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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8-10 16:52:20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周建华 - 小 + 大
灰印（纪实小说） 1969年，我初中毕业，插队落户于鄂城县梁子湖区跃进公社一个叫伍占云塆的生产小队。这是一个山环水绕、风景秀丽的小村庄，长港河从村前静静地淌过，对面是一望平畴的百亩田畈。 （一） 凌晨，当我们沉睡在梦乡时，塆子祠堂门前广场的有线广播高音喇叭里，就发出了嘶……吱……杂乱无章的声音，还传出“嘭、嘭、嘭”的麦克风敲打声，和“喂、喂、喂”的呼叫声。 这是生产队长成贵明在祠堂内那几乎属于他“一人广播室”里，拉响了全塆人一天劳作的“出工交响乐”。 这时，天还没有亮，大约凌晨5点半左右，不一会儿，那里就响起民乐合奏《喜洋洋》，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广播的节目，虽然离队长成贵明那一声高过一声的 “出工咧......”的叫喊声，还差一段时间，但是，再也睡不踏实了。我在床上翻来复去，不时侧过头看看旁边胖子吴同学的动静，实际上他早就醒了，也在迷迷糊糊中窥探我的情况，都巴不得对方还赖在床上，自己也能多睡一会儿。 塆里的农民家宝是我的好朋友，一大早叼根自家卷的旱烟走了进来，一脸怪笑地望着我：你知道贵明把广播打开了，又跑到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嘿嘿，有人说他又跑回去睡觉了。”队长虽然比家宝大20来岁，有38、39岁了，但家宝辈分要比队长长一辈，在人前背后便直呼其名。家宝的话我不十分相信，但我明白，队长早晨操纵的这一组“出工交响乐”，无非是催促农民早点起床，能按时出工。 待到队长7点多钟重返广播室，随着他“出工咧......”的叫喊声落地，从各屋稀稀拉拉走出的农民便聚集到村中祠堂前了。队长带大家学几段毛主席语录，或念一篇“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纪念张思德》），喊几句“三忠于”的口号，便开始派工，不到8点钟农民便分头奔向了田头地脚。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出现在农事不太忙的日子里，待到7月中旬“双抢”到来，不待队长的广播响起，早晨5点，甚至4点多钟，农民就得起床出工了。农时不等人！几千年的习俗，早就把农民训练得像候鸟一样，他们摸着黑，提着秧凳、打着赤脚，趁黎明前的凉爽把一天要插下去的稻秧苗准备好。当年各小队上交的公粮、余粮是和农民的口粮是挂钩的， “双抢”口号是“不插‘八一’秧”！不由得农民“出工不出力”。在“烈日炎炎似火烧”的20多天高温天气里，抢收抢种，一边要把早稻收割起来，将水田重新犁好耙平；一边踩着被晒得发烫的水田，弯腰弓背地把晚稻秧插下去；还要赶在雷雨之前，把稻谷从几里外的田畈挑到山丘上后头垴的打谷场，迅速将谷粒打出来。 我最害怕的是挑“草头”。把收割下来的稻禾扎成一捆捆，用两头嵌有铁尖的硬木“冲担”，左右往稻捆中间一刺，然后双手用力往肩上一放，大约150斤左右。然而再远的路程，中途是不能搁在地上歇息的，早稻稻穗受到抖动很容易脱落，只能左右肩膀换来换去省着点力。最初我挑不动 “换肩”也不熟，农民就让我专找小捆子的“草头”挑。 “草头”挑到打谷场，要跨过长港河，河面有60来米宽，水深3米多。一名农民稳住身子站在小木筏尾划动双桨，六、七个人挑着“草头”挨个地站在摇摇晃晃的木筏上，农民把我夹在中间，生怕我把筏子弄翻了，不停地叮嘱：莫动啊！。这时，太阳已落在西边，随着木筏一耸一动地前行，我的力气仿佛都耗尽了，咬着牙关绷紧身子骨硬挺着，挂满了汗珠的双眼一片模糊，在落日的余晖照射下，满眼都是彩色的光团在飞舞，此刻只要我肩膀一松，便会人翻船覆，大几百斤的稻子付诸流水。 