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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12 09:51:25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 - 小 + 大
记徐州市的两次“武斗” “文革” 中最激烈的表现形式莫过于武斗，徐州市的大小武斗次数已无法准确统计出来，但仅在市区，从1967年5月至8月之间就有“5.14”、“5.20”、“5.30”、“5.31”、“6.1”、“6.6”、“6.10”、“6.11”、“6.18”、“7.12”、“7.24”、“8.8”、“8.27”、“8.31”等武斗事件。象这样的武斗事件有的一天内可发生多次。 武斗前奏曲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一代伟人“造反有理”的理论指导下，徐州市各主要造反组织相继成立。 9月12日，成立了“徐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站”； 9月17日，成立了“徐州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 10月26日，成立了“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11月26日，徐州铁路成立了“火车头红色造反兵团”； 12月3日，徐州工人成立了“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和“工人纠察队”； 次年元旦，徐州农民成立了“淮海工农”和“红农会”。 不到半年时间，群众造反组织相继“揭竿而起”。有的一个人拉起一面大旗，称其为“XX造反兵团”，并自封为司令，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在这众多“司令”中间，他们并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要造反，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拉起大旗就是“革命”了。 这些造反组织成立后，无政府状态下，产生观点和认识上的分歧是难免的，由此而产生的争论和摩擦也是难免的。 1966年12月5日，“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被砸，他们认为是市委挑动的。为此，12月14日上午8时，“红总”向市委提出五项要求：“立即停止一切群众斗群众”；“揪出制造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等。限市委24小时内给于答复。 24小时过后，他们并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红总”便又发出“勒令”和“最后通牒”。但仍无任何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红总”劫持市委副书记XXX进京评理。这一举动遭到了“工人纠察队”的反对，并发生冲突，造成停车21小时。 12月28日，“工人纠察队”、“红卫军”等群众组织数万人，兵分几路，包围和袭击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五个群众组织总部，打伤50余人，时称“12.28”事件。 1967年1月2日市委发出《通报》，将“12.28”事件定为“打击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并且指示：参与这次事件的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是受了欺骗和蒙蔽，极少数在幕后策划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造反派，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大民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市委《通报》引起“工人纠察队”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给革命群众组织定性，把20万纠察队员打成了反革命。 1月7日，数万名工人纠察队员集会，强烈提出废除市委关于“12.28”事件《通报》。会后，劫持市委书记XXX进京告状。路上，XXX被迫在造反派事先拟定好的“四项协议”上签了字，否定“12.28”事件《通报》。 市委多数同志认为XXX的签字是无效的，为此，发表了《告徐州市革命工人纠察队全体队员书》，再次肯定“12.28”事件通报是正确的。要求广大纠察队员要与一小撮事件挑动者划清界限，不要再上他们的当。 