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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7 08:42:37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鲤鸣 - 小 + 大
“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 ——从毛主席“喜欢右派”说开去 （一） 1972年，毛主席在会见尼克松时曾表示，与民主党比，他更愿意同美国共和党打交道。毛主席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希思首相也是右倾。”也就是说，毛主席对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右派”、“右倾”政党都比较“喜欢”，愿意跟他们打交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右派”都是赤裸裸反共、反华的，比较直截了当。在19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危机，帝国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候，他们又比较快地采取实用主义，与新中国谋求关系正常化。美国的尼克松、英国的希思，都是这样。所以毛主席说，更愿意跟美国共和党打交道，虽然共和党更反动。 1970年，毛主席在会见美国朋友斯诺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是西欧、北欧各国早期工人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由于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大泛滥，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其中有些进入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成为执政党，但是它们都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招牌，推行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打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实，因此对各国人民更具欺骗性。 毛主席在同斯诺谈话时，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大觉醒、使中国人民奋起革命，然后接着就谈到当时的尼克松政府在东南亚各国到处侵略、越陷越深，客观上发动了东南亚各国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所以毛主席说“尼克松好”，接着就说了上述那段话。 这使得我们联想到日本资产阶级右翼近些年来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甚至企图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其实在不断提醒着中国人民，时刻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复活的野心。有些人经常称赞西德社会党党魁、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一事。其实，勃兰特这个所谓的“惊世一跪”，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不仅淡化了德国法西斯当年残害犹太人的罪行，更通过渲染对犹太人的忏悔，掩盖了“二战”之后美帝国主义及其西方盟国插手中东事务、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残害阿拉伯人的新罪行。 在统治阶级内部，表面上趋于温和、口头上站在中小资产阶级一边的谓之“左”；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谓之“右”。毛主席说“喜欢右派”，主要说的是面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他喜欢同明火执仗的敌人作斗争。 （二） 实际上，在革命阵营内部，往往也存在着“左”和“右”。毛主席一生，不仅同明火执仗的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也同革命阵营内部暗藏的敌人斗争了一辈子。 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推翻了“三座大山”，其中就不乏对蒋介石打着孙中山旗号、打着“国民革命”旗号行骗于天下的无情揭露。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以廖仲恺、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左派”都是“左”；邹鲁、林森、胡汉民等西山会议派都是“右”，他们明确反苏、反共，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介石先是伪装“中”、“左”，后来则露出庐山真面目——穷凶极恶的右派。但是蒋介石总是打着孙中山继承人的旗号，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毫不留情地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 毛主席在同斯诺谈话时，谈到自己不仅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也不喜欢修正主义，说修正主义有欺骗性。修正主义就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毛主席在1957年就曾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毛主席一生从事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探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揭露。要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要指明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正在一步步复辟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分子整天高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刻高举列宁主义的大旗作为他们的伪装，当时的苏联在公开场合都是把列宁的巨幅画像高悬厅堂的。再加上，苏联当时只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丑化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还没有在经济领域里大搞私有化，表面上还是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为主。这就给人一个假象，既然苏联的经济基础还是延续斯大林时期的两种公有制形式，怎么能说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呢？在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国际上一些共产党人和国际友人，都不肯承认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后来的历史证明，在苏联修正主义执政时期，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是渴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苏联解体前的“公投”中，大多数苏联人民不愿意苏联解体，可是当权派却不顾人民意愿，硬是使苏联解体。在苏联解体后的激进私有化过程中，狂吞国有财产的都是原先那些各级当权派，他们摇身一变成了私营业主，因此美国学者大卫·科茨说苏联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意即根据苏联上层特权阶层的意愿而实行的社会变革，这就用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当年判断的正确性。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遇到的另一个对手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这些走资派，无论是当年的刘少奇、邓小平，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届领导人，嘴上都是说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从来不承认他们要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表面上看，他们与毛主席为代表的继续革命派的分歧，只是一些具体工作方法上的分歧，或者说在探索道路中的不同认识、不同主张，好像大家的目标都是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更快地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极大地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当然，经过四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人民正在不断认识这一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与毛主席革命路线之间，到底是认识差异、探索差异，还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对立？中国人民必将通过实践彻底弄清楚这一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尽管说，经过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人民一定会认识修正主义这一挂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招牌的货色，但是我们从历史过程中，也深深认识到，要认清伪装的货色，也有着巨大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毛主席说“喜欢右派”，表示明火执仗的敌人好对付，同时又表示“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不喜欢修正主义”，说修正主义“有欺骗性”，说当时在西德执政的社会党政府“有欺骗性”，其实重点意在提醒我们提防这些潜在的敌人，识破其欺骗性。尽管假的、冒牌的东西终将被人民识破，尽管反面教员的作用不可轻视，但是要尽早识破冒牌货色、使人民的事业尽可能避免潜在的危险、使历史少走弯路，就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这样，如何学会识别真假、及时剥开画皮，就作为一个理论课题和历史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三） 毛主席说“喜欢右派”、喜欢同明火执仗的敌人作斗争，绝不是懒汉思想，绝不是主观幻想所有的敌人都是明火执仗的，绝不是说潜在的敌人不存在。恰恰相反，毛主席早就阐明：“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意即从世界上有矛盾存在那一天起，就有“精生白骨”这种潜在的敌人存在，这是毛主席指出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喜欢右派”，换句话说，就是“痛恨假左”。