终于到岸了，我颤巍巍地走下船，咬紧牙关发出最后的冲刺，终于登上了山丘顶端的打谷场。场上的谷垛已经码得像小山一样高，需要挑着“草头”爬上木梯，负责码垛的农民看到我颤巍巍的样子，就在后面照护着我爬了上去。 忙到午夜，队长成贵明给我和吴同学分配了一个新的任务：“今天晚上，你们俩个崽守夜看谷子”。 为了防止被盗，要在谷堆上盖上“灰印”。所谓“灰印”是一只有手把的四方木盒，里面盛着石灰，底部木板上镂刻着村名“伍占云”的空心字，蒙着网状纱布一抖一盖，谷堆上就留下了 “伍占云”石灰印。动了谷堆“灰印”就破坏了。这只能算是一种信物，与中国传统的那种用力一拉就被打开的簧片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只锁君子锁不住小人”。果然，就在我俩看守的夜晚谷子被盗了。 那是一个晴好的夏夜，南风习习，四周一片蛙鸣。毕竟是第一次值夜，我和吴同学都有点紧张。脚下，是一汪叫“青龙海”的黑黝黝堰塘，对岸环绕着林木森森的山丘。农民说里面有一条大蟒蛇，是打不得的，是塆里的风水。虽然是个传说，但我却真正地碰上了。就在五月一个雨后天晴的上午，我钻进树林的采蘑菇。小伞般的五颜六色蘑菇开满了草丛。按照农民所教的那样，我只采那种伞背上折皱很嫩，一摸就破了的蘑菇，如果折皱跟橡皮一样僵着摸不破就是有毒，。蓦地，我感觉到一阵风从身旁滑过，眼前半人多高的草丛快速向两边分开，像被劈开的绿色波浪向前延伸，很快就消失了。事后说给农民听，农民说我福大命大没有被蟒蛇拖走。 我俩把打谷场上的石磙滚了两个过来，放在了对准堰塘的山坡上，以防蟒蛇冲了上来。最终，还是顶不住疲劳，撑到大约凌晨3、4点钟，我俩相继歪在窝棚里沉沉地睡去。 朦胧中，我被人使劲推搡着，睁眼一看，吴同学正哭丧着脸，脸上挂着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结结巴巴地说：“建……建华，灰……灰印被动了”。我顿时清醒了，立即冲出窝棚用手电光一照，果然，其中一堆谷被扒得凹陷了一大块，二、三处“灰印”被弄得支离破碎，显然谷子被盗了。 真他妈的邪了，这是哪个狗日的害我们，偏偏我们值班时来偷谷！我十分气恼。此时，天也快亮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能破案，把盗贼抓起来狠狠地批斗一顿。当年讲的是“阶级斗争为纲”，出了这样的事，如果是一起阶级敌人破坏“双抢”的案子，问题就严重了。我和吴同学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先是怀疑狗和什么动物光顾过，就在前不久，村里的一只大黄狗就把分给我们四个知青的五斤菜油舔吃得干干净净，那是我们整整一年的定量油呀！当然，如果真的是狗吃的，我俩责任就要轻得多，但左看来右看去，“灰印”破坏痕迹实在是不像动物所为，狗怎么会吃那硬刺刺的毛谷颗粒呢？感觉到最大的可能性是附近塆子的人偷的。 队里领导除了队长去大队开会外，包括会计都来到现场。查看后，他们否定了我们的判断。那位短小精干、不苟言笑的财经队长续发，此时居然皮笑肉不笑地说：莫在那里瞎说了，邻塆的人来偷你的谷，只偷你三、四十斤谷，不把你俩都偷去才怪呢？”。 平时，我总认为他是在装深沉，说话是吞一半吐一半，让人摸不着头脑，此时，我俩更不敢得罪他。只有附和着说：“是的啊，真是邻塆的人来偷谷，至少也得挑一担吧。” 那么，是谁偷了谷呢？队领导一个个绷着脸，骂了几句：“这是哪个鬼戳的做的戳嘎（缺德）事！”，便招呼农民抓紧把谷子挑回祠堂仓库，对我们什么也没说就散了。 难道是村里出了“内盗？”，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琢磨着，比我年长的吴同学到底多吃了几年饭，他问：“你还记得柿宝说的那些事吗？”。 柿宝是村里一位十四、五岁的小青年，初中没毕业就回村务农，兴许是多喝了几天墨水，说话毫无遮拦，总爱争出个理，倒有点像现在的“愤青”。他曾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就在我们插队落户到这里前一年，小队里闹出的一件震惊四乡八里的不光彩事：私分了粮食！