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何看待不公正待遇

时间：2018-11-07 10:52:55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毛主席如何看待不公正待遇

认为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
不公正待遇会使当事者的心态失去平衡，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严重困扰。很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往往从此消沉下去，一蹶不振。在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之后，毛主席为什么能够依然保持顽强的革命意志，成功地走出逆境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主席能够正确分析和对待不公正待遇。
毛主席对不公正待遇产生的原因曾作过富有启示性的分析。他认为，不公正待遇是难以避免的。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会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有时是为了照顾整体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为了选举出一个能够执行七大路线，领导全党、团结全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央委员会，制定了三条选举方针：第一，既要选举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要选举犯过路线错误而又能够改正错误的同志；第二，组织成分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要在认识山头，争取最后消灭山头的前提下照顾山头，即照顾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第三，既要选举能够通晓各方面知识的同志，也要选举只通晓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知识的同志。这三条选举方针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为了团结全党，为了集中各个方面的智慧，要照顾各个方面。按照这样的选举方针，在中央委员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得一些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知识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同志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这种不公平呢？毛主席在七大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些够条件当选的同志不能当选，从一个侧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为了防止因选举产生矛盾而影响党的团结，毛主席再一次解释了选举中的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绝对的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中国共产党从七大以来，在处理党内事务上力争求得一个比较公平的结果，与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相比，党内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能力不行，条件不够，恰好相反，他们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他们之所以落选，一是各方面要平衡，二是选谁不选谁，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要客观地、心平气和地看待选举中的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不要因此而影响工作情绪，影响党的团结。
毛主席还认为，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党内外存在的各种矛盾，也会导致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在中共八大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在回顾了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后，分析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同志在历史上为什么会挨整，会受到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思想认识不一致。他说，那些整人的人跟我们并不是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他们跟我们以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思想认识不一致，必然就会产生矛盾，必然就有人会产生主观主义，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而这种思想认识的不一致，在开始的时候是难免的，党内外的各种矛盾永远都会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些同志在某些时期受冤枉和委屈是难免的。
毛主席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在错误路线统治时期。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到的那些因为思想认识不一致而整人的人，也主要是那些执行错误路线的人，如王明、博古等。由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作风上的宗派主义，因而在他们统治中央时期，不少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和待遇。那么，到了正确路线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的时期，各种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毛主席认为，这同样不可避免。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在错误路线被纠正以后，我们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还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区别只是在于，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而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而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认为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对于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非常重要。认识到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不公正待遇都难以避免这一事实，就能在受到各种冤枉和委屈时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正确对待，把挫折变为自己进步的动力。

视不公正待遇为一种锻炼和教育
毛主席认为，不公正待遇并非有害无益，关键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它。既然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它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当做一种有益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在会议上教育全党的党员和干部要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要把不公正待遇作为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一方面指出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不公正待遇。他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这两种态度，无疑是后一种对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党员和干部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又讲到不公正待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当事者是有益的。在这次会议上，他号召发扬民主集中制，开展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强调不要压制批评，认为批评所导致的结果无非就是被批评者下台、被撤职，或者被调离原岗位，这对被批评者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他说：“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毛主席从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中央期间，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长期“靠边站”。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较多的空闲时间。他利用这段时间，认真阅读了大量过去没有时间阅读的马列著作。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他在1957年曾经这样谈及：“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段时期阅读的马列著作，让他受益匪浅。他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期间，毛主席还抓紧时间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两篇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次调查，对他加深对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正确制定农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并不是毛主席对党员和干部所做的一种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信非虚言。
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锻炼和教育，既是毛主席亲身经历的总结，同时又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发扬。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强调正确对待人生的种种磨难，认为正是磨难造就了杰出人才。关于这一点，孟子讲过一段众所周知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主席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方面的修养和造诣极其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在论述不公正待遇对当事者是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时，一方面经常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加以说明，另一方面也以中国历史上的事例来进行论证。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段话。他说：“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他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对他们本是坏事，但却成就了他们在哲学、文学、军事等方面的传世之作，所以又是好事。他以此为例，进一步说明，党在过去的不同历史时期，都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错误地处理干部，让干部受到不公正待遇，当然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被反对、应该被纠正的。但是，作为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应该正确地对待，因为“一般来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去吸取许多新知识”。

遵守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不公正待遇包括错误的批判、错误的处分、错误的职务变动（降职、撤职或者调职），在某些情况下，也指待遇上的不平等，如职务、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它一般是由上级对下级、组织对个人作出的。毛主席认为，既然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既然不公正待遇对当事者是一种锻炼和教育，那么当事者不管受到哪一种不公正待遇，都应该把党的纪律、党的团结和统一摆在第一位，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待不公正待遇应有的态度。
各种不公正待遇中，最严重的恐怕莫过于职务变动。毛主席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正确对待职务的变动，应该能上能下。他说：“（共产党的干部）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正确对待职务上的变动，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是一个共产党员纪律观念的表现，同时也能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和远大眼光。
毛主席虽然屡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始终遵守党的纪律，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意气用事，不因个人的遭遇而影响党的工作，并在这一方面率先垂范，为全党做出了榜样。1932年10月，他在宁都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调离红军的指挥岗位，召回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对“积年经验多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毛主席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在会后，他作出了两点表示：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仍然愿意积极对待党的工作，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对在宁都会议上据理力争，不赞成把他调离红军指挥岗位的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又对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毛主席一道工作过的李维汉，目睹了当时毛主席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就毛主席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态度作出过概括性的描述：“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主席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这三条，是毛主席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体现，也是他能够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奋，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不仅是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所坚持的，而且是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的。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而且也以此要求和教育全党的党员和干部。毛主席的经历告诉我们：他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思想和行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所有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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