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2-11 17:41:03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ELLEMEN睿士 - 小 + 大
6月,美国高等学府斯坦福大学迎来了第128届毕业典礼,和14年前一样,这一次登上主席台的,是苹果公司的现任CEO蒂姆·库克(Tim Cook)先生,他同样向毕业生们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 在演讲中,库克号召95后的年轻人们成为“创造者”(builder),“那些最好的创造者……它们都是在一点一点地去创造,哪怕用上一生的时间。”“这样的创造者知道自己一生的工作会在某一天超越自我,超越任何人。” 毕业生们应该不会对这样的激励感到陌生,就如乔布斯当年声情并茂的感召一样,“年轻人们一定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工作将是生活中的一大部分,而让自己真正满意的唯一办法,是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而做有意义工作的唯一办法,是热爱自己的工作。” 相同的论调,也出现在4月马云对阿里员工所做的内部分享中:“我希望阿里人热爱你做的工作,如果你不热爱,哪怕8个小时你都嫌很长,如果你热爱,其实12个小时不算太长。”“找到喜欢的事,不存在996这个问题;如果不喜欢不热爱,上班每分钟都是折磨。” 这样的“鼓舞”乍听起来似乎并无破绽,仿佛只要诉诸热爱和情怀,一切的超负荷工作都是可以被“合理化”的,不过,杜克大学商学院的 Aaron Kay 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却并不这么认为。 越热爱工作的人, 越容易成为被剥削的对象 Aaron Kay 教授和他的课题组成员们在对2400多名受试者(对象包括学生、企业管理者和其他随机在线调查样本)进行了八项不同的研究之后,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了解现代剥削形式:激情因素让不良待遇合法化》的论文,着重指出了一种当代社会的新型剥削形式——“激情剥削”(Passion Exploitation),被剥削者因为对工作的热爱(无论是发自内心抑或只是长期受熏陶的结果)而趋向于认为自己所受的剥削是合理的。 Aaron 教授坦言,“人们在对剥削行为进行评估时,是否对工作抱有热爱或激情成了最重要的评判因素。”这里的“剥削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无偿工作、低薪、休息日加班以及要求完成超出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等等,而一旦人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枯燥、乏味,无法提起兴趣时,便会对同样的剥削行为感到难以忍受。 在对艺术家群体所作的研究中,上级会更愿意“剥削”那些对自身职业有着高度热爱的艺术从业者,即使让他们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周末加班,对方也不会有多少怨言。 而创意类工作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毕竟,在一般大众的观念里,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本身就是带有更多兴趣考量的,作家、摄影师、设计师……这些工作带给从业者的快乐在一定程度上让管理者觉得可以抵消一部分物质上的回报。 意大利时尚之都米兰之前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很多时尚从业者表面光鲜亮丽,实则任务繁重,获得的报酬并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与外在相匹配的生活。 英国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从事创意类工作的人每年因免费工作而损失的报酬高达5000多英镑。 国外的摄影行业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便大声呼吁,“无论我们对它怀有多大的热情,这都是一项工作,我们热爱摄影,但这种热情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让我们的报酬缩水。” 杜克大学的研究指出,“激情剥削”的产生往往基于以下两种观念: 1.工作本身就是对员工的嘉奖; 2.热情洋溢的员工会自然而然地投入工作; 一些雇主在对待一些充满干劲的员工时,往往会理所当然地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却不给予与之相匹配的物质报酬,这就造成了一个更为严峻的现象:在工作中被剥削的往往是那些对工作充满热情的员工,对被剥削者而言,他的境遇会随着别人对他固有印象的加剧而越变越糟。 在这样一个强调热情、情怀的经济下刑大环境下,Aaron 教授并不是要反对工作热情本身,“热爱你的工作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当我们将工作场所视为追求激情的地方时,就会付出代价。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热爱工作的人能在很多方面受益。但这也是一个警告,我们不应该让工作激情被资本家非法利用,成为剥削的依据或让不公平的事情合理合法化。” 效率越高, 工作就变得越糟 同样被利用的可能不止人们的工作激情,《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对有意义工作的执迷产生了一大批教徒,他们中了‘拜工作教者’的彩票:繁忙,富裕,以及感到深深的满足。” “拜工作教”是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们不曾预料到的一种现象,对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而言,工作变成一种宗教、一个有前途的身份、一种自我超越的手段和一个可以归属的社区,工作从一种生产物质的手段变成了一种生产身份的手段。 