为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胜利,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方立即发生革-命上,他把和谈仅仅看作是一种宣传手段,一种促进德国革-命的手段,因而在德方提出最后通谍时,拒绝执行列宁的指示,宣布“不战不和”同时全面复员军队。托洛茨基的行径,使苏维埃俄国最后在签订和约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全国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这时托洛茨基挑起了工会问题的争论,转移了全党的注意力。他提出“拧紧螺丝”,实行“整刷”,主张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强迫命令,对工会各级干部实行“更新”,企图把那些担负工会领导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停职和撤职。他主张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把工会变成“工人国家的机关”。列宁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这套主张和做法,指出这会造成党同工会和工会内部的分裂,从而造成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葬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页。]。列宁指出,工会不是国家机关,而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鉴于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反党集团的派别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宣布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集团。这一决议是对托洛茨基派别分裂活动的严重打击。
 
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不能视事,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当时国内在经济上也出现某些困难,托洛茨基把这看作是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妄想当“列宁的代理人”,“继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3年底至1924年初,托洛茨基抛出《新方针》等一系列反党文章,把矛头指向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制造青年同老干部的对立,攻击党的机关,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的自由。1924年夏秋,他又抛出《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小册子,肆意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抬高自己,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的言行激起了全党的愤慨,斯大林代表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战斗号召。1925年1月中央全会决定解除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然而,托洛茨基不思悔改,1926年夏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结成了臭名昭著的托季联盟。他们纠集了在历次党内斗争中遭到破产的反党集团残余分子,一起向联共(布)发起猖狂进攻。托季联盟成了“一切右的机会主义派别的集中点和策源地”[《斯大林全集3第9卷第61页。]。
 
托洛茨基一伙发表大量反党纲领和宣言,利用各种会议的讲坛,攻击列宁主义,否定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他们大搞阴谋活动,召开秘密集会,举行政治示威,散发反党传单,私设地下印刷厂,建立秘密联络点,直至发展到成立第二党——这个党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有边区、省、市和区的各级组织,有办事机关和出版机构,自行征收党费,等等。
 
他们配合国际反动派的挑衅,公然扬言要搞“克列孟梭式的实验”,即在发生外国武装干涉、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国内外反动派“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2页]。
 
托季联盟的反党派别活动受到全党的谴责和抵制,不断地遭到失败。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曾不断向党做出不再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的保证,但是保证的墨迹未干,他们又变本加厉地向党进攻。1927年11月7日,他们利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一场反苏游行。托洛茨基一伙的所作所为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联共(布)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托季联盟的一批骨干分子开除出党。正如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的,在思想方面,反对派已经从策略性分歧转到纲领性分歧。在策略方面,他们的活动不仅越出了党章的范围,而且越出了苏维埃法律的范围。在组织上则已由派别活动发展到建立托洛茨基党。因此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联共(布)党内不能相容。”[《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18页。]
 
托洛茨基一伙利用列宁病重和逝世进行的篡党夺权活动终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团结全党,为捍卫列宁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1月,苏联政府决定把他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利拂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在国外,他写了大量攻击和污蔑斯大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著作,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和《新国际》等刊物。1938年9月,托洛茨基在巴黎拼凑了一个“第四国际”,来同共产(第三)国际相对抗。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住地遇刺,于21日死去。
 
二、托洛茨基与列宁、斯大林的主要分歧
  1. “不断革命论”还是“革命阶段论”。 
    “不断革命论”并不是托洛茨基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只不过是托洛茨基对马恩的“不断革命论”做了教条主义的理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民主革命时期就要加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马上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2)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里取得胜利以后,马上发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则,该国的社会主义将无法存生。为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后曾经自报奋勇地向列宁提出,亲自带一支军队到欧洲其他国家帮助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建立工人政权。(来源:台湾托派唐宝林撰写的《托派史》)
     
    在第一点上,托洛茨基的错误:a.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完全不同,这必然导致社会革命的性质不同而出现不同的阶段,混淆两个阶段是错误的。B.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取消这个过渡时期是错误的。
     
    在第二点上,托洛茨基的错误: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里取得胜利以后,要继续筹划和准备发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马上发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情况。
     
    在东欧和中国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斯大林时期,苏联有没有实力去向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在大伤元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的苏联能否再发动对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变修了,只有毛泽东的中国和霍查的阿尔巴尼亚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能否发动对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进攻?
     