自此，市委内部，市委与造反派，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斗争的焦点在“权”字上。“权力”对任何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支派”，还是“踢派”，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骨子里都有支配别人的欲望，所以或多或少的都想得到权力。掌权和不掌权大不一样，权力可以改变一切，用“文革”中一位大人物的话说，有了权力便有了一切。但如何取得权力学问很大，观念的不同可导致取得政权的方式上的差异，但文论如何不该将群众运动搞成运动群众。一幕悲剧，一场夺权斗争在矛盾中孕育而生。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1月21日晚，市委部分领导干部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八一红卫兵总部”的部分头头，在市人民防空指挥部秘密召开夺权会议，通过了事先起草的夺权《通告》。到会人员逐个在《通告》上签了名。会上宣布：从即日起由“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八一红卫兵”两总部接管市委、市人委一切党、政、财、文大权。次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红卫兵”联合“红色工人造反总部”、“淮海工农”、“造反野战军”、“文艺界造反联合总部”六个组织成立接管委员会。 24日，“徐州日报”刊登了“徐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造反总部”、“徐州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关于夺取中共徐州市委和市人委一切权力的紧急通告》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接着又联合“火车头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等10个全市性群众造反组织，在驻徐部队的帮助下，于2月2日成立了“徐州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以后，新的矛盾随之产生，参与“筹委会”与来参与“筹委会”的群众组织产生了对立观点。一股反“筹委会”的情绪在日益高涨。 此种情绪被“筹委会”称之为“反动势力”、“流动逆流”。因此，在不到20天内，相继取缔了“红总”、“淮海工农”、“市第一人民医院红色造反队”、“新红卫军郊区分部”、“红卫兵三司”等31个群众组织，并拘留了这些组织中146名骨干。以此种形式，取得“筹委会”的巩固和发展。 不久，又联合26个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解放一批干部，并得到驻徐部队的支持。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基本形成，后经济南、南京两大军区批准，于3月18日在徐州体育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时称“3.18”徐革会）。革委会主任由驻徐部队副政治委员XXX兼任。 “徐革会”成立后，北京“三司”学生来徐活动。他们认为，“徐州革命委员会”不是真正“三结合”的班子，而是一个“三凑合”的班子，必须踢开。 于是，一些群众造反组织开始退出“3.18”徐革会。首先退出的是“火车头红色造反兵团”，接着“淮海大学（今徐州师范大学）”、“徐州医学院”、等造反组织相继退出。一股踢开“3.18”革命会的“踢派”力量开始形成。 4月29日，由“火车头造反兵团”司令杨XX主持，在“火车头”总部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反到底联络总站”（俗称“踢派”）。自此，徐州市各机关、单位的群众组织中出现了支、踢两派。武斗随着支与踢的争执越演越烈。 “五.三一”流血事件 5月上旬，“徐革命”在徐州卫戍区召开部分16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徐革会”主任委员、驻徐部队副政委XXX亲自主持。会上告诫与会者，“徐州将有一场或几场大搏斗”，“要有准备”。 为了做好“准备”，5月11日“徐革会”召开部分组织骨干分子会议。会上成立“批斗刘邓统一指挥部”，“徐革会”委员专“造反野战军”司令田X担任“统一指挥部”主任，肩负起徐州联防任务。为了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在徐州郊区也成立“批斗刘邓联络站”。要求“统一行动，分片联防”，从公社、大队到生产队逐级建立起要职“抓革命”的班子。并分一线和二线，对一线人员进行专门训练，配备柳条冒、棍棒等做为联防武器。 