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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4-17 09:38:58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恽仁祥 - 小 + 大
恽仁祥：彻底批判“邓氏”《决议》 （作者按：这是本人发表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的文革》一书中的有关内容。针对右派分子王蒙、“洋文人特色政治局委员”某人以及“人民”日报发表的“任平”、“单仁平”等用“邓氏”《决议》吓人，恶意歪曲事实、诽谤文革，攻击习近平代表中央宣布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行为，经略加修改，有重新发表的必要。但我决不学文痞们靠扣帽子、打棍子等空口号等唬人。而严格学习毛主席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邓小平篡权后，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手操控下泡制的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以下称“邓氏”《决议》)，是一篇反马列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这40年，由于在“邓氏”《决议》的框架内，而制定的内政、外交，造成了党变修、国変色，飞船上天而红旗落地，而极端腐败的现实，足以证明“邓氏”《决议》的反动性。 一． “邓氏”《决议》背叛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 “邓氏”《决议》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主席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主席思想的轨道，…”。 “邓氏”《决议》说：“(毛主席)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主席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主席同志年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我国国民经济虽然…，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 “邓氏”《决议》一方面说：“毛主席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主席思想的轨道，…”。但“邓氏”《决议》又讲了毛主席领导的32年在内政外交取得的伟大成就(注：其中大多在“文革”期)，这些成就的取得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这一结论，准确无误地否定了“邓氏”《决议》中“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这一谬论。 前面介绍的“邓氏”《决议》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关于毛主席的这段英明论述，邓小平自己选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就作出了明确的答案：“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还有：2008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通过视频向全世界所播放的关于“政令难出中南海”。加上当今民间谚语：“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不正最有力的证明，毛主席尤其从1956年后，凭亲历、亲见党内存在的严重的走资复辟反动势力的估计，非常准确、客观，无任何偏见。 “邓氏”《决议》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关于党内有沒有走资派、有沒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前面已作为专题作了论述。结论是肯定的。 仅就以上这些重要问题，已足以说明“邓氏”《决议》中这些论点，都出于邓小平一人之口，而且都涉及他本人的利害关系。他不是以客观存在为依据，而是以个人得失为准绳，判断事物的是与非。而且，“邓氏”《决议》本身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邓氏”《决议》背叛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了邓小平主观唯心论的产物。“邓氏”《决议》中许多内容，更突岀暴露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有利自己的就拔高为“马列主义”，不利自己的就贬为“反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存在决定意识。而“邓氏”《决议》对从农村合作化直至文化大革命十多年共产党的三大革命运动的评判，都是以个别人的主观意志、甚至是出于个人好、恶，作为判定事物的标准。例如邓小平最讨厌、最反对说党内有走资派，因为这同他个人利害关系特别相关。因此他不仅沒有尊重事实，改造自己，反而用“永不翻案”假检讨，欺骗党和人民。当他阴谋篡权后，无视客观存在，以个人的权势，用主观唯心论，否定党内有走资派，为个人翻案。前面一再提到的党内有没有走资派、有沒有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在前面已作了详细论述，在此不重复。无数事例，充分证明党内不仅有走资派，虽人不多，且势力强大，以至(1976年10月6日)一举走资派政变成功，高速复辟了封、资、修大杂烩的资本主义，并成了帝国主义半殖民地。从此，一伙走资泒，进一步蜕化为叛党集团。 毛主席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发现、并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这一论断，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尤其是这30年走资派的充分表演，使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中国，让一伙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人物走资派糟蹋成腐败不堪、对内血腥镇压人民、对外投降卖国。劳动人民又吃二边苦、又受二茬罪。更进一步证明：毛主席这一理论的正确、伟大。 然而，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华萊士提问他每天工作几小时说：“每天工作两小时”。(参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2018页)；李先念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现在赵紫阳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打桥牌，我还有什么好讲的。几天前我去见邓小平，我讲话他在牌桌上，头都不回，我慎重地说：小平同志，我是来向你汇报工作的！他才转过身来，这样我还有什么好讲呢？”(参见东西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社《邓小平最后岁月》第22页)；“邓小平鬼书武侠爱好者，邓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注：参见2008年11月28日“文化艺术报”第2版)；另外，邓小平在自我检讨材料中也承认，在战争年代，在战斗紧要关头托词跑掉了。