    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国的社会主义胜利以后,要马上进行向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进攻,否则一国的社会主义是保不住的,这一点其实也是马恩的思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第十九个问题中是这样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归纳:托洛茨基错在将马恩的世界革命的思想理解为一国社会主义胜利以后要马上进行向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进攻。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标准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标准的托洛茨基的一步到位的教条主义的思维。
     
  1. 在一国社会主义能否取得胜利、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上和列宁、斯大林的分歧。 
        托洛茨基一生用来同列宁主义对抗的主要理论是“不断革-命”论。他的“不断革-命”论歪曲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盗用“不断革-命”的词句,是孟什维克的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加上极端革命的词藻拼凑而成的。它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名反对俄国的民主革-命,以“世界革命”为名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期间提出来的。他否认当时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主张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认为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俄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手工业,因而没有形成一个象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中充当激进民主派的手工业阶层,而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革命民主派,在托洛茨基看来,无非是“一股暴乱的自发势力”。托洛茨基断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政党来领导,而俄国却不存在能够领导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可能形成他们的独立政党,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能够充当革命领导者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一旦领导革命,夺取政权,革命就只能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把托洛茨基的这套理论叫做“空洞的革命词句”[《列宁全集》第8卷第262页。]。列宁严格区分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同时辩证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论证了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列宁指出,当前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农民是人数众多的革命民主派,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革命的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只有走完了这一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把要求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叫做“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指出“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21、522页。]。
     
    但是,主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实际上并不认为俄国单独一国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俄国面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时候,他又打出“世界革命”的旗号来反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揭示了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这个结论推翻了革-命只能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旧公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托洛茨基却墨守过时的公式,坚持先进国家一起革命、同时胜利的理论。他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认为发展不平衡只是个别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水平越来越趋于均衡化。他在《和平纲领》中写道:“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社会革命业已成熟的资本主义‘欧洲’了。”因此,在他看来,西欧各国完全能够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认为,俄国不属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因而也不属于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俄国经济落后,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俄国革-命最多只能是欧洲革-命的“序幕”,否则,即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如果西欧各先进国家不发生革命,不给予落后的俄国以经济技术支援,那么胜利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必然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出现“前有欧洲的反动派,后有国内的反革-命”的可怕局面,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垮台。“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的暂时的统治变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他攻击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声称“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会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
     
    列宁早在1915年8月就否定了“欧洲联邦”的口号,认为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就是反动的。列宁警告说,把“世界联邦”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会把它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会产生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见解。但是时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还咪喋不休地在鼓吹“.欧洲联邦”和“世界联邦”的口号,声称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托洛茨基的这个口号是直接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他断言,今后的“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全欧洲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
     
    1917年10月,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配合,俄国这个帝国主义矛盾的集中点,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了,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革命实践宣告了托洛茨基理论的破产。
     
    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托洛茨基又以生产力的世界性和国际分工为借口,否认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认为落后的俄国如果得不到西方的经济技术援助,就不能长期保持这个政权,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1922年,他在为《和平纲领》写的跋中叫嚷:“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基本倾向是集中化,是建立统一的不受民族框框和国家关税限制的世界经济,因此,他认为单独一个国家“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盘”,“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的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排除了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把苏联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而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叫做“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到底能不能保持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
     