原先的队领导受了处分撤了职，全塆子的人被停止了第二年上半年的口粮。 在当时，私分粮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按上面的规定，每年收割之际，各生产队都要按田亩和收成的实际情况，如实地上报向国家上交公粮和余粮，公粮是硬指标必须完成，然后，上面根据收成的情况，核定各小队分配的口粮，有了余粮也要上交。我所在的小队在当地是属于比较富裕的，男性劳力一年的口粮是400多斤谷， 如果是早稻按7比3的比例，可以出280斤大米，平均每月也就20多斤米。晚稻8比2可多出点米，晚稻米好吃，农民却不喜欢，怕吃多了，挨不到第二年新谷登场。这些谷米，得用出工的公分换回，一天满分10分，折合3角多钱，勉强可以拿回400斤谷。当然，也有比我们小队好的地方，像长港河对岸的号称“金牛南城畈，十万八千担”的生产队，一年人平600斤谷，是当地农民羡慕的对象。然而，邻近比较穷的几个村，由于上交少，不但口粮低，一天公分只有几分钱，农民常年超支。 全塆子的人被停止了半年的口粮，那可是一件天大的事！当年，即使城里人有钱也买不到大米，每月要凭粮票购买，农民就更不用说了，吃盐还得靠鸡生蛋去换，哪有钱和粮票去买粮食呢？ 平时，塆子里几个小青年吃饭时，喜欢端着碗来我们知青屋里边吃边聊。看他们碗里和着菜煮的糊子是黑色，拿在手里的粑粑、窝窝头也是黑色的，我很奇怪：“你们吃的是什么呀，黑糊糊的？” “苕渣！”说着有人便递过来一坨给我品尝。我尝了第一口还有点红薯味，第二口就有些苦涩，第三口便觉嘴里发麻无味。整整半年全塆子的男女老少就靠吃这种苕渣填饱肚皮。 苕渣就是红薯被加工提尽淀粉后剩下的残渣，一般是拿来喂猪的。当时就是这种苕渣也是不容易弄到的，我们村子临近湖区苕种得少，只有挑着麻袋翻山越岭一百多里到大冶毛铺深山里购买。这条路，农民是熟悉的，在荒年之际，口粮用尽，他们就靠苕渣度过饥荒。好在当年知青下农村国家补助半年粮，我们躲过了吃苕渣的命运。到五月初，农民的苕渣也吃得盆干钵净，我们的补助粮也吃完了，正好山地里的蚕豆成熟了，为了接上小麦和稻子成熟，我们吃了一个星期的蚕豆。和着盐水蒸煮的蚕豆香喷喷、粉嘟嘟的，看起来像美味，然而一碗没有吃完，喉咙就像被粉尘堵住一样，吞不下也吐不出，只有和着一杯水，一小口一小口吞咽。 联想到这些事情，我忽然感觉到塆子里好多人都可能是怀疑对象，排来筛去没有证据也不能瞎说。好在领导们没有追究我俩的责任，只是在晚上的学习会上稍提了一下。队长说：“小吴和小周两个崽，瞌困大，被人捞（偷）走了几十斤谷，大家就要注意了，现在是夺取“双抢”胜利的关键时刻，一定要收好谷，管好粮，做到颗粒归仓，力争多交公粮和余粮，备战备荒为人民……”。 此时，农村已度过了“青黄不接”五黄六月天，农民终于盼来了一年中出新米吃几天饱饭的好日子。人们像历经了一场千幸万苦的磨难，浑身里流露出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就是平时寡言少语的姑娘、媳妇们也笑嘻嘻地结伴跑到我们知识青年屋里串门来了，那位喜欢向我透露“秘密”的农民朋友家宝，这一次竟对“灰印案”没有发表一句高见，有时我试探着与他聊聊，他 “嘿嘿”，似笑非笑地搪塞着。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队里如此低调处理“灰印案”，不光是对我们知青初次值夜失误的谅解和呵护，其中必有隐情，难道是队长怕得罪了村里人？ 队长成贵明是 “嫁”到伍占云塆子的“坐堂女婿”。他受命上任之时，正是全塆子挨霉受罚之际，塆里除了一两家杂姓外，全都姓一个伍，就他一人姓成。当地人认为“坐堂女婿”是吃“软饭”的。就是五代十国建立后汉的那位开国皇帝刘知远，因为当年落魄之时做过 “坐堂女婿”，即便登上了皇位，常常被人提起当年他为女人倒马桶的事来开涮他。何况，一名小小的农村生产小队长？