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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7-25 07:51:31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王礼堂 - 小 + 大
世纪农者 我们这批“共和国同龄人”，有太多“”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经历，全国近两千万知青下放农村，就是其中之一。这几年的知青生活，究竟是一笔人生财富，还是青春的一声叹息，终究都归为历史了。走向暮年的我拿起笔，记录这段生活的一些点滴，算是复原历史吧。 我是1968年12月下放到湖北麻城县的，下放点是城关镇红石公社三大队胡家垱村。这里虽属城关镇，但离县城还有20多里地。与毗邻的乘马岗区界碑就立在我们村口。 胡家垱村是个小村，当时共有19户人家，近100村民，全村数十栋农舍沿着门前公路一字排开。我们这个知青点共六人，三男三女，三男都是小学同学。我年龄居中，当年18岁。小刘年龄比我稍小。另一男（且称为长男）比我大两三岁。三女中，年龄最大的（且称长女）是长男的女友。居中的是我妹妹，最小的（且称小女），是我妹妹的低年级的同学。 我们的到来给这个偏僻的小山庄带来些许欢乐。他们以中国式农民的纯朴，热情地接纳了我们这批本來应进更高学府深造或进厂务工的“见习农民”。 (一)农耕 进村之后，村里为我们每个知青确定了每日工分标准。标准以劳动能力划分，身强力壮农活娴熟的男人为最高分十分。女人多为八分。知青中小刘身体最壮，定为九分半，我次之定为九分。当时我们赖以生存的口粮都是与工分挂钩的。 我们村属半丘陵地区，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有棉花、花生等。当时我们最喜欢干的活是锄棉花。干这个活，可以挺直腰杆，徐徐前行，地面干整，空气清新，干满一天也不觉得累。农谚说“棉锄七道白如银”，所以，锄棉花的活儿并不少，但多以女性为主，忙不过来时才抽男性来帮忙。 农活中，我们最怕的是插秧。我们这里是种两季水稻，为了抢季节，首季稻秧必须尽快插完。当时的口号是“不插五一秧”，就是要抢在“五一”前把头季稻秧插下去。插秧时须把裤脚高高挽起，左手抓一把秧，右手不断把从左手分出的一支支秧苗插入水田。要求快速、准确和均匀。农谚又说：“最苦倒退活”。确实此话不虚。弯着腰在沒膝的水田中退步而行，一干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干完活后人的耐受力差不多到极限，腰酸背痛，两眼肿胀，头脑昏沉。最为难受的是腰几乎都断成了两截，不用手撑着几乎无法伸直。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收工，村里已是“依依墟里烟”了。回到知青点后，我们应该立即涮洗涮洗，然后开始分头点火做饭。但因为极度疲劳，就想躺在床上恢复一下再说。结果第二天清早才发现两腿裹着厚厚的田泥，已在被窝里熟睡了一宿而“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事几乎我们每个知青都经历过多次。 最令我们兴奋的农活就是上山砍柴。村里已为我们准备了一些柴，但不足部分仍需我们自己解决。每次上山砍柴，我们都叫上老农给我们带路。虽说村庄右边望去就是大山，但“望山跑死马”，来回也得走20多里山路。但我们都觉得吃这点苦真值。呼吸着林间清新的空气，观赏漫山遍野的花草，静听无数的烏雀鸣叫，此时陶老夫子“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诗句自然从心底涌出。这如其说是上山砍柴，到不如说是现代驴友的一次郊游。当时我们打过柴的麻城龟峰山，现在已成为名动全国的旅游胜地。每到春季，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海吸引着无数国内外游客。 我们村地广人稀，刚去时队里就分给我们知青点两亩多的自留地，这真叫我们喜之不禁。我们在自留地里种了不少蔬菜，由于缺乏种植技术，蔬菜常生长不好，农民们就隔三差五的给我们送些蔬菜。蔬菜不够吃时，我与小刘就去抓田间青蛙。两人一人拿手电，一人拿小尼龙袋，因为当地人当时都不吃青蛙，所以田里青蛙到处都是，我们每次都能抓不少。回家后就把抓來的青蛙装在一个约半米髙的窄口水缸里，缺菜时就抓几只吃。