    列宁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时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也能够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但是它的命运又是同世界革-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列宁反复指出,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3页。]。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本来是一条真理,但不应把它变成空谈,不能指望欧洲能立即或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即使世界革-命延迟爆发,苏维埃政权也仍能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互相协议,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地把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实现全国电气化。1919年,列宁根据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实践经验指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我国现已获得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87页。]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说,苏维埃国家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这就是:“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同上,第682页。]同时,列宁又始终保持警惕,看到“国际关系”即帝国主义的存在,看到国内资本主义力量复辟的可能性。显然,托洛茨基的论调是同列宁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的。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总结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他说:“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84-685页。]列宁的这一重要总结,也是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判决。
     
    归纳:由于帝国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一国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完全可能的,一国是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但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最后巩固是会遇到困难的。这里既有马克思的世界革命的思想,又有列宁对马克思世界革命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这就是马恩的“同时胜利”和列宁的“一国出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3.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判断和处置上的截然对立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的苏联已经变成了一个官僚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他要推翻斯大林的苏联,要重新革命。所以,就有了下面的行动:
     
    1926年夏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结成了托季联盟。发表大量反党纲领和宣言,利用各种会议的讲坛,攻击列宁主义,否定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他们大搞阴谋活动,召开秘密集会,举行政治示威,散发反党传单,私设地下印刷厂,建立秘密联络点,直至发展到成立第二党——这个党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有边区、省、市和区的各级组织,有办事机关和出版机构,自行征收党费。他们配合国际反动派的挑衅,公然扬言要搞“克列孟梭式的实验”,即在发生外国武装干涉、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
     
    林立果的那个”571工程纪要“里曾经提到,说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其实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其实,林立果等根本就没有搞清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指的是什么,进而将托洛茨基推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权所谓的“二次革命”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混为一谈。二者的根本区别,就是托洛茨基是将斯大林的苏联判定为“官僚专政”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而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二者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之所以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因为毛主席找到和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正确理论和实践路径。这个正确的理论和实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x化x大x革x命。
     
       归纳:一个将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判定为官僚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而要加以推翻、从而从极左跳到与国际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站在一起的极右的托洛茨基,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三.托洛茨基的本质
     
    托洛茨基是一个惯于用“左”的言词来掩盖机会主义实质的两面派,他“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他的一生总是“摇摆,欺诈,装得象一个左派,其实一有可能就帮助右派”[《列宁全集》第35卷第279页。]。他正是依仗这种两面派手法,喊着极端革命的词句,在革-命中招摇撞骗,曾迷惑了一部分人,而在世界各地也有某些影响,至今仍有一些信徒在活动。
     
    列宁历来重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列宁在谈到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时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8页。]
     
    在反对“左”倾的斗争中重要的是透过其“革命”的词句,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而不要被其激进的假象所迷惑。列宁在批判“比一切人都更革命些”这类口号时指出,“我们根本不想追赶这种人的革命性;恰恰相反,我们对于这种革命性永远采取批判态度,揭露字句的真义,指出被美化的伟大事件的真正内容,同时教导人们在革命最紧张的关头清醒地估计各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各种派别。[《列宁全集》第8卷第260页。]
     
    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时也一再揭露它的机会主义实质:“事实上的投降主义是内容,‘左的’词句和‘革命’冒险主义的姿态是掩蔽和吹嘘投降主义内容的形式,一—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0页。]
     
    托洛茨基是国际共运史上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研究和学习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经验,在目前仍具有现实意义。
     
  1. 对托派看法的总归纳 
         1.我们知道,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常识。一个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联系实际,那这个理论的作用将等于零。
     
        2.马列毛主义者与托派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而后者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这就是托派不能得势的最主要的原因。
     
        3.托派的思维是直线的,不知道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非直线的、是迂回的、曲折的、波浪式的。“有时候甚至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的(列宁语)。
     
