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反腐

简议反腐
 

古今中外, 维护统治阶级的集团利益而进行反腐,可视为是阶级社会的铁律。如果统治阶级的统治集团疏于反腐,那就意味着这个统治集团离倒台的日子不远了。
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就有反腐内容。奴隶制社会的夏就规定腐败的“墨”罪要处以死刑,商朝就存有惩处腐败的“三风十愆”条例,周代就建立了一套严惩官吏贪腐的监察制度。中国封建时代始于战国时期,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治腐惩贪贯穿于全过程,《法经》、《秦律》、《晋律》、《唐律疏议》等等各朝代法文法典中大量是惩办贪腐的内容。
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反腐立法完备且执行严厉,一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公职人员如果利用公权力仅贪用几美元,就会遭受法惩而不赦,甚至连权贵资本主义的菲律宾也莫例外。2010年菲律宾发生的香港人质事件就是因警察贪用相当于600余元人民币的公款吃喝面临受惩而引起的。
反腐实际内容是反对“权力滥用”,也就是反对“官本位”。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同阶级社会的“反腐”实际上是存有很大差别的。
在“官本位”、“资本位”共存的阶级社会里,反腐的始动力并不都是自出于维护劳动者阶级利益,更多则表现为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一种具有选择性的政治行为,它在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同时又服务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需要,因此不具完整正义性。
在“资本位”至上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官本位”是“资本位”垄断社会财富的直接对手,因此资本主义的反腐相对于“官”、“资”共存阶级社会的反腐就严励得多,而且大都不具政治选择性。尽管资本主义世界的反腐极大削弱了“官本位”,但它服务的却是“资本位”对劳动者实行剥削的垄断。
社会主义制度的反腐是在“资本位”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条件下进行的。但“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权力更迭定式思维,使得“坐江山”者极易滋长官僚作风而导至腐败。由于社会主义是实行公有制和产品经济,这两大杀手剑有效截杀官僚腐败罪恶的扩展。没有私有制就意味着没有装下巨额财富的口袋,也就让巨额贪腐与生产资料占有无涉。产品经济是以人头配给为主、货币为辅的经济,不能只靠金钱去支配生活资料,这就截住了巨额贪腐对生活资料无限占有的魔力。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时期的腐败大都只局限在个人有限的消费范围内, 主要表现于多吃、多占、多用、“特供”等等。尽管这些个人消费的腐败对整个社会财富分配起不到颠复性的危害,但依然是对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一种侵占,伤害着 “以劳为本”的肌体,因此也就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反腐的主要内容。
改开期中国泛滥成灾的腐败,具有比上述各种阶级社会的腐败更为邪恶的特征,对中国社会的文明有颠复性的危害。尽管人类社会中剥削阶级的产生具有多样性,但基本上可以归纳：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以皇权为纽带的官僚、地主联盟；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纽带而形成剥削阶级。而当代中国的腐败, 在市场经济、私有制、以及各种阶级社会中最低端文明混杂的罩护下, 用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渐行渐进,毁灭着几代中国劳动人民为之奋斗的中国社会主义,裂变出一个正如列宁所说的“就是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阶级社会。即以腐败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板结成当代中国剥削阶级的联盟,置成绝大多数底层劳动者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水火之中。这种以腐败为纽带形成剥削阶级社会的演变,在人类阶级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现实无情地告示人们：当代中国的腐败决不是一般阶级社会形态下的腐败,当代中国的反腐也决不应是一般阶级社会形态下的反腐。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劳动者阶级反对剥削阶级压迫和统治的革命,决不可以用改良、改革等缓和阶级矛盾办法去行替代。劳动者阶级要想在当今社会上求得个公平公正,必须以革命的名义去彻底摧毁由腐败造就的新生剥削阶级。
因此,我们就应该以革命的名义把“反腐败”纳入到回归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去,切不可借用改革之名孤立地就反腐而“反腐”。我们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去深入认知产生中国现今腐败的最重要温床,其中包括理论温床和实践温床。我们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找出当代中国反腐败的领导力量、主力军、同盟军,建立一个以劳动者阶级为主导的广泛统一战线。我们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找出反腐败的有效契入口、可行斗争手段及最佳斗争策略。
