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几个右派朋友，首先就不正确”

时间：2019-06-13 08:44:10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没有几个右派朋友，首先就不正确”

      1957年6月，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情况，当他听到罗隆基讽刺现在是 “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时，愤然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后来成了反右的重灾区。
      此前“整风”中的一系列座谈会上，对执政党或多或少提出意见的民主人士，有张治中、邵力子、朱蕴山、黄炎培、许德珩、刘斐、王昆仑、邓初民、张奚若、陈叔通、钱昌照、李德全、翁文灏等，依照“情理”，他们大概难逃右派的“法网”。此外，马寅初、梁漱溟、傅鹰、梁思成、冯友兰、王芸生、萧军、陶孟和、竺可桢等人，他们或是早已“臭名昭著”的“死老虎”，或是在这次帮助执政党的整风中出了名的，或在历史上就是右派。奇怪的是，他们居然在这场反右运动中平安无事、无恙无灾。
      反右运动爆发前，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说黄炎培、胡子婴等已从外地考察回来，怕他们在“鸣放”时出现问题，于是赶紧让孙起孟给他们打一个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讲话。黄炎培有幸被打过“招呼”，其子黄万里却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认为是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的过错，厉声对他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
      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讲话，他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样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么！”周谷城、张治中以及上述人物，他们政治上准确的身份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很明确的。这些“右派朋友”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时信手拈来点了几个人的名字，他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
      说到反右运动时各大报纸，当时受到沉重打击的有《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然而过去以“右”著称的《大公报》却表现得十分沉稳，其主持者王芸生也没有四处“鸣放”，于是落得个平安无事。至于党报《人民日报》，也由于社长邓拓把得紧，没有在报上胡乱“鸣放”，相比较而言，损失就小得多。
      其实，《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当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并且眼看就要被划成右派。有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打电话给《大公报》中共党组负责人，说“不要给王芸生划右派了”。社内的一些激进群众听到此事，还去中宣部“抗议”，指责说：为什么不让给王芸生划右派？对此，王芸生自己也颇为纳闷。直到1960年，他才从杨东莼那里得知，原来是毛泽东发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
      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以为：其父能够“幸免于难”，依据王芸生自己事后的揣测，毛泽东所以保他乃是因为重庆谈判时他与章士钊曾建议毛泽东实行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以及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于席间曾对《大公报》记者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在“大鸣放”时，王芸生因在文化部学习哲学，因此免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右派言论”。然而，此后在新闻界的批判会上，王芸生却并未得以免受炮轰。就在王芸生即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大公报》旧人曹谷冰奉命来“宣旨”（“反复向其交代”）：“只要在那些问题上做些检查即可过关。”（至于哪些“问题”，文中并未交代）王芸生感到突然，欲询问之，曹谷冰以不知内情而不语。后来王芸生在大会上做检查，如此这般，终被人“搀扶护送”而出，“事情就算完结了”。
      后来，中共与王芸生之间的联系人杨东莼告诉他真相，即王芸生的过关乃是领袖的示意。然而，王芸生闻之却甚为不安，并且感到“内疚”。为什么？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内疚，“从此闷闷不乐”，患上了糖尿病。
      当年《大公报》记者刘克林之子刘自立后来还说：王芸生的无恙，仍是当年毛泽东说过一句关键的话，即：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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