虽然，当时到处是“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口号和行动，但在浸润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中国农村，队长仍然逃不脱有人背地里故意编排他。他的最大 “软肋” ，就是结婚多年没有生一子一女，队长身材魁梧，娘子娇小玲珑，有人说他俩不般配，该阴（注定）没有后代。甚至，队长的长相也遭到批评，说他的鼻子、眼睛、嘴巴都快挤在了一推，长得像只大马熊。这点我可不认同，正是这张憨实的脸上，一对厚嘴唇常常漾着微笑，给人一种踏实的安全感。 也不知道闲言碎语怎么就传到了队长岳父兴家爹的耳朵里，他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我揣摸他是在骂人。他年近花甲，是个精瘦而又精明的老汉，即便是在菜地里浇粪，也要把斑白的头发向后梳理得整整齐齐，抹上凡士林油，裤脚挽得有棱有角，浑身上下一丝不苟。他种的芥菜是一流的，又大又嫩。说起话来一板一眼，与人争辩时，关键时来一句“夹谷要夹出米来，说话要说出理来，”，一下子就把那些不善言辞的农民给噎住了。他膝下只有两个女儿，模样长得都很端正，大女婿就是队长，二女婿是部队的营级干部，再加上他的阶级成分不高也不低，是个上中农，塆子里人一般不会明里去招惹他。可想而知，他既然能相中队长这个“坐堂女婿"，队长就不会是个“孬种”，再说，队长的上面还有大队部支持呢? 就在当年三月浸谷种的时候，塆子里有人不止一次地向队长提出将祠堂仓库里堆着的近千斤“二弯子”（瘪谷）分掉，拿出来“救急”，都被他拒绝了。那些瘪谷，是有壳少米的劣质谷留下喂猪的，上面规定小队牲猪也有上交任务。队长拒绝的理由既简单又有力：“吃不饱肚子也不能跟猪抢食呀，到年底拿什么给猪贴膘呢？”于是，我相信，队长不是那种怕人怕事的人，他是不会轻易地放过那个 “偷谷贼”的， “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搞法”， 或许他正在暗地里使劲呢！ （二） 晚稻插下去以后，连续半个月的响晴天，长港河畔的抽水基站昼夜24小时不停地将水排到沟渠里，也难以缓解水稻田里的旱情。队里就把两台木质的老式水车扛了出来，架在河沿上，我们和农民戴着草帽，顶着烈日，两人一组轮流摇着木把抽水。抽水的地方离村子有一里多路，每天下工后，我就用山上砍来的竹篙当钓竿，沿着河岸钓鳑鲏。钓饵是厕所的蛆，用草木灰滚滚就干净了，钓大点的鳑鲏得用肥硕的蛆，农村常年缺油少荤，厕所里没有臭味，连蛆都是干瘪瘪的。如果运气好，找到了一些肥硕的蛆，到了村子，就能钓到满满的一大碗鳑鲏了。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这个连一堆谷都没看好的知青，竟被被队长委以重任：看境。 何为“看境”？各小队在四周的山丘上都有自己的地盘，为了防止属于本队的树木柴草被人盗砍，就要派人巡守，同时，还要照看田地里庄稼，防止猪狗牛羊践踏。此活有责任，但很轻松，至少是免了许多肩挑背扛的农活了。原先，队里采取的是轮流值日制，农民每天轮换着“看境”，有些人往往趁这天做些自家的活，时常出现庄稼被糟蹋，柴草被盗的事。 派我看境，也有偶然因素。就在前几天，正轮到我值日。漫步在山上，我百无聊赖。突然，发现一只半大的黑猪正在苕地里啃扒苕藤。我蹑手蹑脚地偷偷地从地垄后面绕过去，猛地冲上前，捞起猪的后腿，一下子就把猪给逮住了。猪嚎叫着，被我提回村子里，直到晚上邻村的李家塆人来找猪，才还给他们。顿时，“小周这崽跑得真快，把李家塆的猪都给捉住了”，像一条爆炸性新闻在村子里传开了。队长正好因势利导，在晚上村里的大会上把我好好表扬一番，并宣布：“我和续发（财经队长）几个队长商量了下，从明天起，小队“看境”的事就由小周一个人负责算了！”一下子就把许多人的“好事”给端了，交给了我这个无牵无挂的“裸民”。 当年我只有16岁，身材瘦小，心里的压力很大，既庆幸得到 “美差”，感激队长的照顾，又担心再出现像 “灰印案”那样的失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很负责地，小心翼翼地干好“看境”的事。