5月24日下午，由“统一指挥部”主任田X主持，在徐州北关6063部队修械所召开会议。驻徐部队和“徐革会”的部分委员到会。会议研究决定：划分地区，加强联防自卫。各造反总部保留，但要打破框框，以地区为主搞联防，分别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东区，即黄河堰以东地区，由李XX负责；西区，即矿山路一带，由阎XX负责；南区，即中山南路，南关一带，由蔺XX负责；北区，即铜沛路、环城路一带，由朱X负责；中区，即淮海路、青年路一带，由王XX负责。同时成立了以田X为首的七人总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各区力量。总指挥部设在6105工厂。参加会议的一名军队干部强调说：“打不还手是对部队讲的，你们可以自卫嘛！应加强联防，不能各顾各的，要相互支援......” 5月26日下午，在6105工厂召开统一指挥部成员会议，进一步落实各区“联防”工作。 5月27日上午，统一指挥部在市工程机械厂召开各区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会议。由东区指挥李XX向大家传达统一“作战方案”：东区主攻“火车头”总部；西区主攻徐州医学院“三司”；北区和中区主攻老市委院内的“ 抗大公社”。 5月28日，“统一指挥部”在市汽车运输公司召开有32个造反派总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认为，“踢派”可能要在6月1日全面夺权，大家要做好准备，立足在“打”字上。会议强调各总部要打破原组织的框框，互相支援，加强区域联防。 当夜，“统一指挥部”成员在徐州卫戍区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决定，次日在6063部队军械所召开各造反派（支派）头头会议，并强调不得缺席。29日上午6点，各派头头准时与会。会上，具体讨论“作战方案”。先是提出两种作战方案：一是小打，即局部性武斗；二是大打，即全市性武斗。经研究讨论一致同意第二种方案。会上进一步明确统一指挥系统：总指挥：田X刘XX、吕XX 地点：徐州卫戍区接待站二楼。 前线总指挥：李XX（原东区指挥） 地点：6105工厂 淮海路东段指挥：朱X（原北区指挥） 地点：第四监狱 淮海路西段指挥：阎XX（原西区指挥） 地点：工程机械厂 淮海路机动部队指挥：王XX（原中区指挥） 地点：市政工程处 主攻：“火车头”总部一线指挥：王XX 地点：市火柴厂 郊区红农会指挥：郑XX 地点：琵琶山营房。 5月30日，郊区红农会指挥郑XX，调集朱庄、下淀、狮子山、奎山等地4000余名农民准备进城。所调下淀人员主攻机务段和火车站；朱庄人员主攻“火车头”总部；狮子山人员主攻南货场；奎山人员主攻铁路医院。各路人马皆配备安全帽、棍棒等武斗器械。 当日下午，“红农会”、市搬运二社和铁路机务段的“支派”，因贴大字报与“踢派”发生冲突。“支派”联络人员遭到拘留。随后，“支派”以“火车头”压制“四大”和要求放出被拘留人员为由，调动郊区“红农会”进城。18点30分，数百名“红农会”人员，配合市内“支派”人员，手持短刀、木棍、炸药、土枪等器械，向机务段发起进攻。机务段虽有准备，但因寡不敌众，许多“踢派”人员被打伤，时称“血洗机务段”。有20几台机车被砸，并对机务段内的“踢派”人员进行大搜捕。在这种情况下，“火车头”司令杨XX下令拉响汽笛，向全市“踢派”呼救。当“踢派”各路人马赶到“火车头”总部时，“支派”人员已全部撤走。在这关键时刻，负责铁路执勤部队随也撤回徐州卫戍区。 18点30分，前线总指挥李XX在前线总指挥部发出通知：原定6月1日的全市性武斗，因事态发展需提前在5月31日进行。参加武斗人员手缠白布条作为统一标志，规定统一口令，主攻目标为“火车头”总部。各路武斗队员具体分工是： 铁路“联委”、下淀“红农会”、九中“井冈山”等“支派”组织，首先攻下机务段，而后配合东区攻打“火车头”总部； 北区控制济众桥，向东逼近“火车头”总部，做到围而不攻； 西区在卫戍区以西和北区形成第二包围圈，阻击“踢派”的增援； 6414工厂“支派”负责封锁黄河堤岸“火车头”总部以南地区； 朝阳路和青年路交叉口由交通二公司造反组织承担阻击任务； 天桥西建国路口由狮子山“红农会”承担阻击任务； “东区”负责天桥上下的阻击任务 “中区”为机动部队，随时听候总指挥部的调遣。 顿时，“支派”各路武斗队员从四面八方对“火车头”总部形成了包围之势。 31日凌晨3点35分，前线总指挥李XX在总指挥部下达进攻命令。此时6105工厂、宝兴面粉厂、橡胶厂和市中心钟鼓楼等地警笛齐鸣，长达17分钟，宣告“5.31”武斗正式开始。各区武斗队员头戴柳条帽，扛着棍子、铁锨、土枪等武斗工具，按指定地点迅速到位。 凌晨4时，开始向机务段发起猛攻。“踢派”武斗队员在里面死守，因修有坚固工事，“支派”一时攻不进去，双方武斗人员虽声势浩大，但并未短兵相接。 上午9时，“支派”改变进攻战术，找来雷管、炸药，组织爆破队进行爆破。爆破队分一、二、三梯队，如果一队爆破失败了，二梯队、三梯队前仆后继。9时30分，机务段围墙被炸破，大批“支派”武斗队员潮水般涌进机务段，双方开始了短兵相接。