当时的青蛙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做熟后那鲜香扑鼻的味道，至今我都念念不忘。 自留地里种的最多的是花生，因为村里的地都是沙土地，适宜花生生长。花生很好打理，种子种下去之后，平常不需要多费心。第一次收获时，我们种的花生足足装满了五个箩筐。总计有200多斤。看到这沉甸甸的劳动果实，我们只知道高兴，也顾不上这是否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当时的政治连成年人都不懂，何况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半大小子。 (二)文化 当时的全国文化生活一片荒漠，孔老二被打倒了，前人的一切文化遗产都被当成“四旧”扫地出门。在武汉我平时就喜欢逛书店，下乡每一次到县城里去，我都要去新华书店。当时书店里书很少，柜台不过摆放几本《毛主席语录》和单行本，还有几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类的东西。我下乡时，随身带去的几本小说也被翻烂了，后又不知道被哪位同学借去，不知所踪。 全国舞台当时演出的就是几个样板戏， 而且都在大城市演，我们这里看不到。当时民间偶有互相轮番组织的唱大戏，或放露天电影。只要听到这类消息，我们不管路多远，人多累，也会早早赶过去观看。不过，这种机会总是凤毛麟角。 当时村里还没通电，晚上照明都是点的煤油灯。那时做梦都不会想到今后还会有电视，电脑。记得那个时候为了了解时事，我还装过几台收音机，都是用那个紫铜头的烙铁放在煤油灯上加热进行线路焊接的。 农村历来盛行标语文化，我也经常被村里安排去刷标语和编黑板报。书写的都是一些紧跟形势的应景东西。莫看我们村是弹丸小村，写出来的标语却是格局奇大无比，如《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等，无不气吞山河。村里小孩也尊称我为“王老师”。每当此时，我也不禁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已能够眸睨一切了。 小刘拉得一手好二胡，紧张劳动之余，他一定会拿出心爱的二胡奏上几曲，如《二泉映月》、《江河水》等。他拉二胡时神情专注投入，如醉如痴，情到深处时常泪流满面。我每次听到他这如泣如诉的二胡名曲时，也不禁陶醉其中。当时这不啻是文化沙漠中沁出的几滴甘泉。 当时的流行歌曲都是清一色的毛主席语录歌等红歌，但有一次例外。记得那时候我们公社组织了一次知青联欢会。当知识青年会前互相飙唱红歌时，一个另类声音出现了。几位知青唱起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我们听的大惊失色。这些歌现在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可是禁唱的黄歌，属于资本主义毒草。后来一打听，第一个开唱脸上长着青春痘的女孩，是我们湖北当时深孚众望省长的女儿。其后唱的两个男孩，一个是省军区司令的孩子，一个是武汉部队参谋长的小孩。也只有他们有条件、有胆量唱出这样的歌曲。至此之后我才知道天籁之音的真正含义。 （三）情感 我下放那年，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就像当时电影《柳堡的故事》中插曲唱的那样，是可以坐在小河边谈情说爱的年龄。但我们知青点六个人却走了三条不同的情感之路。长男长女下放前好像就是一对恋人，下放农村对于他们来说是度密月。平时他们有时也与我们一道出工，更多的时候是不出工，成天宅在小房间里面“专司”谈恋爱。虽然他们只比我们大两、三岁，但在我们眼里，好像足足大了一辈人。我们就弄不明白，他们每天卿卿我我，哪有那么多说不完的情话。可能是年幼无知吧，我们完全不知道处于热恋之中的男女相互间的引力有多么大；他们恋爱中的热烈，又是多么合乎人性的天然流露。每逢此时，跟我们一道出工的老农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王哥，你什么时候也吃吃鸽子肉？”（长女的姓氏谐音）看到我一脸懵懂，他们也往往不再朝下打趣了 我们兄妹和小刘，好像是情感问题的绝缘体，尽管身边就有一对现场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仍是冥顽不化。