“特色理论”就是当今中国腐败的理论温床。这个理论既有亚当.斯密原始资本主义魂灵,也有现代全球殖民主义杂碎,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又有封建主义的回头草。而近十几年来的特色却以更典型的实用手法,以口号、旗子形式举起“特色理论”, 并不多涉及其它具体内容,这种同十几年前宣传“特色理论”是大不一样的。本来“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是“特色理论”中两大基本点，而“四项基本原则”是排在第一的前提，但后来的特色不顾路人皆知的事实，只认“改革开放”并表示“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而对真正有关中国生死之路的“四项基本原则”，反被无声无息地冷冻起来。这只能说明,口号式的“特色理论”比原本的“特色理论”走得更远、说得更差、实践得更坏。为了搬离中国腐败的理论温床,中国劳动者阶级要心明眼亮,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当代实践去检验和清理“特色理论”以及其口号。
“改革开放”就是当今中国腐败的实践温床。改开的实践就是一个捧抬市场经济、培植私有化的实践,是一个力举各路精英、贬低劳动大众的实践,是一个回避阶级斗争、打压人民大民主的实践,也就是放纵中国腐败纽结成为剥削阶级的实践。特色把“改革开放” 吹抬到“特色理论”的唯一,似乎永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这种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绝对、静止的顶礼膜拜,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低级错误, 在中国政坛上非但不遭质疑竟然备受推崇。实际上,“改革开放”是一种毫无技术含量的狗皮膏药,什么改革？无非就是市场化、私有化；什么开放？无非不设壁垒,让现代殖民经济在中国畅通无阻。如今什么真理与道德,只要有权有势,任何胡搞都可以贴上“改开”这个狗皮膏药,堂而皇之风行在中国大地上,不愁没有不同类型跟屁大军趋势跟风。为了搬离中国腐败的实践温床,中国劳动者阶级要心明眼亮,用铁的现实和数据去彻底清算“改革开放”。
当今中国腐败,帮助特色成就它的“辉煌”,继而也造就了以既得利益集团为中坚的新的剥削阶级。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起源于特色理论成长于特色实践,其绝大多数成员均来自于特色的拥戴者、践行者,其中更多成员是以血缘关系纽结起来的。因此,对于劳动者阶级来说,想在特色社会中做到用革命的名义彻底摧毁由腐败造就的新生剥削阶级,却寄望于特色成员去领导,那是极为可笑而且荒唐的。《国际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歌》,中国的劳动者阶级不但要会唱而且更要以此精神去指导自已的“求幸福、求解放”的实践。在这场反对由腐败造就的新生剥削阶级的殊死搏斗中,领导阶级无疑是腐败造就的新一代无产阶级,当代一切底层劳动人民和一切拥戴社会主义者就是反对新生剥削阶级主力军, 一切自由职业者、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及中间势力、一切爱国力量,都是摧毁腐败阶级的同盟军。要想建立反对腐败造就的新生剥削阶级的统一战线，必须坚决剔除脱离阶级分析、超越阶级、削弱革命力量的所谓左、右分流，必须批判模糊阶级斗争、背离社会大数法则、从属资产阶级意识范畴的左、右观,必须扫除使中国社会主义回归事业长滞于内斗而阻碍前进的“左右”论。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反腐败的手段上,不同阶级社会具有显著不同特征。封建社会的反腐一般是以皇权人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反腐；资本主义社会的反腐基本遵循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化、法治化来实行；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其反腐的主要手段是依靠群众运动、以人民大民主形式来实施。现今特色一再宣扬的所谓反腐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完全套用着西化势力引进的现代资本主义那一套反腐理论,并无任何发明和创新,只是为了与社会主义的人民大民主进行抗衡。实际上,在中国这种各种剥削元素混杂成多种剥削共存的特色社会中,要想实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化的反腐,也只是纸上谈兵,只能起到忽悠人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者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当代中国用革命的名义彻底摧毁由腐败造就的新生剥削阶级的斗争中,劳动者阶级必须要肯定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要给人民大民主一个光辉正名,只有这样,劳动者阶级才能识破种种剥削阶级的反腐忽悠,光明正大地利用人民大民主去彻底打倒由腐败造就的新生剥削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