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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08-19 21:01:21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江苏徐州 孟宪达 - 小 + 大
谈谈“红卫兵及其使命”（2-1） 作者：江苏徐州 孟宪达 距离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今天已过去55周年。站在今天，回顾当初，一些当初及其后一段时间内的模糊认识，今天会看得较为清晰了。 关于红卫兵的问题，还是要从1966年5月的批判“三家村”说起较好。当时的北京市委办了一份《前线》杂志，上面有个“三家村札记”栏目，由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共同主持并撰稿。由于他们发的一些文章，有着明显的指向性，因此受到了一些人的批判。这些情况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随后，开展了对这三个人的文章的批判。由于他们是三个人，并起了个“三家村札记”的名称，后来就用“三家村”来特指这三个人。当然，后来这个名称的内涵又延伸了，泛指为拉帮结伙等等。 对“三家村”的批判，当时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几个大、中专院校进行，后又遍地开花的在北京各大、中学校进行。随着对“三家村”批判的深入，北京各个大、中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战火又有烧到其它方面的动向。于是，各校党委及工作组慌了，要求学生按照学校领导的统一安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下发了诸如“只在校内贴大字报”、“要限于学术方面”、“要在党委和工作组领导下进行”等规定，甚至提出了写大字报和串联聚会，就是“反党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口号。 当时贴大字报的学生，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写出并贴出，基本上属于散兵游勇状态，后来出现了联名，但也敌不过当时有组织动员及反击能力的党委及工作组领导下的学生的反击。所以，写大字报的学生，很多都受到了打击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酝酿并成立了秘密组织“红卫兵”，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他们的主要口号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并称，他们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北京的各大、中专及中学的校园里。6月初，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为模式，北京很多学校都相继成立了类似“红卫兵”名称的秘密学生组织，这就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的“雏形”。 这些初期的红卫兵的成员，基本上都是现在所称的“官二代”和“红二代”，极极极地少的有工农子弟参加（当时，他们也不准这些工农子弟加入，他们认为，他们的血统高贵）。他们从他们父母那里遗传了所谓的“参政”意识，有极强的政治嗅觉，客观地讲，他们当时的意识还是比较单纯的。不然的话，毛主席当时也不会支持他们的。 在他们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同学，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毛主席能支持他们。我们知道，毛主席历来都是支持新生事物的，尤其是象“红卫兵”这个年青学生占主导的新生事物的出现，更让他老人家欢欣鼓舞。于是，老人家提笔挥亳，写下了这封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惩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据说，毛主席的这封信，是连同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很多文件中的一份下发的（我记得我是在当时的红卫兵办的小报中看到的这封信）。 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支持，使得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北京，继而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各大、中专院校及中学校里。这里要说明，这时的红卫兵组织，还不是工农子弟能够参加的。能参加的人，也基本上是当地的大大小小的领导的子女。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们的老子也受到了波及（因为在八中全会上，他们的老子已经嗅到了明确的政治“气味”）。于是他们这些红卫兵，在某些人的策划及诱导下，不再提“保卫毛主席”了，而是绝大部分杀向了社会，搞起了“打砸抢”，搞起了社会上的批斗，把矛头对准了一般的群众。而在学校里，他们也斗起了学校的一般老师及职工，甚至一些与他们相左的学生。这时，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方向就被扭转了，不再把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而是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和一些无辜的群众。这也就是后来屡遭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及一部分群众诟病的“文革大罪”。这时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失去了成立当初时的革命性和造反精神，开始变成干扰斗争大方向的挡路石，成了保卫他们老子的“御林军”。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陈毅儿子及其他高干子弟的忏悔和道歉，以及他们的回忆录中都可以看出来。他们一些打死或斗死人的暴行，大多发生在1966年的七月底到九月中旬。这个时间段可以做为一个分水岭。即他们的前期，还是有保卫毛主席的初心。随着他们的父母被批判，他们在中、后期开始对文革不满，对毛主席不满，用“打砸抢”的方法，发泄对文革的不满和反对，成为了“打砸抢”派，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以至后来不思悔过，发展成为了反文革的联动。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褪去了红卫兵的本色，成了彻头彻尾的保卫自己的老子的保皇派。这一时期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使命（说是使命，也真是高抬了他们），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用自己的所作所为，玷污了红卫兵这个崇高的称呼。 从1966年的九月中旬至十月开始，随着工农子弟的不断加入，给“红卫兵”增添了新鲜血液，从而让“红卫兵”组织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真正成为了“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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