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告诉你：吃什么，这是个阶级问题（3-3）

时间：2019-06-09 06:27:35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马克思认为，新体制中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另一个关键问题。拉维涅观察到，“牛（通常是短角达勒姆牛）被锁在（牛舍里）的箱子，渡其一生直至屠宰。牛踩的地板打了洞，以便他们的排泄物落入下方的沟渠。1851年，《经济学人》大肆宣扬几乎完全把牛囚禁在牛箱里的“箱饲”公牛方式的优越性。马克思在一本未出版的笔记本中写道，所有这些都让他感到“恶心”。他写道，这种圈养方式使动物们身处于 “监狱”中:
动物在监狱里出生，直至被宰杀。问题是这个系统最终是否会导致生命的衰落。这个系统对应了一种不正常的育种模式：一种仅为把动物们转化成肉和脂肪，而阻碍骨骼发育的模式（而1848年以前，动物可以在新鲜的空气中自由活动）。
马克思提出的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生态问题。资本主义农业强调商品价值，带有纯粹的工具主义取向，因而无法回应这个问题。主流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对动物的同情，而只是把动物当作人类使用的机器和原材料。
马克思认为，以肉为本的农业比起粮食为本的农业减少了劳动力需求，所以工业化资本主义农业的新体制加剧了对土地的进一步征用。爱尔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从1855年到1866年，“超过一百万爱尔兰人因约一百万头牛,猪,羊而被迫迁居 “，马克思指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苏格兰。废除《谷物法》后,爱尔兰失去了在英国殖民关税制度下对谷物的垄断地位,粮食从不列颠群岛之外进口,而爱尔兰的田地则荒废了。马克思冷冷地说，拉弗涅和他的资产阶级的农学家们突然表示，曾一度被认为只适合种植谷物的爱尔兰，实际上是由上天注定应当作为牧场的。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最关心的是在工业化农业新体制中工人阶级可得的粮食和营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既认识到，新的高耕农业体制早期特点是高速增长，也认识到它蕴含的内部矛盾终将导致它灭亡。这些见解与后来学者的分析相互呼应，英国农业经济史学家在一个多世纪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68年，汤普森（F. M. Thompson）在他的论文《第二次农业革命》（“The Second Agricultural Revolution”）中首次强调了高耕农业体制的矛盾。自此以后，历史学家基本上否定了19世纪第三季度是英国农业“黄金时代”的说法。正如E. J. T.柯林斯（E. J. T. Collins），多卷本《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第七部分（1850-1914）的合编者，在1995年所写的那样：
到了20世纪初，英国四分之三以上的面包谷物和近一半的熟食来自进口，而一个世纪之前它几乎是自给自足。在诸多重要的方面，19世纪的农业失败了。这不仅仅发生在大萧条[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季度的欧洲]时期，哪怕在之前“黄金时代”.....高耕农业时期（1850-73）也是如此，尽管传统意义上它被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时期......
最近的研究表明，推行《谷物法》后，本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的农业增长率明显高于随后的二十五年，即所谓的黄金时代。这表明在一个强劲的开头之后，第二次农业革命及畜牧业的新技术很快失去了增长势头。这种走势和从全国数据推断的趋势相似。一项估计表明，19世纪30到50年代之间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5％，而接下来的20年中降至0.5-0.7％。另有最近的数据显示，1856年至1873年间农业增长率仅为0.2％，而同时期经济总体增长率为2.0％。
在本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的强劲表现之后，小麦产量从1850年代后期开始趋于稳定，并在1868年至1880年之间略有下降....... 不仅是种植业部分，而且......畜牧业似乎也表现不佳。事实上，农业数据表明肉类产量只有适度的改善，每年最多只有1％增长，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到60年代之间只有一小部分.......
