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1-01 09:18:23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经济形势不好,吴校长出谋划策 2019年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结构调整稳步推进》的报告。报告指出: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977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3005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277869亿元,增长5.6%;第三产业增加值376925亿元,增长7.0%。 这个数字是再创新低了。当然有一系列的解释,统计局主要归咎于国际经济形势不好。不是我们工作有问题,是国际形势不好! 在此之前1天,10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在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上发表了一篇讲话,看法就完全不同。吴校长的话开头是这样说的: 我还记忆犹新,大概是去年7月份,也来参加了这样一个论坛,我当时在会上憋不住,说了很多话。因为我当时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我们的经济增长2018年上半年在6.4%,可是财政收入增长了14.4%。 我当时就这个现象发表了一番感叹和分析,我说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根据我所了解的经济学的常识,这个时候最少最少税收收入不能高于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处于下行期,企业都非常困难,我们要制定大幅度减税的政策,而不是再提高税收。 先纠正一下吴校长。2018年上半年增长14.4%的不是“财政收入”,而是税收收入(91629亿元)。吴校长对此感到不能理解,认为应该要“大幅度减税”。恰巧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是搞发展经济学的,他们的水平应该不比吴校长差。得主之一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周一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通过减税来促进投资只不过是企业传播的一个神话,这样做是“奖励那些已经坐拥大量现金的富人”。 在西方经济学中,减税的是有一个逻辑链条的,那就是减少的税收转化为投资和消费,从而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税收的减少并不必然等于投资和消费的增加,因为决定投资动机的是收益与风险,而决定消费的是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信奉西方经济学的人喜欢把国民统计中的几个恒等式与经济学中的投资、消费、储蓄等内容混淆在一起,总是在偷换概念。 比如,2012年郭树清曾经说过, 让我们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基础来进行分析和比较。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元,其中最终消费为22.5万亿元,资本形成为22.9万亿元,净出口为1.2万亿元。照此计算,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绝无仅有,而且就大国经济而言,历史上也不曾有过先例。一些经济学家因此而怀疑中国的核算方法与国际通行规则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即使我们按照45%的储蓄率来计算,目前中国一年的总储蓄也超过21.5万亿元,按现行汇率折算约3.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因此,中国不能说资金短缺。 他竟然把国民经济核算上的“投资=储蓄”直接等同于货币意义上的储蓄。对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这种明目张胆的胡说八道,你能怎么样呢?还是回到吴校长这里。吴校长虽然说了应该减税,但是马上又说减税也不是根本的方法: 我要告诉各位,解决经济运行趋势性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起作用的,它只起短期的调节作用,它只可以起对经济周期的一种逆周期的调节,它可以减轻经济波动的幅度,它无法扭转经济的基本趋势。……即使像减税这类的政策也只是具有短期效应,我们必须把货币背后更大的政策捋一捋。 这是弗里德曼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干脆否认资本主义有任何不稳定之处,凡是经济出了问题都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原来吴校长还是弗里德曼的知音。 但是即使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有许多流派认同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作用和意义,认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现实中,不论美国还是欧洲,政府都通过各种政策和工具积极介入经济事务之中。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不是赤裸裸的政府干预么? 吴校长不在乎那些。他指出,真正有效的方法在于保护私有制经济成分。 我们40年来的成就可以总结出来很多条。第一,经济上的一条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是我们自己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其中有一个核心的标志,我们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不能总在变动之中,要一以贯之。去看看市场经济的标志,在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如果没有民营经济,我们很难说这是市场经济。所以,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变得非常重要; 但是吴校长并没有正面阐述应该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早已经有了成熟的表述。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说,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里边没有任何含糊或者不清楚的地方。按照这个表述,其他所有制的发展不得冲击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至于说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总在变动之中,我们看到的是,总体上这个变动是对民营经济的利好。虽然很多人都在讲民营经济有政策性的困难,但是说来说去,多少年来无非就是融资难、税收高、检查多之类的陈词滥调。吴校长最后也没有明确说明对民营经济的政策究竟有什么问题。 不过虽然没有说出来,我们也能看出来他的意思了。 应该采取竞争中性的原则,这也是第二点,也就是说,资源配置在政策的使用方面一定是平等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标志。这样才会使得社会资本对投资有预期、有希望。政策总是变动,他会很害怕;第三,要有一个很好的预期,要让人感觉到放心。 用老百姓的话说,意思就是: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要彻底对民营企业放开;反过来,对不起,国有经济不要进入民营企业已经存在的领域去。“竞争中性”是用来骗鬼的。而且外资怎么可能和内资完全平等呢?这不是在说梦话吗? 吴校长最后总算在银行保险业的论坛上说到了金融问题。 中国金融改革的短期目标相对的稳定,因为我们必须要把基础打实。像2015年那样一口气走下去,恐怕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夯实我们的法制基础和夯实契约,同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实施竞争中性的原则,这样我们的经济才会企稳,CPI就会下来,这样就会避免滞胀。 吴校长把通货膨胀完全归结为货币现象,这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条之一。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0%,其中猪肉对CPI的拉动是1.65个百分点,贡献率是55%。吴校长认为猪肉涨价是货币现象吗?是金融问题吗?是猪肉产业缺乏竞争吗?是生猪养殖业对民营经济不开放或者有政策限制吗?显然都不是。 中国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各种论坛、会议,往往最后都沦为贩卖各种坑蒙拐骗私货的场合,各种专家、学者、权威,纷纷妖言惑众,瞎胡扯。不过这样也有一点好,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人的真面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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