一个不好好上班而泡在牌桌上、不读马列的书而读鬼书、打仗逃跑的邓小平，竟自称懂得马列ABC，而妄谈马列，妄图同毛主席比高低。世上还真有如此不知廉耻的。黄克诚同志说得好：“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黄克诚同志1980年11月27日发表的“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主席思想的态度问题”，高度评价毛主席的文章，尽管其中对“文革”的表述本人不认同外，但文章的中心内容是客观、公正的。他当时发表这篇文章和讲话，谁都明白是针对邓小平和邓小平泡制的“邓氏”《决议》贬低毛主席，为自己翻案、大树特树自己而发表的。可以说是邓小平篡权后，党内第一篇最有分量的讨邓檄文，在党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后来出版的黄克诚同志的这篇文章，把我上面引用的这段话，被文痞删掉了。邓小平用主观唯心论，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唯物论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伟大真理，同马列主义的任何理论一样，都会遭到邓小平这类形形式式的修正主义者的顽强反对。从而真理将更加伟大，修正主义更加丑恶，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黄克诚同志在文中以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告诫邓小平一伙轻薄地评论毛主席，结果只能是自己身败名裂；而无损毛主席半根毫毛，将流芳百世。 二． 否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斗争 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这也是鉴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比较直观的方法。“邓氏”《决议》鼓吹：“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抓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这里的“主要任务”，实质是唯一任务，阶级斗争沒有了。自“邓氏”《决议》公布至今，不仅从实践到各类宣传，阶级斗争不见了，而且成了走资派攻击毛主席“极左”的把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可以概括地说，就是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人类的整个活动，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生产力；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生产关系。整个人类历史，生产力始终不断向前发展；而生产关系基本上阻碍生产力发展，只有当新生的革命力量，推翻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反动的力量后，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这之后一较短历史时期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甚至对生产力发展有推动作用。但很快新的生产关系又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后再有更新的进步力量革命，……。这一由新的剥削统治阶级代替旧的剥削统治阶级，这样周而复始，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来经常见到的“周期律”的全部内容。马列主义认为只有无产价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才能、应该能防止这个“周期律”，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促其始终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阻碍生产力发展，处理得好还对生产力发展有促进作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即避免“周期律”的重演。所以，《共产党宣言》、“歌际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都一致强调无产阶级要为消灭剥削和压迫而斗争。说白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斗争的目的，主要就是调节生产关系，防止重蹈历史“周期律”。“邓氏”《决议》说，经过土改、对工商业等社会主义改造，阶级不存在了。但是“决义”不承认这些人还在，心不死；更有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混进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还存在。谁胜谁负的问题，并不有解决。 然而“邓氏”《决议》胡诌合作化等违背八大路线：“落后的生产力，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否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否定阶级的存在。这是“邓氏”《决议》赤裸裸的反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谬论。 邓小平的所谓八大路线，即指1956年9月，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抓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 本人翻阅了有关一些资料，发表了“评邓小平‘恢复八大路线”的文章。经查实，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上述这段文字，是临开会前约40分钟，刘少奇、邓小平未经大会主席团审议、未经毛主席审阅，而私自塞进去的私货。然而，起草该八大决议的禾乔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为迎合邓小平，而编造了八大决议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同意”的谎言，掩盖了刘、邓塞进的私货这一历史真相。慌言编造得十分离奇：“禾乔木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人去找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40分钟内，不仅找了两位领导审阅，康生还拿岀了修改意见，毛主席还“琢磨了半天”，再打印出来，再送到离中南海约数公里的政协礼堂，在大会上宣读，40分钟内干这么多事、而且转这么大圈子。不仅仅从有限的40分钟干这么多事，几近神话，无法解释，太不合情理。而且一个职业最高层秘书岀身的禾乔木对如此重大事，竟拿不出毛主席、康生阅后谈话记录或亲笔批示；还无任何旁证，似乎毛主席、康生都孤独而居、旁若无人，合逻辑吗？。 陈伯达：“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沒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沒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主席看过，就印发大会了”。