按照这种解读，“第二次农业革命” 在1873年“大萧条”之前很久就出现了。根据柯林斯的说法，1850年至1875年间的农业年平均增长率最多0.8％.54
柯林斯对英国高耕农业失败的解释与马克思分析相似：进口营养素的数量虽然不断增加，却无法迅速提高每公顷土壤的生产力，因为土壤生产力提高需要一个积累过程。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技术停滞期”问题。食品生产从谷物转向绵羊和牛，这看起来绕过了代谢断裂，实际上只是将其出口到其他用进口谷物喂养英国的国家。高能源投入无法扭转以肉类和乳制品为导向的新经济停滞不前的趋势。与此同时，尽管废除了《谷物法》，可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粮食价格持续高涨，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柯林斯表达了对“本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粮食安全”的担忧加剧。“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谷物价格比191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高，19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谷物价格仅比19世纪40年代低一点......”事实上，“黄金时代”就有食品骚乱出现。1855年2月，一群饥民抢劫了利物浦的面包店，随后在伦敦和利物浦爆发了骚乱。因此，声称英国高耕农业代表了一个自给自足、生态上可持续的、高产量的、堪称世界领先水平的“黄金时代”，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代谢断裂与粮食生产新体制
马克思认为粮食生产的根本问题是土壤问题，即土壤化学，地质学，农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问题。他认为，可以通过土壤的“营养方式”来判断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在促进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土壤养分流失，从而引起代谢断裂。
然而，正是在这里，一些左派人士质疑了马克思的分析。生态社会主义者丹尼尔·塔努罗认为马克思的分析“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用拉维尼的话来说，饲料植物生长所需的所有“主要元素”都可以从空气中获得。也就是说，塔努罗认为，尽管马克思对土壤化学有着密切的关注，但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马克思过度依赖李比希的科学知识而忽视传统常识。
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事实。在拉维尼看来，只有谷类作物会耗尽土壤中的营养，而饲喂牲畜的饲料作物会自我更新。但我们现在知道，对于几乎所有植物来说，只有碳元素（通过CO2）来自大气。这意味着其他16种必需的化学元素必须由土壤提供，豆科植物（如三叶草，苜蓿，豌豆和豆类等）除外。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共生在它们的根瘤中的细菌获得它们所需的营养素之一的氮。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大气中吸取氮气（N2）并将其转化为植物可以使用的形式。但是，就像所有的植物一样，豆科植物也依赖于土壤中的其他十五种必需营养素。正如马克思和李比希所说的那样：它们掠夺了土壤中的营养。
鉴于这些土壤化学事实，通过减少每单位土地输出的营养，以反刍动物为中心建立的严格的草/豆类系统可以规避对土壤营养的掠夺。但这意味着需要进口谷物，因为该系统不再能够自给自足地生产食物，特别是用于养活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谷物。此外，在以畜牧为基础的系统内，在高耕农业时期，要想不断扩大生产就需要能源密集的肥料投入。当农业成为资本主义企业时，它需要像其他任何企业一样，不断努力提高产量和产值。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与生态自给自足的制度是矛盾的。
其他左派食物体制理论家对马克思代谢断裂分析的批评更广泛，更不精确，更加罔顾事实。邓肯写道：“马克思认为蝙蝠粪适用于英国土地，因为这片土地的肥力已经耗尽了，却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观点。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英国农民热衷于从土地上获取更多”，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需要蝙蝠粪。
但事实是，土壤养分已经从其自然状态中耗尽。通常在森林转为农业后的最初几年，土壤中储存的足够多的养分可以提高作物产量。“这大约只能持续二十年，”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因为英格兰东部各县的大片土地被清理；由于缺乏对腐殖质与土壤成分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人们一直没有耕种。”因此，农民通常只是“热情”地将土壤的肥力恢复到接近原始的水平。此外，邓肯的观点忽略了马克思正在关注由资本积累支配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如果不能扩张就将导致危机。当遭遇经济失败的痛苦后，农民不仅是主观上希望，同时也在市场的压力下不得不在每个生产周期中从土壤中索取更多。这意味着，对营养物质的提取和繁荣—萧条循环所引起的代谢裂痕被纳入工业资本主义农业中。该系统的基本逻辑是从经济体外吸取越来越多的能源投入。唐卡斯特农业大会（Doncaster Agricultural Assembly）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个大会于1828年宣布“一吨德国骨粉可以少进口十吨德国玉米。”
现实情况是，英国在1847-50年间进口了88,540吨蝙蝠粪，1868-71年进口了209,460吨，显示出这种天然肥料施用强度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了农业的增长速度。骨头和油籽饼也是如此，其进口量也增加了相似的比例。这是从土壤中大量提取养分所催生出来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古德（Good）在1866年宣布：“我们已经在全球搜寻骨头原料”和蝙蝠粪。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很难理解支撑施奈德和麦克迈克尔批驳马克思的依据：“英国高耕农业是一种复杂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形式。”我们看到的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一个需要大量肥料和来自国外原料投入的系统，其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业生产率。即使在高耕农业的鼎盛时期，它也需要大规模进口小麦（民众的主要食物），并且进口量也在不断增加。处于“黄金时代”的英国农业越来越多地侧重肉类生产。
对于马克思来说，新的粮食生产体制是工业化的，因为它严重依赖科学在农业中的应用（具体来说是地质学，化学和生理学），大量使用能源投入、工厂化生产，以及劳动和自然的简化，分工的退化。同时，机械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机器最初由农场动物而非化石燃料提供动力，后来蒸汽机在农业生产中也已经逐渐使用了。邓肯声称英国高耕农业是“前工业化”，但将其描述为一种自给自足和良性生态系统是没有依据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马克思代谢断裂理论的力量，它抓住了不断变化的食物体制和生态危机的现实情况。正如迈克尔-卡罗兰在“食品与农业社会学”中所论述的那样，“食物系统的生态足迹”的理论关键是马克思的“代谢断裂论”。切断人们和土地的联系导致土壤养分循环受到严重破坏，农村养分过少，城市中养分过多，这往往以污水形式呈现......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按照生态限制改良农业实践以修复断裂吗？不！这样的解决方案只会通过人工肥料加剧断裂。它可能在短期内缓解了某些紧张局势，但不能解决断裂的根源——即以无视生态限制的方式生产粮食。
因此，马克思对十九世纪中期工业英国新的粮食生产体制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辩证逻辑。通过考察食物营养素摄入所涉及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粮食生产的问题、土壤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异化所导致的社会新陈代谢的紊乱。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只发展技术和社会生产过程中组织的等级，而同时损害了所有财富的原始来源——土壤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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