工作中适当的意义感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当一个文化将自我实现的终极梦想建立在带薪工作这一件事情上时,便是给自己挖了一个集体焦虑和群体疲乏的陷阱。 对拜工作教者而言,任何跟找到职业意义感无关的事情都是浪费生命,欧伦·卡斯(Oren Cass)在《过去和未来的工人》一书中告诉年轻人们,“你们的工作应该是你们的激情,不要放弃,直到你找到一份你热爱的工作,你应该改变世界!” 在美国西海岸,亿万富翁们将乌托邦式的梦想和“做你所爱”的哲学融合在一起,不断灌输进年轻人们的大脑,这一代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打造成自我优化的机器,他们从童年开始便在为实现学业上的成就而奋斗,等好不容易进入社会,又不得不为工作上的意义感拼命。 《纽约时报》在《为什么年轻人假装热爱工作?》一文中写道,“年轻人们很容易对这些关于意义的格言产生共鸣,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意义的瘾君子,他们不仅关心收入,更关心使命。” “你的梦想工作就在那里,所以不要停止奋斗。”类似的口号让他们身心俱疲,漫长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的工作任务,他们肩负着所谓“意义的重担”,一点点被压垮。根据盖洛普的一项研究,87%的雇员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兴趣,而这个比例,每年都在上升。 作家哈里斯将这代年轻人形容为“被精密打磨过的一代工具”,“在娘胎里就被精雕细琢成了高效、成功的生产机器。”如社会学家阿恩·卡勒伯格(Arne L. Kalleberg)所说,效率本应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工作保障、更高的薪水、甚至是更多的闲暇时光。 可吊诡的是,人们工作得越多,越是想证明自己的高效,他们的工作就变得愈加糟糕:工资越低、福利越差、工作保障也越烂。“我们的效率并没有帮助我们克服工资停滞,我们的忠诚踏实也没能让我们变得更有价值,无论被剥削得如何严重,我们对工作的献身只不过是在鼓励和支持对我们的剥削。” 社交媒体上的幻象, 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感 同样加速这种剥削的,可能还有这个时代社交网络的不断兴起。所有人都习惯在社交媒体上营造一种更酷、更有激情、更值得一过的生活,无论是国外的Facebook、Instagram,还是国内的微信朋友圈、微博,人们都乐此不疲地向外界展示着自己不真实的那一面,就像那句话说的,“朋友圈里充斥的,只有人设。” 但年轻人真的羡慕那些被营造出的人设吗?他们可能对具体的实物(object)并不那么在意,但的确在意那些实物背后折射出的体验,即“一种令人艳羡的生活”:时不时飞去世界各地旅行、猫狗双全、定期打卡米其林餐厅和各类艺术展,似乎网络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唉声叹气和过劳之苦。 虽然很多时候,他们也深知这种“完美的生活”只是某种镜花水月般的存在,但年轻人们还是不断进行着相似的“品牌塑造”,就像童年时候一样,“优化这一品牌”的努力模糊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当你为一条目标对象是老板的朋友圈绞尽脑汁的时候,当你无时无刻不在分享着属于你的观察的时候,也就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下班”一说。 智能手机的兴起使得这些行为变得更加便捷也更加普遍。要知道,在Facebook兴起的早期,用户必须要用相机拍照并上传到电脑上,才能将照片发布在自己账户的相册中,而现在,你的手机已经是一台精密的相机,为记录你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时刻准备着,在一张张精修过的照片中,在不断更新的Instagram故事中,也在一条条加了滤镜的短视频中,它成了辅助你进行自我表演的最佳“贤内助”。 手机成了把人时刻拴在工作场域中的链子,也在不知不觉间模糊了上下班之间的界限。即使员工们已经离开公司,仍然不能摆脱随时随地扔来的临时任务。伴随着通信设备的便捷与发展,当人们从这些智能机器中获得福利的同时,其阴暗面也随之显现:尤其在工作中,曾经的地理、空间和时间距离都被打破,老板可以在随时随地找到员工,分配工作与任务,这就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挟着生活的时时刻刻与方方面面,最终导致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生活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这就应验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言:人彻底异化,变成了工作的机器。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通过获得剩余劳动价值来增加自身利益,在如今“随时工作”的状态下,剩余劳动时间也随之大大增长,远超出工作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最终导致这一在各种互联网通讯设备辅助下形成的现代剥削模式变得更加隐秘而不可捉摸。 伴随着企业“热爱工作”、“为工作奉献”等口号的传播和普及,员工也在不知不觉间对自己进行着一种无意识的自我剥削,虽说时代已经发展到21世纪,但人们依旧无法获取自己的剩余价值,就像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一样,这些利润依旧为资本家所攫取。 当然了,在“形象塑造”方面,能够随时待命、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完工作上遇到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种凸显自己工作能力的方式。 而苦心经营人设的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沦为了当代社畜的一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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