最大、最明显的成绩就是在第二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村前几块田里的红花草（植物肥料）长得茂盛极了。早晨，农民出工必经那条路，队长扛着锄头站在那里，像开现场会一样对农民说“大家伙看，以前这几块田里的红花草都被畜生啃成“瘌痢壳”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吧。” 家宝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嘿嘿，你也成了队长的大红人了，都赶上怡宝了。”他说的怡宝是队里的那位 “技术员”。其实，怡宝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和老母一起过活，快30岁的年龄了还没找媳妇。他这种技术员既没有职称，也没有职务，平时喜欢读书，经常向公社、区县广播站写点稿子，尽管他已故的父亲在旧社会当过保长，但队长把他看成是人才，专门叫他负责推广上级提出的“科学种田”的事。他身材瘦瘦高高，常常身着 “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俨然一副知识分子的架子。 队长对“科学种田”充满了憧憬，不论开会、还是平时闲聊，常常念叨，再过不了几多年，农村就要实现“三化”了。在会上，怡宝笔挺地站着，一字一顿地帮队长解读道：“三化“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宏伟蓝图，第一是道路机耕化，小田埂将改造成机耕路，汽车和拖拉机直接开到田边。第二化是农田园田化，小块田都要改成比队里那块“一担八（20多亩）”的大田还要大，用机械种田。第三化是种植科技化，插秧、种棉花要改变传统方式，实现高效高产种植。 怡宝的确不负众望，当年，我们塆子的“科学种田”搞得红红火火。插秧前都要用画行器，把稻秧的间距规规整整画在田里；种棉花用上了营养钵，对棉株幼苗的成长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喂猪采用发酵的糖化伺料，猪吃了就睡；队里还专门开辟了一块试验田，种上了一季超两季的一季稻，并且插秧还轰轰烈烈地用上了两台趸秧机，看那架势，农民似乎就要从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水田里解放出来了。然而趸秧机插的秧，成活利率低，怡宝就义愤填膺地批判起日本来了，说小日本有像人手爪般灵便的插秧机，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是“蚍蜉撼树谈何易”！仿佛他有能力解决这道技术难题似的。 尽管他说起话来眼睑下垂，睥睨一切的样子，不讨人喜欢，但队长要我们向他学习，我们成了他 “科学种田”的助手。他的母亲高兴得不得了，经常想法设法地弄点好吃的，请我们和他儿子分享。 第二年“双抢”时，我终于逮住个挑战怡宝的机会，我发明了“薄荷冰水”。此前，农民都是喝他制作的“鱼腥草茶”。炎热的盛夏，这种茶容易隔夜馊，一般是现烧现喝，滚烫的“鱼腥草茶”挑到田里，农民难以下嘴。我在“看境”中，发现了山坳里有一股泉眼，清凉明澈的泉水舀都舀不干，忽然想到了在工厂学工时，工人在夏天喝的那种甜甜的“冰水”，于是，灵机一动，就到大队赤脚医生那里要了几瓶“十滴水”，在大队合作社商店里自费买了点糖精，倒进泉水里做了两桶“冰水”。“十滴水”里面有薄荷，加上一点糖精，又甜又清凉，农民赞不绝口，队长也很高兴。但怡宝却不以为然，他说糖精喝多了会烂肠胃，我气得和他打了一架。他的母亲急得几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过完春节返回塆子的时候，怡宝的母亲为了撮合我和他儿子的关系，像迎接远方的亲戚一样，专门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宴席”。