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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7 00:32:12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毛主席的五个未了"情结"（2-2） 【人民之声网编者按】此文中所说的第五个情结，即“文革情结” 中的某些观点，我们是绝对不能认同的。但对于此文结束中的一段话，我们认为比所有诋毁文革的言论中其所站的高度都是他们所望尘莫及的，即“但以上无论是私下言论还是公开讲话，都清楚地表明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巩固政权。笔者以为，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尽管有多种解释，同这个根本出发点比较，都不能不是次要的和服从的。”尤其欣赏作者的这句话：“同时，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証明：毛主席领导下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言外之意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三、“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富强”—毛主席的“工业化情结” 青少年时代的毛主席，目睹并感受了旧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满目疮痍的惨状和屈辱。同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一样，励精图治，救国救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毛主席由来已久的心愿。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又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一方面为“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 ，另一方面他也深知，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要真正实现工业化，必然任重而道远。他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做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 1953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国内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此，毛主席提出“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同年6月，他对国家工业化作了这样的表述：“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51%，或者达到60%吧！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70%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42%。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也要达到70%。” 1956年8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主席情绪激动地讲了一番话，他说：对新中国来说，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主席迫切希望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现状，是同他仍然担心旧中国“落后挨打”历史重演的忧虑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修改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毛主席这种不甘落后、谨防挨打、奋起直追的意识，不仅同他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相关联，也同当时党和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迫切要求相一致。特别是他对“大跃进”的解释，有助于人们从近距离理解和领悟毛主席为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而发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缘由和初衷。 在希望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主席已考虑到农业、轻工业等相关产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同步发展。还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一五”计划完成以后，毛主席更加注重发展农业，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毛主席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1964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布“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两步走战略。这个目标和步骤，尽管今天看来仍存在某些缺陷，但它毕竟反映了党和毛主席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奋斗成果和经验。其间，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后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主席的“百姓情结” 在毛主席心目中，“中国老百姓”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青年时代的毛主席，曾用“民众”一词来统称“老百姓”。后来，他经常使用“工农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称谓。不管是“民众”还是“群众”，毛主席对其还有更具体的划分。他提出：“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建国后他又强调：“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后来，毛主席常用“普通劳动者”来代指“工农基本群众”。晚年毛主席，甚至讲过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内心的“百姓情结”。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最能体现毛主席这种“百姓情结”的，是他始终关注并抓住不放的干群关系。他一向认为，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平等”，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平等待人。 毛主席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平等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是政权的保障。他十分厌恶“高贵”、“特权”，而喜欢“普通”、“平等”。这种平等意识，根本不同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一类口号。毛主席是将这种平等的干群关系，建立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铲除“贵族阶层”土壤，使广大领导干部保持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传统，保証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上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此后，他又多次强调：“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証”﹔“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诚然，在当时环境下，确实存在毛主席过度地估计国内形势、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观念，包括他使用过的某些尖锐、过激的语言(如“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等)，但从中也能反映出他对于切实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的异常关注和焦虑。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仍十分注意并反复地提醒这个问题。他说：有些干部受到群众批判斗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 除了解决好干群关系的问题，毛主席还十分关注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并把是否认真解决这些人的实际问题，看作是否切实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是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检验标准。他认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要为这些“最基本群众”服务。 仅以和人们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例，便可略见毛主席对普通百姓的这种体恤与关怀之一斑。 1958年夏，毛主席读了6月30日《人民日报》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诗：《送瘟神》。这两首诗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忧一喜，一抑一扬，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农家出身的毛主席，对于长年遭受病痛折磨的广大农民寄予的深切同情，以及最终送走横行一方的“瘟神”血吸虫的无比畅快。 1960年3月，毛主席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开展卫生工作对于保障民生的意义，指出：“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能够记得当时流行的“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等标语口号。 1965年6月，毛主席批评卫生部门的工作只注重为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服务，并主要是为其中的领导干部服务，而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的医疗和健康。据此，他要求卫生部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各级卫生部门定期分批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广大农民看病﹔城市高干医院设置普通门诊，对一般患者开放。这些措施，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普通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受到城乡人民群众的欢迎。 五、“恐将夙愿，付诸东流”——毛主席的“‘文革’情结” “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内曾广为流传一首署名“毛主席”作的《诉衷情》词：“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后辈，恐将夙愿，付诸东流！” 笔者见到这首传抄词的时间大约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标明词作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6日”，题目是“给总理”。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流传的其他多首“毛主席诗词”不同的是，这首词的真正作者，至今仍无从知晓。 从该词的形式上看，它或许称不上是一首“规范”作品﹔而从该词的内容上看，它却相当准确且出人意料地揭示了处于晚年最后时光的毛主席的真实心态(包括“文革”情结)。应该说，该词作者即便不是毛主席本人，也不应是远离政治高层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位作者所冒的巨大政治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该词的真实作者及其创作背景等情况的考証，应属于本文以外的论题。这里，笔者仅就与此关联的毛主席晚年的“文革”情结，谈一点个人看法。晚年的毛主席，曾多次谈到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一、创建了新中国﹔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不解地问他：“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毛主席回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 笔者以为，毛主席这里提到的第二件大事——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的说法。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领导的27年里，他念念不忘、所思所患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防止它得而复失。 “文化大革命”，是他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中，被他认为是最具代表性和“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毛主席认为：建国以来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也就是他将“文化大革命”作为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主要缘由。 实际上，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都在强调这个问题。 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袒露心迹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是按照他们(指毛主席误认为搞“修正主义”的领导人)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又提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虽然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但他仍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的，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变修正主义”所必须的。毛主席的这些论断，很多都是建立在对于国内形势、特别是对于党内状况严重误判的基础上的，因而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有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以上无论是私下言论还是公开讲话，都清楚地表明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巩固政权。笔者以为，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尽管有多种解释，同这个根本出发点比较，都不能不是次要的和服从的。 由此，可以用这样一种说法来概括毛主席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一、夺取政权﹔二、巩固政权。这也印証了毛主席上个世纪30年代讲过的一句名言：“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从这一点上说，毛主席长期以来巩固政权的夙愿，在经历了27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毕竟没有“付诸东流”。其间他所留下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成为后来党和人民继往开来、持续奋斗的宝贵财富。同时，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証明：毛主席领导下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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