由于支、踢双方的实力差距，武斗了一阵子，很快“踢派”就支持不住了，机务段随即失守。 机务段失守后，城里“踢派”几次组织力量试图去增援“火车头”，但皆被北区和西区的“支派”人员打退。在机务段“踢派”遭到“支派”袭击的同时，城里五金公司大楼和新华书店大楼的“踢派”也遭到“支派”的袭击。致使城内“踢派”无力增援“火车头”。 下午3时，“火车头”总部遭到“支派”强烈攻击。“支派”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前线总指挥李XX开始对“火车头”逼降，并用电话对“火车头”总部讲，如不投降就将“火车头”总部大楼炸平。 “火车头”总部也临危不惧，表示决不投降，誓与保皇派（“踢派”对“支派”的贬称）血战到底。15分钟后，“支派”武斗队员在炸药、土枪的掩护下一举攻占了“火车头”总部。 战争是残酷的，武斗同样是残酷的，尤其是失败者一方。胜利者象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把仇视的怒火发泄到被俘虏者身上。被俘虏者则无法拒绝这种发泄，他们别无选择地承受着各种暴力摧残。许多人的伤残不是在武斗战场，而是在武斗结束之后，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断四肢。武斗过后的“火车头”总部一片狼藉，数百名“踢派”、俘虏被押送到下淀、朱庄等地时称“训驴棚”里受训，去经受一种新的“考验”。 对此次武斗事件，徐州卫戍区、“徐革会”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他们认为：支、踢两派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支派”的自卫还击是完全正确的。 因此，武都结束后，余波并未结束。当晚，徐州火车站实行军管。随之而来的，公安局、派出所在“支派”人员的配合下，对全市的“踢派”组织及家庭进行大清洗和大搜查。“红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抗大公社、淮大反到底、一中反到底、航校、徐州医学院、化工抗大、徐州三司、市立一院、机关反到底、教育局反到底、毛泽东主义战校、团市委32111战斗队、6414工厂、空字008部队等“踢派”组织再次受到冲击。时达10天的大清查、大搜捕致使许多“踢派”人员有家不能归，有厂（校）不能回。“火车头”司令杨XX携部分“踢派”人员逃往济南和南京浦口。 “5.31”武斗事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一、支、踢两派人员在武斗事件中伤亡惨重。据统计伤达1200余人，忘6人，武斗增加了两派的对立。 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一)毁坏、损失大批物资。仅机务段一处就损失数万元。详见表： 机务段“5.31”事件中损失统计表
(二)因武斗动用国库粮128000余斤，油340多斤。 (三)造成客运停车28小时，货运停车96小时，停运客车13列，货车175列，积压物资165000吨，直接经济损失达数百万元。 (四)工、农业主要劳动力都调去“抓革命”——参加武斗，造成人心浮动，工作松弛，生产下降，供给紧张，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八.三一流血”事件 “5.13”事件以后，“踢派”主要成员潜逃在外，徐州出现了暂时“平静”。 7月5日，中央文革委派王效禹等来处理徐州问题。王与徐州“踢派”早有接触。5月15日，王效禹、杜XX等在济南华侨旅社就接见过从北京告状回来的徐州“火车头”司令杨XX等20余名“踢派”代表，并给他们打气说：“你们是坚强的造反派，是经过‘二月逆流’考验的，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只要我们的电台在一天，我们就替你们发电报，替你们把材料转中央。”“踢派”便以此为资本，回徐后召开大会，大肆宣扬有“大人物”支持他们、誓把“3.18”徐革会踢到太平洋去。 王效禹来徐后，便到处发表演讲，他对“徐革会”人员说：“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是不是红色新政权？要经受起考验嘛！真正的无产阶级新政权，是踢不垮的，不是的，踢倒了也没有什么。” 7月19日，王效禹在淮海大学接见“支派”、“淮大8.31”负责人时说：“卫戍区、市革会本来就是一回事，市革会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错误，照这样发展下去，势必造反派一个个地被压下去不可，保守组织又会起来，最后把革命势力吃掉。”在王效禹的诱导下，“支派”一些组织纷纷退出“3.18”革委会。 王效禹此次来徐，将主要精力放在做部队“转弯”工作。他亲自主持召开军、师、团、营四级军队干部会议，要求部队由支持“支派”，转向支持“踢派”。