虽然大部分是蔬菜、豆腐，最好就是一碗咸鱼，一碗苕粉烧肉。但在当时的农村，能摆出这样一桌菜，也是极不容易的。特别是那一大碗苕粉烧槽头肉，尽管是猪颈子上的泡子肉，但一般是招待贵重客人才摆上来的，按当地的风俗那是一碗“看菜”，只能看不能吃，农民弄点肉不容易，还要留着招待下一位贵客。怡宝的母亲却一个劲地把猪泡子肉直往我们碗里拈，连声说：“吃吧、吃吧，我家不讲究这些”。 正吃得酒酣耳热之际，塆里的农民木敢进来了，手里绞着个米袋子，看到我们，他迟疑了一下，就把怡宝的母亲叫到一旁。他是来借米的，怡宝的母亲此时正高兴，很爽快地打开米缸盖子给他盛了两升米。木敢低着头也不跟我们打招呼，提着米袋子就匆匆地离去。碰巧这一幕被后脚跟进来的财经队长续发的老婆看到了，她是来还春节前舂糍粑借用的木杵，不知为什么，她看到了木敢就好像来了气，冲着木敢的背影直向怡宝的母亲唠叨：“这么得结（怎么办），又是捞（偷）又是借的，春节还是刚刚过呐，叫续发他们都不好做人”。开始，对这没头没脑的话，我还没在意，忽然间感到她话里有话，特别是那个“捞”，像一束火星，嚓地一下激活了那个曾经萦绕在我大脑里，正在逐渐淡去的“灰印”案，难道真的是他偷了谷？ 当场我没做声，回来跟吴同学一说，他也有同感。当初我俩怀疑村里出了 “内盗”，最大的疑点就是木敢。前一天值夜的是他叔，轮到我们值夜时，木敢和他叔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并在窝棚旁转悠了半天，他叔还跟我俩说：他放在窝棚的席子就不带走了，如果你们困了就可躺在上面打个盹。 木敢是一位身材高、嗓门大、力气大、胆子大、饭量更大的壮年汉子，他患过瘌痢（头疮），终年头上戴着一顶被洗得发白的浅红色布帽子。财经队长续发曾经这样评价他：你叫他一人挑两人的担子他会干，若让他一顿饭省做两顿吃打死他都不会干。他家是塆子里最贫困的家庭之一，妻子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膝下有一儿二女，最大的七岁。他总是在喊吃不饱，抱怨他的命苦。 我俩分析既然是财经队长老婆嘴里说出来的话，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应该把我们的怀疑向队长反映一下了。为了谨慎起见，吴同学建议先摸摸怡宝的意见，他这个人比较正直又受队长的信任。 怡宝听了我们的想法，把他那颗“二八开”的西装头往后摸了摸，慢条斯理地说：“不妥——不妥——！”看着那股酸劲，我心里又来了气。接着，他说的一番话倒让我们心服口服： “你们仔细想想看，如果真的是木敢做的事，连续发嫂都知道了，那队长陈贵明他们应该早就知道了，早该知道怎么处理了，还轮到你们操心吗？如果续发婶说的不是那件事，你们仅凭自己的判断，难免有冤枉他人之嫌吧？” 我们被他的“二难推理”问得闷在那里一言不发。他似乎有点过意不去，便推心置腹地跟我们上起了政治课：“你们觉悟还是蛮高的，想法也是积极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些事情还没弄清楚，就不要随便地去下结论，否则，进一步激化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越说越得意，眼睛望着墙上那幅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年画，右脚下意识向前面迈了一步，“我们还是多想点科学种田的大事吧，一起迈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看那架势，他很想做出一个当年很经典的洪常青为吴琼花指导革命道路的造型。 （三） 然而，胖子吴同学对怡宝的一番慷慨陈词却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怡宝说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其实他比我们还主观，难道他就能肯定这件事情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吗？