毛主席“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不喜欢修正主义”，也“不喜欢”打着孙中山旗号的蒋介石反动派，更“不喜欢”打着列宁主义旗号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用说，也不会喜欢号称与毛主席一脉相承的“特色社会主义”，他生前就曾预言，他百年之后，右派有可能利用他的一些话得势于一时。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毛主席对“假左”的高度警惕。 “假左”——潜在的敌人，像白骨精一样表里不一、善于伪装、千变万化。这种潜在的敌人，就是打着人民名义、进步名义、革命名义的各种错误思潮、各种机会主义。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经过斗争。这里说的斗争，就是指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阐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包括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资产阶级思潮，以及封建贵族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阐明了共产主义与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思潮的区别，在这种区别之上才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 在1840年代，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欧洲国际工人运动中非常流行，形成了所谓“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幻想通过改良的方法，保存资本主义“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一切政党和政府，鼓吹通过互助主义建立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小私有制社会，逐步实现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权力、人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蒲鲁东主义”也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自称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理论武器，在当时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中盛极一时。马克思主义必须打败这个假“兄弟”，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工人阶级政党，引导工人运动走向革命道路。因此，马克思不得不花费精力写成《哲学的贫困》一书，对蒲鲁东的代表作《贫困的哲学》及其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欧洲工人运动中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以及社会沙文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列宁当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要好”。 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茅于轼、李锐等赤裸裸的反共、反毛分子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肯定毛主席干的第一件大事，却彻底否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干的第二件大事，这就是具有“特色”的理论旗帜。如前所述，这种“特色”的说辞，已经经过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活生生的实践，正在被中国人民逐步识破。 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可怕，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邪说谬论，则必须及时揭批。2007年《炎黄春秋》刊登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行骗于天下，胡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再主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而是主张通过改良和选举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谢韬的文章一经出笼，就遭到各地左派同志的迎头痛击，及时矫正了视听，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场斗争，在当时是非常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撕破了谢韬等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嘴脸，戳穿了他的欺骗性。 打着毛主席旗号的邪说谬论，同样需要及时揭批。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有一种人，打着“毛派”旗号，口头上拥护毛主席，甚至拥护文化大革命，却要“保”、要“挺”所谓“党内健康力量”，幻想不经过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斗争，实现所谓“高层左转”。这里所谓的“健康力量”和“左转”都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主观想象和臆造，是同毛主席历来倡导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相违背的，也是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相违背的，因为根据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要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要打倒修正主义，即使党内存在健康力量，也要和社会阶级斗争相结合，以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奋起为主力。 最近几年来，公开的“保”、“挺”观点已经被各地左派同志批倒，而隐蔽的“保”、“挺”观点却在“悄悄地进村”。在揭批一小撮反毛、污毛坏分子的时候，他们表面上显得特别起劲，可实际上，他们却百般设法误导广大左派群众，把人们的注意力和斗争的大方向，引到一小撮右派小爬虫身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四） 根据历史经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更好地统治人民、奴役人民，他们往往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牧师加警察”、“教堂加监狱”的统治方法，采取剥削与“改良”并行、压迫与“让步”穿插的政策，采取经济盘剥与精神奴役相结合等等“恩威并施”的手段，根据一定社会、一定时期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势，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政策、策略来对付人民群众，所以统治阶级内部往往出现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派别，这一点毫不奇怪。 为什么在革命队伍内部也会有各种错误思潮存在、会有机会主义存在呢？列宁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中解释道：“个别人、个别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自然也就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本身策略方面的动摇”。例如在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四十年“改革开放”引起各阶层人民越来越多的看法，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出于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满，拿起笔来进行批判，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被卷入劳动群众运动中的新兵”。这些“新兵”，有很多是认真学习马列毛主义、潜心调查研究的好同志。但也有一些人，他们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种或那种特点、这个或那个‘教训’加以夸大”，另一方面“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工人运动中某一时期、某种条件下活动的这些或那些趋向和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那么，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小资产阶级“新兵”带来的某些机会主义思潮，为什么有时候会鼓噪一时、蒙骗一大片群众呢？列宁告诉我们：群众主要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这并不是说群众是群氓，群众也读书学习，但是终究还是要经过社会实践，把书本经验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并且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检验，才能学得政治经验、形成政治智慧，这与毛主席关于“群众必须经过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才能成熟起来”的论述是吻合的。 总之，毛主席说“喜欢右派”，愿意跟明火执仗的敌人打交道，这表现了毛主席藐视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同时，表示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不喜欢修正主义，认为他们有欺骗性，这又表现了毛主席的政治洞察力，这就提醒我们要重点防范具有欺骗性的伪装的敌人。 而这个伪装的敌人，不仅仅存在于帝国主义集团中、不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集团中，而且也往往出现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就是说，各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不断侵蚀着无产阶级队伍、侵蚀着左派队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我们队伍中正在隐蔽的各种错误思潮，往往比帝国主义阵营中、统治阶级阵营中的伪善者更加难以防范，比已经被揭露的社会民主党、比已经被揭露的现代修正主义，更加难以识别。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不断把马列毛主义与实践相结合，不断警惕各种貌似很“左”的错误倾向、错误思潮，识破某些虚伪的人及其言行。 “有一些人，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中途会变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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