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只能制其身，而不能约其心

时间：2021-09-28 20:09:18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老田 - 小 + 大

法度只能制其身，而不能约其心

社会和制度中间，人们的责任伦理相当关键，而这并非一个新的观察领域，而是从产生人类社会之时就已经存在了。
全人类历史中间，流传最为久远的系统看法来自儒家的责任伦理观念，这是对豫让看法一个相当系统的回应。
《战国策》记载，有位豫让先生提出过一种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年之久的责任伦理形成逻辑：“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
按照豫让先生的说法，在雇主——雇员关系中间，存在着一种隐形契约，其重要性高于一切规章制度与合同条款的制约，但劳务用工制度改革彻底损害了这种隐形契约。
这一损害不是严格的规章制度能够弥补的。
也不是雇主凭借优势地位强加给雇员的各种恐怖和威慑所能够替代的。
雇员的责任伦理水平高低主要是建立在自觉和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来源于外在的制度强制和管理监控。
某些大企业的劳务派遣制度，大体上相当于要以比资本家还要低的承诺水平，去对待第一线的劳动者，可以预期的成效只能是：责任伦理的进一步丧失。
类似于川东特大事故和损失的危险，肯定会正在某个新的地方积累起来，直到最后爆发的临界点，到时候各个责任者肯定还是一跑了事。
有鉴于此，有必要纪念那些在川东重大事故中间丧失生命的普通人，因为他们的死，尚未唤起起码的反省。
2003年川东“12•23”特大事故中间，6名责任人放弃职守（后受到刑事处罚），结果导致井喷事故中，毒气毫无控制地外溢，导致附近乡村243位居民死于非命。
1966年6月22日，同样在四川，一次井喷事故引发了大火，这次事故对现场工作人员的危险程度远远超过12•23事故，但是，没有一个人临危脱逃，为控制这次井喷造成的大火，有6名工人为救灾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希望那些还关心生产安全和普通人生命安全的人士，能够有所反思。
希望那些还在认真探索制度与人们行为逻辑的人们，能够注意到其中的差别和关键信息。
对比这两次事故不同的处置过程和后果，可以让我们看到社会和制度变革对人们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的深刻影响。
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内社会的变革幅度特别大，因此，我们就有很好的条件通过经验材料的对照观察，来提取关于人类行为和制度选择的关键信息。
2004年9月，老田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1966年6•22井喷事故中32111钻井队的救火英雄彭家治，问起当时为什么大家那样舍死忘生冲入火场救火。
彭家治很简单地回答说：一个井喷事故发生，只有几十秒或者一两分钟处置时间，那些处在第一线附近的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抢救，其他人都来不及，要是临阵逃脱造成重大损失，就比当叛徒还要可耻，应该枪毙。
这是毛时代老工人深入到骨子里的精神和理念：不认为自己是在为别人打工，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只是附属于外在主人的劳动力，毛时代工人阶级把自己看作是拥有主人翁地位和主人翁精神的领导阶级。
因此，工作中间遭遇到的一切困难和风险，都是自己的本分和天职，理应由自己承担起来，从不想着推脱和逃避。
但是，经过1980年代中期“合同制”的过渡，再经过1990年代末期的“买断工龄”，工人已经彻底雇佣化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
这个时候继续提倡所谓的“主人翁精神”，就已经是漫无边际的可笑事项了，所以“工业学大庆”的口号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了。
在“减员增效”改革期间，大公司买断了37万老工人的工龄之后，许多老工人极端不满。
2002年大庆数万老工人，更是发起了持续75天的抗争运动，虽然老工人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已经施加了必要的压力。
企业管理层认为这些老工人太可怕了，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继续发生，管理层倾向于进一步“推进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全面引入“劳务派遣”制度，避免公司与员工之间的直接雇佣契约，通过引入劳务派遣公司这个“第三者”来割断雇佣劳动者与企业的合同关系，以便把公司对员工的承诺降低到最低限度。
公司管理层据此指望：要是工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那也只能去找劳务派遣公司而不是自己了。
公司制度设计者们，不能说不够精明，结合北京高档住房“团购门”事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明晰的逻辑：在增加对资源垄断水平和定价权力的基础上，提升赢利空间，在减少对一线大量雇员承诺水平的同时，提高少数高层管理者的利益分享水平。
为此，所谓某些“国有企业”，已经发现自己在雇佣制度上，做得比资本家还要“资本化”了。
回顾这样的过程，再对照2003年川东“12•23”特大井喷事故中间6名责任人放弃履行责任，导致243条无辜性命损失的恶性事件，就很能理解：为什么所设立的那么多道责任防线，那么多的规章制度，都形同虚设，未能阻止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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