如果真的是阶级敌人干的坏事呢？没过多久，塆里发生的一件事，让自命不凡的怡宝也怄了一肚子气。 那天晚上，塆里的一头猪病了不吃食。有人说是发了猪瘟，也有人说是猪吃多了糖化伺料 “胀”病了。对后一种说法，怡宝很不服气，因为他是糖化伺料的责任人。但这件事队里没有让他掺合进来，而是请来大队的兽医，兽医也说治不了，建议到大冶金牛镇的兽医站去看看。送猪看病也是份“美差”，顺便可以到金牛街逛逛，本来有我一份，后来不知怎么就临时调整了人选，由家宝和另外一名农民去了。晚上回来时，说猪还没有送到金牛街就在路上死了。怡宝一个人坐在那里生闷气，但小队的农民却迎来了一个“欢乐的良宵”。 傍晚，一轮皎洁的月亮刚刚爬上东边山上的林梢，全塆子男女老少一人拿着一只碗，像过节一样，纷纷地涌向在浸谷种的大水池子旁。队里开会决定把那只病猪给杀了，一家一户分了一小刀肉不说，还把浸谷种用的那口特大的铁锅洗刷干净，将肝肺肠肚等猪内脏，下了满满一大锅面条和面疙瘩，一人一碗，欢天喜地。 像这样的事我是第一次碰上，农民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种 “打平伙“的好事了。当年，别说队里杀猪分肉，就是自个喂的猪都要登记，不能私自宰杀，长到了150斤以上都要卖给指定的公社收购站，按5角一斤（毛重）收购价收购，然后按规定发点肉票。集体养的猪更是如此。前一年，队里也曾杀过一头猪分过一次肉，可那是一头不知生了多少崽的母猪，直到不能生育才提前半年给阉割了，但那种猪肉放在大火烧红的铁锅里蹭来蹭去也难蹭出油沫子，咬都咬不动，据说妇女还不能吃那种猪肉。 平时显得有些苍白的月光，此时也变得柔媚起来，把水一般的光华洒在古老陈旧的青砖黑瓦上，把小塆子的夜浸润得温情而又宁静，平时说话像吵架的大孩子王金标（外号）正牵着总是被他喝骂的9岁妹子的手，欢快地走在小巷的青石板路上。队长低着头，两片厚嘴唇依然漾着微笑，碰见我便问：“小周吃好了吗？”我连声说：好吃！好吃！浑身上下情不自禁地涌动着一股想做诗的激情，但我想不出好诗句，半天才憋出了那首描绘古代元宵节的著名诗句来：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后来，我招工进了工厂，塆里的农民来城里玩，聊起了往事，笑着告诉我，其实，那头白猪不是病死在路上的，而是被弄死拖回来的，虽然漏出了风声，但没有出事，因为队长手里有兽医的证明！至于那件谷子被盗的 “灰印案”，农民没有提起，我也难得去问，让它成为一个永远不解的谜。 作者69届初中生 【人民之声编者按】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毛主席在文革中的战略布署。很多知青离开农村后，每每回忆起这段岁月，心情都是激动溢于言表，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太锻炼人了”，有微词的不是太多。本连载选自一本名叫《知青岁月》的书。通观此书所收之文，绝大多数可套用流行词是“充满正能量”。本网从即日起择此书之文进行连载。但令人大跌眼镜地却是顾问写的序言，犹如一个怨妇一样处处“滴满伤心泪”。现将序言全录如下，以供参考。 我们也是历史（代序） 胡燕怀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大多不堪回首，当年在社会底层经受的那些磨难、挣扎、痛苦和绝望，至今想起来还让人痛彻心肺。没有谁愿意选择苦难，因此人到晚年总是避免再去回想那些苦难的岁月。但是那些曾经的岁月总是在不经意间重又回到了你的眼前，就如同我眼前的这本《知青岁月》。知青岁月留给我们的是刻骨铭心融入骨髓的记忆，它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从精神到肉体。 我们这代人，是共和国一段不能抹煞的历史。 那是一段无法言说的历史。青春年少时的无知懵懂，被政治的狂热煽动得忘乎所以迷失了理智，我们听信了太多的美丽谎言。