他说：“卫戍区在支左中犯有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由你们自己讲，如果自己不讲，到一定时候我就要讲了。”此后，徐州卫戍区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卫戍区新党委。 王效禹在徐期间，还下令逮捕“5、31”武斗事件前线总指挥李XX。王效禹自以为最革命，处理问题最公正。并于7月24日“完满”地离开徐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在王效禹离开徐州当天，徐州又发生了“7.24”武斗事件。事件的来由是这样的： 7月上旬，驻徐部队空字008在《给徐州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中，检查了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2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复电中指出：“空军XX师所做的检查很好，…….是全军学习的好榜样。”电报是由王效禹向驻徐部队和徐州造反派传达的。 24日上午，就在王效禹刚刚离开徐州时刻，“踢派”在徐州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复电”。会后，沿徐州主要街道进行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淮海东路火车站一带时，与徐州“支派”“抓革命、促生产3.18战斗兵团”等组织发生冲突。先是相互推搡谩骂、接着是砖头、瓦片、棍棒大打出手。双方不断地增加武斗队员，众多的受伤者也陆续离开武斗现场。武斗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直至驻徐部队出面制止，武斗才得以平息。 这场武斗伤200余人，亡1人。更无人道的是，竟对女性进行人身侮辱。某群众组织“娘子军”头头XXX，在市交通局医院被“踢派”人员抓住，痛打之后，剥光了衣服，强行裸体游街两华里。幸亏驻徐部队闻讯赶到，才将其抢救出来，并送到“八八”医院治疗。 王效禹的来徐，并未能解决好支踢两派的矛盾冲突。而徐州卫戍区和徐州市革委会又必须按照他制定的“解决徐州问题的路子”去做，来个180度大转弯。 8月21日，徐州卫戍区主持召开为“红总”及其下属组织彻底平反大会。驻徐州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和“红总”、“火车头”、“抗大公社”、“淮大反到底”、“徐州三司”、“机关反到底”、“小教红总”、“政法公社”、“金融公社”、“野战军反到底”、“驻徐军事院校”、“空字008”等群众组织和单位参加了会议。军长XXX代表徐州卫戍区和徐革会亲自宣读“平反公告”。 在驻徐部队转弯期间，徐州“支派”积极寻找对策：8月5日，原“批斗刘邓统一指挥部”通知“造反野战军”、“红色前卫军”、“八一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文艺界总部”、“淮大8.31”等“支派”组织开会，共同商讨退出“徐革会”。并认为退出“徐革会”是一步棋，将“徐革会”这个包袱甩给“踢派”来背。而且说：“我们退出就主动了，让全市人民看看‘踢派’踢了几个月，丝毫没损伤‘徐革会’一根毫毛，而我们‘支派’一个统一行动——集体退出，‘徐革会’自然就垮了。最后这个帐还要算在‘踢派’头上。因为导致‘徐革会’的垮台，不是我们退出之过，而是‘踢派’踢的结果。” 8月14日，徐州“支派”召开会议，宣布解散“抓革命、促生产‘3.18’战斗兵团”，成立“徐州市热爱毛主席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热爱指挥部”)。下设五个区指挥部： 东区指挥部负责徐州黄河堰以东； 西区指挥部负责徐州西关一带； 南区指挥部负责徐州南关一带； 北区指挥部负责庆云桥以北，铜沛路、环城路一带； 中去指挥部负责黄河堰——中山路和老市委——庆云桥范围。 各区指挥部的中心任务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维护“四大自由”、“文攻武卫”等。 “支派”在退出“徐革会”，加深恢复和强化组织的同时，又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否定王效禹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说：“中央军委、中央文革‘7.22’复电不是真的，没有行文”， “周总理说，徐州5.31以后，‘3.18’兵团在抓革命、促生产，维护交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应表扬。”“拘留李XX是错误的”，“北京出现打到王力的大字报，”“王力是王效禹的叔叔”，“卫戍区新党委又犯了新的路线错误，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必须彻底批判”等等。 