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某人能成为“历史功臣”吗？（3-3）

时间：2019-06-18 05:55:34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钱昌明 - 小 + 大

蒋某人能成为“历史功臣”吗？（3-3）
——评杨天石的“捧蒋”史观

抗日战争胜利是蒋的“第二大功”吗？

不错，蒋介石曾是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中国国民政府的领导人。1945年9月，日本也确实向中国政府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然而，是否据此就可以断言：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并成了“他的第二大功”？
笔者以为，论从史出。这得凭史实而断，不可凭空妄言。根据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可分为三个阶段，区别予以评论。
第一阶段（1931年9月——1937年7月），反共卖国，无功有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这既是其向外扩张野心的必然表现，同时也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屈服的恶果。前者是外因，后者为内因。母庸讳言，蒋介石自1927年以后推行的“剿共内战”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怂恿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冲动。“九一八”事变后，正是由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仅仅几个月，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悲惨处境，历时长达14年之久！
如今有一种谬论，认为“九一八”事变中国军队不抵抗，这是张学良下的命令，不能怪蒋介石。真不知持这一观点的唐德刚之流，他们的头脑是否有病？究竟是张学良在指挥蒋介石，还是蒋介石在指挥张学良？就算是张学良下了不抵抗的命令，难道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委员长”，就再也无权发布进行抵抗的命令了吗？客观事实是，一直到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一直持“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反动立场。翻翻历史吧，看看蒋介石是怎样对待抗日事件和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和爱国人民的？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违命、领导十九路军进行抗战，取得辉煌战绩。“国民政府”却从内部进行破坏，公然禁止自动请战的第五军官兵开赴上海前线参战，扣夺国内外人民的捐款，不给上海抗战军队以一兵一物的接济，直至直接与日寇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军侵占上海，硬把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剿共。
1933年春，日军向热河、长城一线进攻，东北军、西北军等先后进行“热河抗战”与“长城抗战”；其时蒋介石正忙着在江西前线剿共，3月，命“国民政府”匆匆签定“九一八”事变后又一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并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1934年11月，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下令杀害抗日的爱国名将吉鸿昌（吉先在天津租界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后再被引渡至北平被蒋下令枪杀）。
1935年，日军大批入关，威胁平津。面对侵略，蒋介石一味屈服，6月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卖国条约《何梅协定》。同意中国军队撤出河北，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实际上放弃了整个华北主权。随后，日本收买大批汉奸，掀起“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变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今内蒙西部）变为日本殖民地。同年12月，为挽救民族危机，北平学生五六千人上街示威游行，发动“一二九”运动，遭到残暴镇压。100多人受伤，30多人被捕。
1936年，面对全国规模“救亡运动”的高潮，蒋介石仍不悔悟，继续逆民心而为，诉诸法西斯高压统治。11月，竟以“危害民国罪”，秘密逮捕“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七人，投入苏州监狱。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让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忍无可忍。12月，终于酿成西安事变——“双十二”事件。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逮捕蒋介石。为了保命，蒋这才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答应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被迫抗日，被动应战。
1937年7月，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8月，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南北夹击，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形势使然。7月17日，蒋介石终于发表“庐山讲话”。“讲话”仍未正式对日宣战，仅表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然而，在具体抗战部署上，均属被动应对。虽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推行的却是一条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本阶段期间，先后发生过四大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虽也有过台儿庄战役的局部胜利，但总体结果却是一败涂地，失陷了半个中国。由于缺乏有序的战略部署，指挥失误，1937年12月，导致出现30余万同胞丧生的“南京大屠杀”悲剧。最为愚蠢与残忍的是，1938年6月9日；蒋介石竟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欲以此阻止日军的推进。结果导致黄河改道，淹没了44个县，无数良田7年无法耕种；更造成80万农民丧生，产生了超过千万毁家流亡的难民。更可悲的是，当秘书陈布雷提出反对意见时，竟被蒋斥之为“妇人之仁”！
第三阶段（1938年10月——1945年9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至此，北起太原、中及武汉，南至广州一线以东，祖国半璧大好河山，尽入日寇之手。中国共产党推行全面抗战路线，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自北而南，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苏南、皖东、东江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后方拖住了日军。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这一阶段，蒋介石已从“被迫抗日、被动应付”，演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明确宣布：“抗战到底”所谓的“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此后，蒋介石一面与日本勾搭，谋求妥协、投降；同时，以行动积极反共。国民党秘密地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反共文件。不断制造事端，屠杀共产党人，直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
1940年秋，蒋介石强令黄河以南八路军和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企图趁机围歼。为顾全抗日大局，共产党同意将皖南新四军北调至长江以北。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多人，开拔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人的伏击。最终仅千余人突围，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死难。就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居然狠心屠杀抗日军队，这就是蒋介石“抗日”的真面目。
如果一定要摆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战功”，那就是：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在珍珠港事变突发、美国对日宣战后，也正式对日宣战，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之一。至于具体“战功”实在是难以罗列。大的战役，如知名的“长沙保卫战”，最后还是丢了长沙；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千里败绩，很快被日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不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之际，蒋介石的“国军”总算在1945年4月日寇在华的“最后一战”——芷江战役中，取得过胜利。
任何一位尊重客观事实的人，在纵观蒋介石14年抗日战争期间三个阶段的实际表现以后，谁还能得出像杨天石那样的结论：“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这是他的第二大功”！
中国14年抗日战争所以能够胜利，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毛主席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应该归功中国共产党极力主张与推动所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归功3500万在战争中为作出牺牲的英勇战士和人民。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是不是一点“功”也没有？“功”还是有到点，充其量就是：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体爱国人民的斗争与牵制下，他终算没有投降！
依笔者之见，能坚持到抗战胜利，不投降。也算是蒋的功劳一件！只是这不是什么“大功”。不应该把它无限夸大——以至于像杨天石先生那样，把自己变成为其涂脂抹粉的化妆师。
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对其作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要看其对历史的进步是起推进作用，还是反动的作用？要看他的行为，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要求？离开这些原则去评价历史人物，那这种评价只是胡扯，甚至连胡扯还不如。
综观蒋介石的一生，至死也未能改变其顽固的反共、反革命的立场。他一生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为敌，两次发动反共、反革命内战（连杨先生也无法否认这是“大过”两件），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民？说他是“人民公敌”毫不为过。杨天石的“捧蒋”史观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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