(原文注：根据档案记载，毛主席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主席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小时<注：仅40分钟>)、“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主席传》上册第537页)。 1967年11月5日，毛主席：“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参见远方出版社《高层政坛恩怨》第28页)。 从上可见，邓小平高举了好多年“八大路线”，直至他两腿一伸去见了赫鲁晓夫，事实上是他和刘少奇塞进的违反八大路线的私货。 从理论上，人类历史上，至今沒有出现过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到了让生产力赶不上的程度。刘、邓在1958年大跃进也只是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和搞以县为单位的全民所有制大公社，但很快就被毛主席、中央否定了。何况刘、邓这些冒进还是1956年八大以后两年的事，同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毫不相干。 1956年召开八大时，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农村搞初级社，即中央推广山西省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所谓初级社，即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土地、大型农具、耕畜入股参加分红(占分红百分之几的比例)，主要按劳动工分多寡分红。既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原则，又照顾了入股的土地、农具、耕畜等获得一定报酬。农村这一新型生产关系，尽管中华民族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是一新鲜事物；但充其量仅比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略进了一步，何谈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无中生有，客观不存在的事。 如果再看看邓小平篡权后贯彻他创造的“八大路线”的情况： 在农村以安徽小岗村为“典型”，解散人民公社而分田到户单干，不到5年，小岗村两极分化十分严重，那个叫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分田单干的积极分子、原生产队干部，贪污10来万，发家致富；大多农户欠了债，少数又打起凤阳花鼓讨饭。即便从省内、外无偿调进约2000多万人民币，平均每户约100多万，如此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虽已远超过刘、邓在1958年大跃进刮的“共产风”，但并沒有能挽救小岗村分田单干以失败告终的命运。 又如邓小平树造的广东深圳特区这个城镇反面典型，大量文章揭露了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一平二调“共产风”制造的这个典型，就是当前充分暴露的深圳富士康公司那种反动官僚独霸一方的最腐败、反动的场所。任从容同志在“陈云薄一波等中顾委老干部有先见之明”中说：“就在解散顾问委员会以后，中央下发了一个有损顾委形象的文件，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内容大意是：中央组织了顾问委员会成员到深圳特区去参观，以展示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没想适得其反，这些人参观后，回到北京，在讨论会上许多人放声痛哭，资本家在深圳都神气起来，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资本主义已经在深圳复辟了，一推广，全国以后都会成为这个样子，我们几十年的流血奋斗，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吗？他们的言论受到x公的痛批‘政权不还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吗，公有制经济不还占主体地位吗。’‘于是决定撤销顾问委员会，叫你发牢骚都没地方发。”而事实是，委员们看深圳复辟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气愤难消，怕他们在顾问的位置上，把深圳的反动、腐败公诸于众，邓撤销了中顾委。而并非是：“据官方文献报道，中央是应顾问委员们的要求于1992年解散了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完成了新老干部交替的伟大历史使命，光荣的自动解散”。发生在深圳这些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八大路线”的反动性，而且证明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还十分尖锐。 与这些相对应的是：顶住了“邓氏”《决议》和分田单干妖风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坚持了人民公社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尤其是南街村，至今几十年如一日，高唱东方红，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明灯。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养、少有所学，人们富裕、幸福。找不到那些分田单干的地方发生的那些不可言状的腐败、堕落、吃喝嫖睹、黑社会等一切污泥浊水泛滥的问题。正如华西村吴仁宝同志所说：在分田单干的地方，“一个党支部，顶不上一个巫婆”。所以我曾经发表发章说：邓小平分田单干对农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损失，在50年内，赶不上当今南街村、华西村的水平，何况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总装备部有的领导称：国防科技落后西方国家50年。 可见，邓小平以不经八大主席团讨论通过、不经毛主席审阅，而塞进私货：“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抓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而作为否定“文革”以及1956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整个这段历史的路线，而成了“邓氏”《决议》及其后邓小平们高举的所谓八大路线。不仅在哲学上是反马列主义的主观唯心论；而且叛卖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理论；同时邓小平自己的实践，更证明了他的“八大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三． 决议”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百岀 “邓氏”《决议》，即便是文字表述上，也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百出。所以，有的同志就用“邓氏”《决议》内的一些话，就可以批判、否定“邓氏”《决议》的几乎全部的论点。这些同志用“邓氏”《决议》之茅，射“邓氏”《决议》之的几篇好文章发表后，只见许多同志表示赞许，而沒有看到一个人能予反驳的。这说明“邓氏”《决议》逻辑混乱到了何等地步。前面己例举了用“邓氏”《决议》批判“邓氏”《决议》的两个例子，现再举一例：“邓氏”《决议》把“文革”说成一无是处，即全盘否定。