更为离奇的是：8月27日，支派印发《特号消息》称“周总理接见了《热爱指挥部》赴京代表团”“卫戍区下通知已转弯的刹车，没转的不要转了”、“总理责成王效禹检查，王已调职”。种种舆论、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一时间在群众中谁也说不很清楚。狂热的年代，浑浊的岁月，舆论先导显得尤其重要，确实起到了蛊惑大众的作用。 8月31日上午，“踢派”和驻徐部队在云龙山红卫体育场召开“拥军爱民”大会，会后举行盛大游行。中午12点左右，当游行队伍行至徐州东站“徐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总部” 门口时，与从“淮大”开出来的“支派”人员发生冲突。看来双方均早有准备，先是相互谩骂，言辞不堪入耳。接着一拥而上，乱打一气。标语牌被打烂了，伟人像也被扯碎了。此时此刻，谁也顾及不到这些。广场上转头声、瓦片声、铁锨、棍棒相撞声，炸药包的爆炸声，夹杂着痛苦的嚎叫声，谱写了一支令人痛心的武斗交响曲······ 与此同时，在复兴路和四道街也发生了类似武斗事件。 武斗发生后，6057部队400名战士奉命跑步赶到现场制止武斗。13时左右，7229部队和6074部队也奉命赶来制止武斗。驻徐部队首长亲临现场指挥，将参与制止武斗的1200战士手挽手构成三道栏线，把支踢两派隔开。第一道防线设在四道街处；第二道防线设在徐州饭店附近作缓冲；第三道防线设在复兴路与淮海路交叉路口。在制止武斗过程中，虽有许多群众对来制止武斗的干部、战士不十分理解，骂他们是“刘邓兵”、“稻草兵”、甚至以砖头、瓦块报之。但战士们仍然手挽手、肩并肩、严守防线。 16时许，卫戍区制止武斗指挥部召集支、踢两派代表在徐州饭店进行谈判。经军队耐心做工作，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各代表负责说服各方武斗人员撤离武斗现场。支方代表当场表态：如果“支派”不撤出，割我的头！；踢方代表也当场表态：如果“踢派”先打支派，砍我的脑袋！而后双方代表与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分头去说服己方执行协议。就在双方开始行动时刻，突然汽笛狂叫起来，当制止武斗的军代表还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第一道防线已被红农会冲散。许多战士遭到毒打，甚至被绑架。紧接着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被冲破。支、踢双方又开始了新的交锋——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又开始了。军方的劝阻已无济于事，石块、砖头、瓦片、棍棒、雷管、炸药、匕首，总之有什么武器就使用什么武器，各自将对方往要害部位猛击，被打的头破血流的、骨碎残肢的比比皆是。6414工厂一名武斗队员，身上被刺28刀，有的武斗队员当场死亡，武斗之火势不可挡，越烧越旺，增援的“后续部队”潮水般的不断涌向“前线”，救护车满街狂叫，担架队川流不息，徐州上空汽笛不停的狂吼，整个空气异常恐怖，血！再次洒满当年淮海战场。 下午四时，“支派”下达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在复兴路、重型厂、制药厂、6414工厂、工程机械厂等地集结大批武斗队员，并调郊区红农会进城，决定晚7点30分，以长笛一声为号，各路集合人员向“踢派”全线进攻，将城东区的“踢派”围歼在黄河桥附近，城西区的“踢派”围歼在中山路口一带。 然而，“踢派”并未有处于危险境地，随着武斗的不断深化，徐州卫戍区新党委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化了。用“踢派”的话来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和‘踢派’心连心、肩并肩，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卫戍区新党委成员XXX告诉“火车头”司令杨XX把“踢派”人员集中在一块，不要分散，并发给他们杠子做武斗工具。又打电话给山东枣庄市等地人民武装部，要求他组织力量来徐支援“踢派”。徐州卫戍区并将徐州这一严峻形势报告王效禹，并请示，是否发枪支持“踢派”。 晚7时许收到济南答复：同意徐州卫戍区的请求，要支持“踢派”，与“踢派”一起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踢派”的安全。卫戍区新党委成员XXX把王效禹的这一指示说成是“中央同意发枪支持‘踢派’的”，以后又说成是“毛主席同意发枪支持‘踢派’的”。随调用坦克车和军用汽车到XX师拉枪。当夜凌晨一点，1750条长短枪和大批子弹发到“踢派”手中。“踢派”开始扬眉吐气，昂首高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开始要对“支派”实行报复了。 