等到我们来到农村才恍然梦醒，仿佛是被人利用的弃儿。极“左”的年代结束了，我们醒过来了，那些崇高的“革命”理想成为了海市蜃楼。 那是一段需要反思的历史。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并没有给农村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无非是学会了最简单原始的农业劳动。“三农”问题和城乡差别，奢望几千万知青下乡去承受这不可能承受的历史之重！在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我们后来知道的真相是：当年无法解决这几千万人的升学和就业，需要我们这整整一代人为此而作出牺牲。于是我们成了最倒霉的一代人：大饥荒我们赶上了，“文革”我们赶上了，下乡我们赶上了，后来的下岗也让我们赶上了。若干年后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城市时，那里已经没有了我们的位置。我们没有青春，没有学历，没有技能，干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收入，社会的每条上升通道都在我们面前关闭，我们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或许我们可以举出几个知青中的成功者来为上山下乡正名，但那些幸运儿在数以千万计的知青群体里毕竟凤毛麟角，没有代表性。反过来被上山下乡埋没和扼杀的人才又该有多少？在正常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人生原本就不该这样。 那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不能忘却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太多的改变。我们能吃苦，耐劳，面对挫折和磨难有坚韧超凡的承受力；我们努力上进，做事认真、锲而不舍，有责任感，也有担当；我们忧国忧民，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面对比我们更不幸的人，我们愿意倾尽全力帮助，“穷”不仅独善其身，“穷”还要兼济天下。……我们所有的优秀品质都源于那段苦难。不仅仅是精神层面，还有我们的肉体。在农村摸爬滚打那么多年，谁的身上至今没有留下繁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创伤，长期的艰苦生活所带来的疾病困扰？那时我们都太想证明自己了，尤其是出身不好的所谓“黑五类”子女们。不能忘却，还因为苦难的生活也并非都是苦难。知青战友们的相扶相帮，患难中的情谊，生活中的笑话、趣闻轶事，善良的乡村父老对知青们的体恤和关怀，难得的一次口腹之欢，甚至一次阿Q式的苦中作乐，都成了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唯其是苦难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所以才弥足珍贵，让我们没齿难忘。《知青岁月》里就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往事。几十年过去了，当它的作者们以轻松的笔调在写到那些往事的时候仍然如数家珍，历历在目，可见那段岁月在他们心中留下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苦难，它铸就了我们这代人天赋异禀的优秀基因。黄石知青文学社真是做了件好事，《知青岁月》是值得收藏并传之后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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