一来可能认为自己年龄还小，谈情说爱也是遥远将来的事儿；二来可能也是响应当时政府的号召，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也就心无旁骛了。（我下放农村22个月专心务农，没有回过一次家。） 在情感问题上走得最远的是小女了，她下放时年龄还不满17岁。平时参与队里劳动，他不比哥哥姐姐差，还能尽自己能力为这个知青之家作贡献。她在队里人缘很好，与村民都混得很熟。我注意到村里会计经常借故接近她，对她格外照顾。下放不到一年时，我们就听到她与会计谈恋爱的消息，当时我们都不太相信。那是城乡差别巨大的年代，这条城乡之间的鸿沟是很难踰越的。后来传闻越来越密集，那位村会计虽然文化不高，年龄也比她大上十岁，但却像一位“情感精算师”，知道一位远离父母，孤立无援的少女，心中最缺就是亲人的温暖。他的一番情感攻势，终于猎获了武汉少女的芳心。再过不久，小女就离开我们知青点，搬到会计家住下来了，我们知青点就由六人变为五人。 （四）趣事 我邻村有段时间经常有村民养的鸡被盗，此村过去从来没有丢失过鸡，村民觉得很是蹊跷。这个村里平时也没什么外来人，只是前不久从城里来了几个自称是“国务院特派员”的年轻人。村里人先不敢怀疑是这些年轻的“大干部”所为，就偷偷跟踪他们的行踪。当他们再一次在月黑风髙夜伸手偷鸡时，给逮了一个正着。这时村民就把这伙自称为“国务院特派员”的年青人的逐一捆起来，然后就绑在村里的树上拷问。后来，他们终于扛不住了，对多次偷鸡的事实“供认不讳”。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也是武汉下放知青，只是少不更事，喜欢搞点“恶作剧”。后来此次偷鸡风波的一个主角也与我先后招工到一个厂，再后来还成为我麾下的一员。那时我也可以自豪地吹嘘，我的部下中有“”国务院特派员”，级别自然是很高的啦。 知青当时都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遇事容易意气用事，尤其是血气方刚的男孩。一次公社六大队几个知青与前文所叙的几个高干男知青，不知因何事闹起了矛盾，双方恶斗了一场。后来又“约架”，打算在返回武汉的某必经之处再度交锋，被公社发现后，及时制止了。第三次终于找到了机会，六大队一知青（当事人），孤身一人到县城里交完公粮，返程时碰上了三、四个高干男知青。这几个仗着人多，从不同方向向六大队知青围了过来，有一个还拔出了藏在马靴里的刀。他见势不妙大声呼救，碰巧有几个农民收工途经此地，拿起冲担驱散了这伙人，并把他们手中的刀具缴下交给了公社。后来，持刀的一个高干子弟找到公社的刘社长求情说：“这把刀是我爸爸从日本鬼子手中缴获送给我做纪念的，希望社里退给我。”社长正色道：“刀不能给你，我还要到省里找你爸爸汇报这件事。”事后我问刘社长，到省里找到军区司令了吗？他忿忿地说，走到军区大院门口，警卫员硬是不让我进门。 还有件趣事也是与高干子弟相关。当时高干子弟下放的那个点距离主公路还有两三里路，没有正规通道相连。遇下雨时，道路泥泞不好走。为此，县里拨了专款，修了一条好路直通主公路。道路修好后，县长在公社干部陪同下看望这个知青点。此时的几位高干子弟正在打扑克激战正酣，没有理会县长一行人。事后，我们问一高干子弟为何不理县领导？他不屑地说：“县长原来是我爸爸的马夫！”此后不久（大概是197O年3月左右），他最先离开知青点，据说是到英山县上任人武部长。走时是空手一人，后來是他爸爸安排警卫员帮把行李拿走的。 下放一年半后，我妹妹第一个招工进厂，小刘被部队招文艺兵带走了，22个月后我也招工进厂。长男长女早就不辞而别去武汉筹备婚事了。小女后来是以村姑终老还是也已返城，我就不得而知了。 2020年3月12日 作者武汉是双洞门中学66届初中生 【人民之声编者按】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毛主席在文革中的战略布署。很多知青离开农村后，每每回忆起这段岁月，心情都是激动溢于言表，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太锻炼人了”，有微词的不是太多。本连载选自一本名叫《知青岁月》的书。通观此书所收之文，绝大多数可套用流行词是“充满正能量”。本网从即日起择此书之文进行连载。但令人大跌眼镜地却是顾问写的序言，犹如一个怨妇一样处处“滴满伤心泪”。现将序言全录如下，以供参考。 我们也是历史（代序） 胡燕怀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大多不堪回首，当年在社会底层经受的那些磨难、挣扎、痛苦和绝望，至今想起来还让人痛彻心肺。