当“支派”得知卫戍区发枪给“踢派”，加之枣庄、临沂、兖州等地的“援军”也陆续赶到，预计徐州将是“踢派”的天下了。因此，“支派”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部分头头带人去上海、南京等地避难，留一少部分人集结在各区固守。 9月1日7时，卫戍区新党委在医学院教学大楼三楼召开紧急会议，驻徐部队首长和“踢派”各造反派头头参加了会议。卫戍区新党委成员XXX在会上讲：“左派已经武装起来，我们受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应自卫反击了。”接着布置“反击”任务。有的头头问：“如果打起来，我们可不可以开枪？”军方人员回答说：“有枪不用，那不等于烧火棍”，“可以开枪”。于是，“踢派”在驻徐部队的支援下开始对“支派”全线出击。对城内东、西、南、北、中五个区以及城郊九里山、下淀、朱庄、大黄山等地的“支派”进行清查和搜捕。卫戍区还直接配合他们的行动，各路清查人员均配备步谈机，可以及时与卫戍区取得联系。“清查”工作至9月3日基本结束。4日，“踢派”10万人在徐州体育场召开“抗暴自卫祝捷大会”，庆祝将“支派”赶出徐州城的胜利。徐州驻军也参加了会议，驻徐部队首长在发言中说：“中央委派王效禹同志为首代表团处理徐州问题以来，徐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操纵保守势力，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8月31日，我们驻徐部队和大家一道，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在游行的时候，遭到‘3.18’棒子团的袭击，并调动大批农民进城，围剿革命造反派，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把徐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奋起自卫，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新反扑，是对的。在自卫反击斗争中，你们立场坚定，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硬骨头精神，为徐州人民立下了新功。你们不愧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造反派，不愧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的革命战士。我代表驻徐部队全体指战员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从这位部队首长的贺词来看，驻徐部队已经按照王效禹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彻底转过来了。至于弯子转的对不对，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这里不必多缀。 这次武斗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是严重的。就人员伤亡来看，也大大超过了“5.31”事件的数字。当然，两派公布的数字差距很大。在野派（即支派）造出的舆论是：“支派”被打死270人，被抓走50000人。而当时在朝派（即踢派）根据全市16家医院的调查所公布的数字是：
这些数字虽不完全准确。因为两派的心里都是想把对方伤亡情况说的轻一些，而把己方说的重一些，但有一点可以相信，“8，31”比“5.31”伤亡的情况更为惨重，给徐州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更大。 人们常说，战争可以改变政权的性质，用在这里并不适合，但武斗确实使“徐革会”发生了变化。“5.31”事件后，是“支派”一派掌权；“8.31”事件后，又变成“踢派”一派掌权。原“徐革会”不得不于1968年3月1日重新改组（俗称“3.1”革委会）。“火车头”反到底造反司令杨XX当上了“3.1”革委会主任。但是，“3.1”革委会也不可能给徐州带来安宁。为解决徐州问题，中央调支、踢两派头头到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长达10个月之久的“灵魂深处革命”，终于使两派达成了协议，于1969年8月1日，第三次成立“徐州革命委员会”（亦称“8.1”革委会）。故徐州人民在数次磨难中留下这样的民谣：“支的好，踢的对，一年一个革委会，写不完的检讨，站不完的队，批不完的私心，流不完的泪，不知哪回才是对，群众跟着活受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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