但邓小平又不只一次承认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这就说明“文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便说“文革”出了多少问题，但也仅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又如“邓氏”《决议》又说“文革”在内政、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又要把“文革”说成一无是处的一场“内乱”。通篇的逻辑混乱，决不是文字表述或水平问题。邓小平网罗来按他意图执笔的，是党内“最权威”的文人禾乔木之辈。其所以搞成了通篇逻辑混乱的如此劣作，主要是手中无真理，而要乞求主观唯心编造出“理论”来否定推翻不倒的真理。其结果就只能是逻辑混乱，不用批驳，它自身就把它批倒、批臭了。这也是这30年来，一些走资派、文痞们克服不了的通病。 四． “邓氏”《决议》践踏了党的组织原则 “邓氏”《决议》全盘否定“文革”的主要论点，几乎都出自邓小平一人之口。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世时，中央对刘、邓所作结论。例如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而这些结论，邓小平曾一再“检讨”并一再表示“永不翻案”。然而，对这些已作结论的东西，从党章规定，邓小平有权提岀复议、复查，但也必须说明为什么要推翻自己原来承认并一再作了检讨过的问题。至今沒有看到邓小平有这方面的说明。再则，不仅共产党，即便封建王朝，也有当事人的回避制度，包括与当事人的事件有牵连的人都该回避。而邓小平不仅沒有回避，反而超赿权限，自己操控下作岀名义是“中央”关于若干问题“邓氏”《决议》，实为自己翻案。这是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的。仅就这一点，不仅“邓氏”《决议》是无效的，而应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否则，不足以教育广大党员包括主要责任人在内。我这个意见，不仅在媒体公开发表了，还在一定范围多次争求意见，都一致表示赞同，还有长时间全体鼓掌表示支持的。可见，“邓氏”《决议》的非法通过，是我们党的耻辱。作为全党行动的“准则”，更是荒唐。 邓小平以自己伪造的“八大路线”后，相继提岀了被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概括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四只鸡”，即所谓邓小平理论，这本身就是讽刺。一个号称几千万党员的执政党、一个十多亿人民的有千年文明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能如此可笑的把所谓这些邓小平理论作为建设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指鹿为马到了如此极端昏庸的地步。结果不仅“四个现代化”不见了影子，社会正整倒退了几十年。但还不甘心，而提出了“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公开同他们自己制定的党章、宪法唱对台戏。唱到了卖光国企、卖土地，甚至卖人。谁要不赞同“不争论”、“不无条件同中央保持一致”，就用30万军队，坦克、大炮开到天安门广场武装镇压成血流成河。邓小平的“八大路线”、“邓小平理论”，就这样折腾到了几千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失业，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死了也火葬不起。而一小撮反动官僚资本家，靠权钱交易等不法手段，暴富为几百亿家产的反动资本家；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邓氏”《决议》对“文革”的全盘否定，还掩盖了邓小平一伙早在1964年就成立了中央以彭真为首的“文革小组”。如果不是毛主席健在，按刘、邓的路线搞文革，不仅如前面介绍的他们搞的50多天的文化复辟运动，在26所高校就把一万多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在他们篡权后的“后文革”，遭他们迫害的干部、群众达4千万以上。而且，在“5.16通知”发布后仅七天，刘少奇就召开批斗朱老总的会。把朱老总作为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无情批斗，制造假象，似乎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指的培养为接班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朱老总，这伙人转移斗争目标真到了机关算尽。如果再联系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们在“文革”期制造的青海大屠杀、湖南道县大屠杀案、武汉大屠杀案等等，以及用箩筐把罗瑞卿同志抬出来批斗，整死了工办赵尔陆同志，还唆使一些爪牙要把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同志烧、烧焦，更惨重的是他们在1983年开始的严打运动(注：这是邓小平清理“文革”“残余”的运动)，把马路上撒尿、公园谈恋爱的20来岁的小青年，定为“流氓罪”判处死刑，有人揭发整个运动重判、屠杀了500多万人。更恶劣的是哪个公安机关乱抓乱编造罪行造成被错杀害的人多，还评功论奖。另外，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还纵容子女绑架老干部等…暴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伤心病狂地迫害老干部，残酷镇压各级干部和群众，累计在数千万之众。但邓小平采取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全盘否定“文革”，紧接着为走资派、“四类分子”平反、摘帽。掩盖了他们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恶，手段的恶劣，证明其目的的卑鄙。 “邓氏”《决议》对党的腐蚀、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对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疯狂的歪曲和篡改，到了伤心病狂的地步。苏联赫鲁道夫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最终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变修、瓦解。而邓小平的“邓氏”《决议》，已被证明比赫鲁晓夫的“秘秘报告”还“秘密报告”，共产党腐败变修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鉄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40年究竟怎么样？同志们己发表了大量揭露其罪恶的文章、即便每天的新闻媒体披露的人世间罕见各类惊心动魄的乌七八糟的案件，就足以证明“改革开放”已把好端端一个受各国赞颂的社会主义国家，糟蹋得腐败不勘的集封资修大成的最腐败的社会。我把它归纳为“四大发明”：妓女产业化、腐败官员集体化、拐卖撞骗商业化、封资修一体化。造成了农业、工业、文教卫生、政治、经济、外交等全面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无产阶级不彻底批判和肃清“邓氏”《决议》的流毒，将贻害无穷。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华势力、卖国集团里应外合合围中国的现实，亡党、亡国己不再是杞人忧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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