        4.托派把运动的高级阶段与初始阶段相混淆,甚至无视和取消这个运动的初始阶段、量变阶段,梦想着直线的、一步到位的达到那个高级阶段和质变阶段。
     
        5.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尽管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与资本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托派们不知道这一小步其实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有着划时代意义上的一大步,从而无视和抹杀它的存在意义。认为这个房子一开始就是旧的,它的倒掉是必然的。不知道这个房子的变旧、倒掉是一个过程,不知道它的倒掉不是社会主义的倒掉,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出现的形式上的社会主义而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的倒掉。
     
        6.“一国革命不可能”。托派不知道在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的交往方式还不是很紧密的情况下,会出现帝国主义初级阶段的“薄弱链条”,从而为一国的社会主义现象的出现创造了可能的条件。
     
        一国出现和建成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和现实的,但一国社会主义的最后巩固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一国社会主义的最后巩固要依赖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确立,依赖于资本主义的紧密交往方式的出现。也就是恩格斯的那个“社会主义应该在全世界同时取得胜利”的伟大预言。但不能以后者来否定和排斥前者。因为前者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经和初试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规律(列宁主义),后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性规律(恩格斯的那个伟大的预言)。托派不知道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后者来否定前者,从而陷入教条主义的泥坑。
     
        7.“革命不可以和民族主义结合”。托派不知道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积极意义。
     
        8.“不可以建立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否则也是苏联那种新阶级统治社会的下场”。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说的很清楚。“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恩格斯是说,国家官僚机构的确是个“祸害”,但是在社会主义胜利后的初始阶段不得不将它砸碎的情况下还要在部分碎片上的利用,“抛掉”“全部国家废物”只能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以后。
     
        9.“农民不可靠”。只有蠢驴式的托派才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推到资产阶级那里去。
     
    10.“常备军应当解散”。是的,但是不是在资产阶级武装到牙齿的时候,而是在敲掉其牙齿的时候。
     
    11.托派的不少理论是华丽的,这是它能够迷惑不少人的奥妙之处。这些能够迷惑人的不少的理论,其实都是来源于马恩,只不过是托派将马恩的这些理论以形而上学和教条的加以理解和应用。
     
    据此,不能把马恩的理论和思想说成是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思想,不能因为托洛茨基教条和歪曲了马恩的理论和思想而抛弃马恩正确的理论和思想,更不能把正确的理解和运用马恩的理论和思想说成是托派和托派思想。
     
    12.鉴于托洛茨基在国际共运中的教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具体斗争阶段的操作和策略运用之间要看到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不能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条的对照和照搬到一定时期里的具体操作和具体斗争中的策略运用。比如:1.对“资产阶级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不得不继承下的祸害”进行砸碎和某种碎片上的被迫利用。2.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被迫利用。3.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被迫利用。4.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毛主席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某些退让。5.为准备世界革命而不得不建立以一个国家为单位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根据地。6.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等等。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对照列宁、毛主席这样的理论和操作,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有相矛盾的一面的。所以,需要将二者区别开来。
     
    五.怎样对待托派
     
    1.历史与现实中的托派与马列毛主义者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分歧,就是历史和现实中的托派都对斯大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进行否定。这一点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分歧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歧,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
     
  1. 虽然历史上的托洛茨基和托派最后站在了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对立面,但是,无论是历史上的托派的初期和现实中的托派,在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上,与马列毛主义者还是存在着共同点的。因此,对现实中的托派,还是可以作为同路人来处置的。不过,需要十十警惕他们扰乱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阵线。 
  1. 由于马列毛主义者与托派的主要分歧是在对斯大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的肯定和否定上,故对那些肯定斯大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而又对历史上和今后的社会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中出现不同看法的,不应该对其扣上托派的帽子。 
  2. 国内唯一的一个公开打出托派旗号的那个年轻人秋火(贵州大学肄业生),还有武汉的一个年轻人,就是看到托洛茨基的那一套华丽的“理论”而最后由马列毛主义者变成托派的。由于托洛茨基和托派教条和歪曲的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由此很能迷惑一些人。故我们都应该防止滑向托派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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