没有谁愿意选择苦难，因此人到晚年总是避免再去回想那些苦难的岁月。但是那些曾经的岁月总是在不经意间重又回到了你的眼前，就如同我眼前的这本《知青岁月》。知青岁月留给我们的是刻骨铭心融入骨髓的记忆，它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从精神到肉体。 我们这代人，是共和国一段不能抹煞的历史。 那是一段无法言说的历史。青春年少时的无知懵懂，被政治的狂热煽动得忘乎所以迷失了理智，我们听信了太多的美丽谎言。等到我们来到农村才恍然梦醒，仿佛是被人利用的弃儿。极“左”的年代结束了，我们醒过来了，那些崇高的“革命”理想成为了海市蜃楼。 那是一段需要反思的历史。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并没有给农村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无非是学会了最简单原始的农业劳动。“三农”问题和城乡差别，奢望几千万知青下乡去承受这不可能承受的历史之重！在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我们后来知道的真相是：当年无法解决这几千万人的升学和就业，需要我们这整整一代人为此而作出牺牲。于是我们成了最倒霉的一代人：大饥荒我们赶上了，“文革”我们赶上了，下乡我们赶上了，后来的下岗也让我们赶上了。若干年后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城市时，那里已经没有了我们的位置。我们没有青春，没有学历，没有技能，干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收入，社会的每条上升通道都在我们面前关闭，我们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或许我们可以举出几个知青中的成功者来为上山下乡正名，但那些幸运儿在数以千万计的知青群体里毕竟凤毛麟角，没有代表性。反过来被上山下乡埋没和扼杀的人才又该有多少？在正常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人生原本就不该这样。 那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不能忘却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太多的改变。我们能吃苦，耐劳，面对挫折和磨难有坚韧超凡的承受力；我们努力上进，做事认真、锲而不舍，有责任感，也有担当；我们忧国忧民，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面对比我们更不幸的人，我们愿意倾尽全力帮助，“穷”不仅独善其身，“穷”还要兼济天下。……我们所有的优秀品质都源于那段苦难。不仅仅是精神层面，还有我们的肉体。在农村摸爬滚打那么多年，谁的身上至今没有留下繁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创伤，长期的艰苦生活所带来的疾病困扰？那时我们都太想证明自己了，尤其是出身不好的所谓“黑五类”子女们。不能忘却，还因为苦难的生活也并非都是苦难。知青战友们的相扶相帮，患难中的情谊，生活中的笑话、趣闻轶事，善良的乡村父老对知青们的体恤和关怀，难得的一次口腹之欢，甚至一次阿Q式的苦中作乐，都成了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唯其是苦难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所以才弥足珍贵，让我们没齿难忘。《知青岁月》里就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往事。几十年过去了，当它的作者们以轻松的笔调在写到那些往事的时候仍然如数家珍，历历在目，可见那段岁月在他们心中留下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苦难，它铸就了我们这代人天赋异禀的优秀基因。黄石知青文学社真是做了件好事，《知青岁月》是值得收藏并传之后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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